網絡文化網絡傳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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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絡文化生態失衡導致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現象

(一)責任文化缺失導致的網絡輿論語言暴力現象

當前的網絡文化生態缺少責任文化，網絡傳播者缺乏責任意識。而且網絡傳播者規模龐雜，社會缺乏對網絡傳播者的追責機制。因此，網民在圍觀網絡事件時，經常罔顧事實，從個人立場出發去評價和再次傳播網絡事件，從而產生諸多網絡謠言和網絡輿論語言暴力現象。2013年2月至9月，李某(某軍旅歌唱家之子)輪奸案由于李某“星二代”、“富二代”的特殊身份而受到網民極大的關注。事件被披露上網后，國內各大網站幾乎都在轉載傳統媒體對這一事件的追蹤報道。而與事件相關的微博被網民轉發、評論達幾十萬次。在這些網絡轉發和評論中，有一些是不法分子為圖私利惡意散播的謠言。但更多的是網民因為盲從而進行的非本意行為。網絡轉發和評論的便捷性，以及社會缺乏對網絡傳播者的追責機制，這種盲從導致網絡謠言大量傳播、網絡輿論完全倒向受害者一方，形成不公正、不客觀的網絡語言暴力現象。整個網絡輿論開始討伐李某的罪行以及李某父母家庭教育的失敗。李父讓童年時的李某在身上騎大馬的視頻被網民挖掘出來，并被作為攻擊李父溺愛兒子的證據。這時網絡公知楊瀾“勞教對孩子的懲罰過重，李某可能被貼上壞孩子的標簽”、記者李蒙“請網絡暴民不要傷害未成年人”等等公正、客觀言論都被歪曲為替李某說情、為李家利益代言。

(二)急功近利文化盛行導致的網絡炫耀式傳播現象

中國社會經過改革開放后這30幾年的迅猛發展，催生了一個先富裕起來的社會階層。這個富裕階層的創業者大多數是通過刻苦拼搏、勤儉節約來積攢起財富。但刻苦努力的創業者由于工作繁忙對子女疏于管教，并將自己的財富任憑子女隨意揮霍。他們的子女形成了中國社會一個獨特的“富二代”群體。還有一個群體，在法律體系還不健全的情況下，通過投機鉆營、違法犯罪等手段一夜暴富，他們是中國社會的“暴發戶”群體。這些“富二代”和“暴發戶”的大量出現在社會上催生了一種急功近利的文化現象。他們在急功近利文化的影響下，熱衷于在網絡上將自己奢侈的生活方式進行炫耀式傳播，以此來獲得成就感和滿足感，或者實現一夜成名的愿望。聲稱“月薪三千元以下者都是下等人”的“雅閣女”、用大疊百元人民幣來點煙的“小龍少爺”、天涯論壇上易燁卿與北緯“比富”的論戰等等現象，都是近年來中國社會急功近利文化在網絡上盛行所產生的炫耀式傳播現象。

(三)弱勢群體文化壓抑導致網絡傳播中的逆反文化現象

網絡文化生態中，弱勢群體由于在現實生活中承受著經濟和精神的雙重壓力，其社會地位決定著其在現實生活中缺少話語權。而網絡是個相對公平的平臺，來自任何群體的個人都能夠在這個平臺上表達自己的觀點，因此網絡成為弱勢群體宣泄情緒、表達意見的最重要窗口。但是主流社會掌握的主流網絡平臺對弱勢群體關注不足，并且將弱勢群體描繪成較為負面的形象，如城市流浪漢、城市不穩定因素、不講衛生群體等等。弱勢群體在現實生活和網絡環境中的雙重壓抑，導致他們在參與網絡傳播時經常表現出一種逆反的心態，以反傳統、反主流的方式來宣泄壓抑的情感，比如刻意通過網絡展示自己的自戀和自大，或者極力追捧這種炒作行為。近幾年網絡傳播中出現的“芙蓉姐姐”、“鳳姐”現象，主要是由這種逆反心態推動的。“芙蓉姐姐”、“鳳姐”等借助網絡炒作而走紅的人幾乎都來自草根階層，他們以不雅照、反傳統、反主流的言行等方式，在網絡上吸引到了眾多的支持者。這些支持者多數也是和“芙蓉姐姐”、“鳳姐”一樣的長相一般、社會地位較低的草根階層。他們認為這些網絡紅人說出了他們不敢說的話、做出了他們不敢做的事，代替他們宣泄了內心的壓抑和對社會的不滿。

(四)虛假文化泛濫導致網絡傳播信任危機

由于網絡的虛擬性，網民在網絡上的言行缺乏有效的他律機制，網絡文化中充斥著各種虛假信息，時有網絡詐騙案件被報道出來。再加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的造假事件和腐敗案件，經過新聞媒體報道后在網絡上迅速發酵。這些信息在網絡上的大勢傳播，形成了虛假文化泛濫的趨勢，從而導致網絡傳播的信任危機。2011年6月郭美美在新浪微博上以“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虛假身份進行注冊，并在此其豪宅、名車、名包等照片進行炫富。中國紅十字會隨后立即召開新聞會對有關郭美美的一系列傳言進行澄清，相關澄清內容也被各大網站轉載，并被眾多網民轉發。但是這些澄清信息的傳播，并沒有讓中國紅十字會重建公信力，2012年的募捐總額比2011年減少1.5億元。不僅如此，郭美美事件在網絡上各種社交平臺和新媒體平臺不斷發酵，國內其他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機構也受到了這場網絡傳播帶來的信任危機的沖擊，多數官方慈善機構當年募捐數額明顯下降。如上所述，網絡文化生態的失衡以網絡傳播的各種倫理失范現象表現出來，而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現象的廣泛存在又將破壞原有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的平衡關系，形成網絡文化生態失衡與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惡性循環狀態。當網絡傳播倫理規范化，網絡文化生態更易于處于穩態，網絡上各個人類群體的活動、以網絡為載體的各種文化種群，以及各種經濟政治活動，將會更加有序、協調、可持續地發展。反之，當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網絡文化生態系統內部各人類群體將會根據自己的利益過度侵占網絡內各種信息資源，或有害信息，進而侵占更多現實社會中的物質和能量資源，從而導致弱勢人類群體因信息短缺、混亂而造成所占有的物質和能量資源大量損失。弱勢人類群體在現實生活中的物質和能量損失又將反饋到網絡上，造成網絡文化生態進一步失衡。這種惡性循環將會對網絡文化產生極大破壞，導致網絡信息傳播的混亂，進而破壞整個國家的治理秩序和社會經濟建設。因此，我們必須保護網絡文化生態平衡，保障網絡傳播倫理規范。

二、保護網絡文化生態平衡，保障網絡傳播倫理規范

當前我國正在大力推進國家的信息化，即在農業、工業、科學技術、國防和社會生活全面應用信息技術，深入開發、廣泛運用信息資源，加快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互聯網絡是現代社會最為重要的信息傳輸平臺，各種信息在網絡上的存在形成了各種文化，這些文化構成文化生態;同時，信息的傳遞產生了各種網絡倫理問題。網絡倫理的規范化和網絡文化生態的動態平衡是國家信息化的重要保障。如前文所述，網絡文化生態平衡主要依賴于網絡文化生態系統的自調節機制，這個機制主要表現為系統的反饋機制。反饋是控制論的重要概念，是指系統的輸出返回到輸入端，與原輸入值進行比較后對原輸入值進行修正，從而調整系統運行狀態和功能的過程。依據輸出值對輸入值的修正情況來劃分，反饋可分為負反饋和正反饋。正反饋時常會導致原有系統的劇烈震蕩，因此網絡文化生態系統維持穩態需要足夠且有效的負反饋。這種負反饋主要表現為網絡信息傳播過程中，信息接受者對信息者的負反饋。我們應當遵循網絡文化生態自調節機制，通過保障自調節機制來實現網絡文化生態平衡，進而促進網絡倫理規范的遵守。

(一)推動網絡文化多樣發展，保障網絡文化生態自我調適

在自然生態系統中，生物的多樣性可以增加生態系統中食物鏈的環節數，可以讓食物鏈網更加龐大和復雜，從而讓生態系統內部物質、能量和信息的傳遞途徑更加多元，讓生態系統的自調節機制更加強健。多元化的傳遞路徑可以有效規避部分食物鏈出現斷裂而帶來的傳遞中斷，維持較高的自調節能力，保障生態系統內部的動態平衡。與自然生態系統類似，網絡文化生態系統自我調節機制發揮作用的重要基礎是網絡文化的多樣性。網絡文化的多樣性，讓網絡主體———即人類，有更加豐富的思想來源和精神資源，從而使文化信息的生產、傳遞和消費有了更多的“食物鏈”，網絡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將更為復雜，網絡文化生態將有更多自我調節的空間和余地，更有利于網絡文化生態的平衡和穩定。網絡文化的多樣發展，可以讓網絡信息傳播的內容更加充裕、傳遞途徑更加多元、消費選擇更加豐富、反饋機制更加敏銳。因此推動網絡文化的多樣發展，可以有效保障網絡文化生態的自我調適，維持網絡文化生態平衡。與此同時，網絡文化的多樣發展帶來的信息的多元傳播和平等接收，也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網絡傳播中存在的道德沖突和信息不對稱問題，進而促進網絡傳播倫理規范得以遵守。

(二)鞏固優秀傳統文化的網絡主體文化生態位，以傳統美德促倫理規范遵守

網絡文化的多樣發展，有利于網絡文化生態的自我調適，是網絡生態平穩運行的重要保障。但是，網絡文化的多樣發展不等于網絡中各種文化的平等發展或同時發展。網絡文化生態中存在多個生態位，每個文化物種都在屬于自己的生態位當中自主發展。不同的生態位決定著各種群對物質、能量和信息等資源的占有程度的不同。因此處于不同生態位的文化物種會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促進，形成互惠、競爭、共生、寄生等各種生態關系。“中華文化以儒家文化為本源，歷經兩千余年的發展和積淀，形成了豐厚的文化底蘊，尤其在倫理層面。重恥辱而輕罪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尚團體而棄個人的倫理觀念，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6］中華傳統文化是全體中國人的寶貴資產，也是激勵一代代中國人艱苦奮斗建設美好家園的動力源泉，更是當代中國網絡文化的主體文化。我們應當鞏固中華傳統文化在網絡文化生態中的主體文化生態位，讓中華傳統文化在網絡中與國內各地域文化、來自西方的外來文化的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讓中華傳統文化在網絡中涵化地域文化和外來文化，讓“重恥辱而輕罪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尚團體而棄個人”等中華傳統倫理美德成為網絡倫理的主要內容，從而促進網絡倫理的自覺遵守。

(三)適應網絡文化進化要求，保障網絡傳播倫理可持續發展

和社會文化其他文化種群一樣，網絡文化也會跟隨科技進步、經濟發展、社會政治變遷而出現文化變遷和文化進化。早在19世紀中期，斯賓塞、泰勒和摩爾根開始將生物進化思想應用到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領域，解釋社會生活領域發生的一切變異現象。他們被稱為古典文化進化論學派。20世紀30年代以后，西方文化學研究發展出了一個新進化論學派，該學派以懷特、斯圖爾德、塞維斯和薩林斯等人為代表。懷特提出了普遍進化論，斯圖爾德提出了多線進化論并開辟了文化生態學研究領域，塞維斯和薩林斯提出了文化進化的“二律背反”理論。［7］根據塞維斯和薩林斯的理論，文化在適應的過程中同時出現創造和保守兩種特性，從而產生文化進化過程中的種系間斷和區域間斷現象。因此，網絡文化的進化過程不會是連續的、單向的過程，而是網絡環境中因不同文化種群的強弱勢生態位不同，而產生抑制與反抑制、同化與反同化的過程，是間斷式、多線式進行的過程

作者：黃明波 沈文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