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傳播與受眾主觀幸福感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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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交網絡傳播逐漸成為互聯網媒介時代受眾進行數字化生存的重要傳播方式。人們使用社交網絡進行社交（對話）、信息的生產與分配、自我展示從而獲得相應的社會支持，從而提升自我的肯定性情緒，最終達到提升主觀幸福感的目的。但是互聯網媒介既能提供數字化的機遇，也能提供數字化的威脅，正確認知互聯網媒介的屬性，合理地、健康地使用社交媒介，才能在人與媒介“同構”的良性互動之中，增強提升自身主觀幸福感的能力。因此，本文從考察社交媒介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入手，分析使用社交媒體傳播過程之中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所在，最終提出明確互聯網時代社交媒體傳播的雙重屬性——機遇與危機并存，確實地提升數字化生存的能力，提高受眾媒介素養才能從根本上增強提升主觀幸福的能力。

關鍵詞：社交網絡傳播 主觀幸福感 娛樂傳播 數字化威脅 技術性想象

一、社交媒體傳播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

社交媒體傳播指的是依托互聯網媒介，通過社交服務平臺（例如微信、微博等）而進行的傳播行為，并且社交媒體傳播的重要內容是娛樂傳播。傳播學領域的娛樂傳播指的是人們為了轉換心情或者恢復元氣等，通過休閑活動（游戲）等而刺激相關的信息交換活動。[2]這與賴特指出的大眾傳媒的“四功能說”之中的“提供娛樂功能”是一致的。所以人們使用社交媒體的重要原因是其能夠提供娛樂，滿足人們對娛樂休閑的期待。因為休閑可以看作是一種精神狀態，與個人的主觀意識有關，是以個人的期待、感情、價值以及過去經驗為基礎的個人的主觀性意圖的體現。[3]那么，人們通過社交媒體傳播所獲得的對娛樂休閑的滿足便是一種主觀的情緒性情感的滿足。據此，社交媒體傳播便可以與人們的主觀幸福感構建關系。主觀幸福感的研究興起于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而中國相關的研究則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中后期。對主觀幸福感的定義也呈現一種“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狀態，但是一般來講主觀幸福感的界定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主觀幸福感是個人對主觀情感滿意度的界定，體現在個人對其生活質量的主觀評價。其次，影響主觀幸福感判定的重要因素是個人對生活所具有的期待程度以及現實生活能否達到人們期待的程度所決定的。最后，個人的價值觀以及個人所期待要得到社會性支持也是影響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因素。[4]由此可見，受眾主觀幸福感提升的影響因素主要在于受眾個人。那么受眾的媒介使用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則可以從受眾的媒介使用對受眾個人的影響上來分析。特別是社交媒體的使用主要在于滿足受眾對娛樂傳播的期待，通過娛樂傳播使媒介的使用與受眾個體的滿足在“同構”過程之中達到某種平衡。根據媒介的使用和滿足理論，媒介的使用者為了滿足多樣化的社會心理要求而使用媒介，所以媒介使用者的使用動機就存在差異性。從社交媒體的使用動機來看，大體可以分為社交目的、自我展示目的、信息獲取目的，以及娛樂休閑等目的。[5]但是這些動機在本質上就是為了追求一種關系的確立。即彭蘭所認為的互聯網的不斷進化就是“連接的不斷演進”，而社交媒體的出現就是一種“關系連接”的演進。[6]這種關系的演進不但是媒介技術的不斷進化，也是人與媒介、人與人關系的不斷變化。如果說使用微博所建立的關系是一種弱聯系關系的話，那么使用微信所建立的關系就可以稱之為一種強聯系關系。因為微博上的聯系往往是與陌生人（不是建立在線下關系的基礎之上）建立的聯系，而微信上的聯系是一種主要以現實關系為基礎而建立的聯系。線上的這種關系的維系與線下的關系維系相似，共同構成了互聯網社會的社會關系體系，而在互聯網社會之中，通過社交性媒介建立、維系以及擴張這種關系是使用社交媒介的主要目的。[7]而維系這種社會性關系能夠滿足人們表現自我，并主動構建人際關系的需求，能夠滿足人們們從朋友那里得到“社會支持（為了得到社會性支持而公開自己的信息）”[8]的需求。即通過社交媒體確立并發展起來的媒介性關系，有助于人們從社交媒體朋友那里獲得相應的肯定性支持，由此產生自信、熱情與愉悅的肯定性情緒。因為，幸福就是與主觀性地認為自己的生活有多好的情緒性情感有關。[9]這種肯定性情緒如果戰勝那種罪惡感、神經質、感傷的否定性情緒，那么獲得的便是主觀性的幸福感。所以說社交媒體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提升人們的主觀幸福感的。綜上所述，本文認為人們使用社交媒體能夠獲得相應的主觀幸福感的提升。而主觀幸福感的提升在于人們使用社交媒體與獲得的相應的主觀期待是否得到滿足。本文認為人們使用社交媒體所要期待的滿足如下：一是社會交流、對話（dialogical）的滿足。通過社交媒體建立起來的社會交流能夠促進人們的媒介性聯系的確立，從而通過信息的生產與分配從而獲得相應的生產性的滿足。即確立了互聯網時代受眾的主體性——作為信息生產的受眾不再是信息的被動接受者，不再是信息的“旁觀者”，而是以信息主體（主人）的身份創造信息、分配信息，通過對話的展開從而使一種獨立性的自律性主體性的確立成為可能；二是自我展示（self-disclosure）的滿足。通過自我展示希冀得到的是一種肯定性的社會支持。通過水平式的對話，在輕松的娛樂性行為之中主動地“公開”自己的信息，其目的是通過自我展示而從社交媒體朋友那里得到相應的肯定性的支持，從而可以滿足自己對自信、熱情以及愉悅性的肯定性情緒的渴求，最終提升個人的主觀幸福感。

二、制約主觀幸福感提升的社交媒體傳播因素

通過社交媒體傳播，受眾的目的是為了通過社會交流、對話來展示自我從而主動構建屬于自己的社會關系網，然后在自己構建的社會關系網之中，通過實現某種“平衡”而達到獲得肯定性的情緒的目的，從而提升個人主觀性的幸福感。但是在實際的傳播之中，主觀幸福感的提升卻存在很多的制約性因素。這些制約因素擾亂“平衡”，破壞人們主觀幸福感的確立。

（一）數字化威脅（digital risk）誘發否定性情緒，制約主觀幸福感的提升

人們都有將思想、感覺、經驗等個人性信息展示給他人的需求。[10]其目的是通過自我展示，希冀他人能夠了解自己從而獲得他人的肯定，即得到所謂的社會性支持，從而緩解自身壓力，獲得心理上的安定，最終達到提升自我主觀幸福感的目的。但是過度的自我展示，卻隱含過度曝光個人隱私的隱患。特別是在互聯網隱私保護機制還不健全的環境下，“個人信息遺忘權利”機制，即個人有權利將自己的言論從網絡后臺徹底清除的權利機制尚未確立。所以向社交媒體朋友展示自己而提供個人信息，通過“以誠相待”期待能夠獲得相應的肯定性情緒，這樣過度的信息暴露卻埋下招致否定性情緒的隱患。比如，“low君熱劇”這種互聯網短視頻制作類節目，本來是通過互聯網的“公開、分享”特性，是依靠互聯網雙向對話功能來進行社交以及自我展示，為的是獲得相應的社會性支持，從而獲得主觀性的愉悅。所以“low君”本人在每期的節目之后都通過“喜歡我你就轉發我，有話說你特別推薦——受眾研究就評論我，都不干你就點個贊”這種對話式的啟發來引導受眾進行對話。而正常的對話交流“轉發、評論、點贊”等等都可以提升“low君”的自我滿足從而提升其個人主觀幸福感。但是，“惡性評論”的存在，即互聯網平等外衣之下所隱藏的“無底線”的“流言、辱罵”性評論帶來的卻是感傷性的否定性情緒。這最終將不利于主觀性幸福感的確立與提升。所以互聯網是一種工具，其不但能給人帶來機遇——提升肯定性情緒，滿足人們對主觀幸福感提升的渴求；同時也能給人來來威脅——誘發否定性情緒，制約主觀幸福感的提升。

（二）數字化生存過度偏重于虛擬化生存，威脅主觀幸福感的“平衡”

數字化生存應該平衡虛擬化的媒介生活與現實的面對面生活。媒介技術的發展，擴張了人類交流的空間，使線上交流空間與線下交流空間并存。但是過度的線上聯系導致線下聯系的弱化，最終呈現出“技術使人類疏遠了”的結果，容易造成文化危機的出現。因為，無論是強聯系關系的微信還是弱關系聯系的微博，其關系的確立都是通過媒介建立的媒介化關系而非線下的面對面直接性交流。并且線上虛擬空間的交流具有超時空特性，使人能夠無時無刻不處于聯系的關系網之中，不但降低了聯系的成本，同時提升了關系確立的機會。即，虛擬空間的關系確立以及維護與現實空間相比更加容易。但是聯系確立得容易，那么斷裂起來也就相對容易，所以網絡空間的關系連接相對地脆弱。一旦這種關系連接出現問題（例如沒有在期待的時間內接收到反饋等），就可能使這種關系破裂。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虛擬空間關系成本的低廉讓人們明白，與線下的關系相比，線上的關系反而更加簡單，不用勞心勞力地去像維護線下關系那樣地去付出，所以人們更愿意沉溺于線上虛擬空間的關系。對于現在的人們來說，作為互聯網的原住民，其與虛擬空間的契合度超乎我們的想象。在網絡上與朋友確立關系的頻度（數量）和強度（聯系頻度）往往會高于現實關系之中的朋友。網絡生活確實已經成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如何正視這種“虛擬化的數字化生存”，是我們應該關注的問題。雖然人們通過社交媒體與朋友進行聯系、對話并且與新的朋友在虛擬空間之中見面，社交媒體使用者能夠體驗更多的紐帶關系，能夠獲得更多的幸福感。[11]但是一旦沉溺于這種虛擬空間的關系所帶來的幸福感，例如，大學生沉迷于虛擬游戲所建立起來的關系，而不能平衡其他重要的人際關系，甚至耽誤學業，最終的結果便是通過社交媒體所獲得的短暫持續性幸福感因為其他環節的影響而變得極其脆弱，甚至崩潰。并且以線上的關系替代線下的關系，或者說線上的關系維系剝奪了線下正常社會關系的構建，讓虛擬的媒介性朋友關系替代線下的面對面的朋友關系，長此以往，不均衡的關系建構最終都會制約主觀幸福感的維系。

三、提升主觀幸福感關鍵在于健康地進行社交媒體傳播

（一）明確數字化威脅的存在，增強抵抗否定性情緒的能力

隨著媒介化社會的深化，人們所行的一切慢慢地都離不開媒介而獨立存在。所以在互聯網社會，明確數字化的存在（digitalbeing）不但能給我們帶來機遇同樣會給我們帶來威脅是十分重要的。數字化的生存要受眾明確數字化媒介的兩面性：一是數字化機遇能夠讓我們同時進行線上和線下的雙重生活，積極地進行線上的數字化虛擬生存是適應媒介技術發展的的必要。并且，合理地進行數字化生存能夠提升受眾個體主觀幸福感。因為，依賴媒介進行社交，特別是通過社交媒體進行自我展示，獲得肯定性的社會支持，是個人利用社交媒體進行娛樂化傳播，提升自我主觀幸福感的重要手段。這是互聯網媒介的發展所帶來的數字化機遇。但是，數字化媒介另外的特性是數字化威脅。即互聯網媒介還處于發展階段，其發展的機制并沒有被完善。特別是有關個人隱私保護的機制。例如，互聯網媒介的使用者沒有“遺忘的權利”。[12]即互聯網的使用者可以利用社交媒介進行信息的生產與分配，進行“轉發、評論、點贊”等對話式行為。但是當互聯網的用戶想要徹底刪除個人在互聯網上留下的“痕跡”的時候，受眾所能刪除的僅僅是表面的“痕跡”，后臺刪除的機制并不能為廣大一般受眾所擁有。因此說，目前互聯網媒介時代的受眾并不具備“遺忘權”。特別是，互聯網上的傳播偏重于感性傳播。在信息主體存在的多樣化，人人都可以在“開放、分享、自由”的社交媒體平臺上進信息生產與傳播，信息的泛濫成為常態。于是，不負責任的信息流行便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存在。然而，這種不負責任信息的流行，不但會對他人造成傷害，影響他人通過社交媒體傳播來提升自己的主觀幸福感，同時最終也可能會傷害到自己，影響到自身主觀幸福感的提升。其結果可以預見的便是，“轉發、評論、點贊”成為一種普遍的、沒有特殊約束的行為，“流言蜚語”、“惡性評論”也相伴產生。比如，由于不負責言論所招致的“人肉搜索”便是互聯網雙刃劍的體現。其造成的傷害已經呈現于世人面前。所以，明確互聯網媒介發展所具有的機遇與危機并存的特性，合理、健康地進行社交媒體傳播，通過增強自身責任感（例如自我言論審查），即使在沒有“遺忘權”的情況下，也能夠做到既不危害他人的主觀幸福感也可以維護自身的主觀幸福感。

（二）合理地進行數字化生存，提升與之相適應的媒介素養能力

在互聯網時代，數字化生存是人們依賴媒介將社會化的生活空間擴展到了虛擬的網絡空間。即人們的生活是線下生活與線上生活并舉，合理地數字化生存應該兼顧網絡生活和實際的社會生活，而非偏重一端，造成失衡。因為過度的網絡生活，即過度地進行媒介化生活而忽視線下的面對面的直接交流，最終會因為線下關系的不穩定擾亂線上的關系；但是只偏重于現實生活而忽視媒介化的生活，則會因為不能適應媒介技術進步帶給人的新的體驗，而與大眾生活脫節。這種不均衡的發展最終都會影響主觀幸福感的確立以及維護。所以社交媒體傳播應該均衡線下生活和線上生活，如此才是提升人們的數字化生存能力的關鍵。同時，這也是提高媒介素養能力的要求之一。媒介素養是一種媒介文化的養成。我們生活在由媒介組成的社會之中。那么文化的發展便離不開媒介的參與。所以互聯網時代的文化是人與媒介“同構”的文化。而不同媒介時代應該具有不同的媒介文化。相應地，不同媒介時代的人們應該具備不同的媒介素養。本雅明認為不同的媒介時代應該有不同的“認知的新任務”（newtasksofapperception）。即在大眾傳媒時代，人們應該像尼爾波茲曼一樣認識到電視媒介的“娛樂至死”的特性，而在互聯網時代，特別是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人們需要認識到在新的媒介技術時代，應該具備相應的“技術性想象能力（Techno-Imagination）”，即利用技術性媒介進行數字化生存的能力，并且也應該認識到技術性媒介所帶來的危害。超越大眾傳媒時代由于文化工業的過度興盛所帶來的文化危機，將娛樂傳播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內，防范其過猶不及。同時，應該明確在互聯網時代“碎片化閱讀”是適應媒介技術發展而出現的新的閱讀方式，是大眾積極適應媒介技術進行自我認知調節的重要表現。但是“碎片化閱讀”并不能完全取代傳統“紙媒”所代表的深度閱讀。因為深度閱讀是形成受眾批判性能力的重要手段，是受眾形成自律性認知主體的重要方法。所以，互聯網時代的受眾應該具備“技術性想象的能力”，應該認清互聯網媒介的本質，從而在“人機同構”的過程之中，實現人與媒介的均衡發展。即杜絕人成為媒介的附庸使人類出現新的異化，從而防止文化危機的再次出現。這正是互聯網媒介時代廣大受眾所需要必備的媒介素養。提升媒介素養，健全自身數字化生存的能力才能掌握通過社交媒介提升主觀幸福感的方法。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互聯網媒介時代，社交媒體傳播成為人們進行數字化生存的重要手段。通過虛擬化的社交，進行信息的生產與分配；通過自我展示，獲得更加廣泛的社會性支持，擴張自己的社會網絡，從而達到提升自身主觀幸福感的目的，是互聯網時代廣大信息主體（特別是社交媒體使用者）使用社交媒介的重要目的。然而社交媒體的使用與主觀幸福感的提升并不是一組正相關的存在，如何使用社交媒體制約著人們主觀幸福感的提升。合理地、健康地使用社交媒體，認清互聯網時代媒介的本質才能夠擁有正確提升主觀幸福感的能力。所以認清互聯網媒介的雙重屬性——數字機遇與數字威脅的統一體；認識到數字化生存應該平衡線下生活與媒介化的虛擬生活；深刻地理解到不同的媒介時代應該具有不同的媒介文化，所以不同媒介時代的受眾應該具有不同的媒介素養。這是根本所在。所以在互聯網時代，通過社交媒體傳播而提升主觀幸福感的關鍵在于提升廣大受眾的媒介素養能力。如此，社交媒體傳播才能助力受眾個體主觀幸福感的提升，受眾個體才能既能尊重他人的主觀幸福同時也善于維護自身的主觀幸福。

作者：周海寧 王雪 單位：魯東大學文學院 中原工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