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圖書在馬克思主義傳播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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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央蘇區時期的紅軍圖書出版物是部隊運用最多，傳播范圍最廣的大眾傳播媒介。利用紅軍圖書傳播馬克思主義，對中央蘇區建設、提高紅軍戰士政治覺悟、增強部隊凝聚力和戰斗力都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

【關鍵詞】中央蘇區；紅軍圖書；傳播；作用

一、中央蘇區時期紅軍圖書出版的歷史背景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在贛南閩西這片紅土地上開創出中央蘇區，成為全國蘇維埃運動的中心區域，成為全國最大的革命根據地。紅軍的任務不僅是打仗，而且“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多項重大工作。圖書是宣傳教育工作載體，作為中國工農紅軍締造者和指揮者歷來重視紅軍宣傳工作，把紅軍圖書出版工作看作是人民軍隊建設與人民革命戰爭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第一個重大工作”。為此，《古田會議決議》指出：“編輯各種教育同志的小冊子，有組織地分配看書，若忽視了這個工作，就是放棄了紅軍的主要任務，實際上就等于幫助統治階級削弱紅軍的勢力”。[1]（P.104-105）《決議》確認了紅軍圖書在黨的革命事業中的重要地位，并且認為紅軍圖書在“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建立政權、消滅反動勢力”中所能發揮的重要作用。作為傳播思想、知識、信息的重要媒介的紅軍圖書其作用就在于有利的普及與傳播于馬克思主義、提高紅軍隊伍政治軍事文化素質。

二、中央蘇區時期紅軍圖書出版物在馬克思主義傳播與普及中的作用

（一）提高了廣大紅軍戰士的思想政治覺悟

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舊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絕大多數，并處在社會的最底層，他們不僅是封建統治者的壓迫對象，也成為帝國主義最大的掠奪對象，因此他們最具有強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中國的民主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中國的武裝斗爭就是農民戰爭”，中國共產黨創建中央蘇區，就是從實際出發動員、組織、武裝根據地廣大農民群眾著手的，因而紅軍隊伍成員的構成除絕大多數來自農民外,還有部分來自其他小資產階級分子和舊軍人。由于受陳腐的封建觀念意識和落后風俗習慣的影響，加上文化素質低和政治知識極度缺乏，他們帶著大量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加入到紅軍隊伍中來，如“單純軍事觀點”“軍閥主義殘余”“極端個人主義”等等，[1]（P.86-95）這影響了黨的正確路線的執行，也會給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帶來危害，“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斗爭給予紅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1]（P.86）因此紅軍部隊面臨最緊迫的問題是教育問題。要爭取革命的勝利，以及糾正已產生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傾向，并改造他們落后的思想觀念，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和民族覺悟。從而把這支隊伍升華為高度自覺的無產階級革命隊伍，這關乎紅軍隊伍的建設，更關乎中國革命的成功，因為“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人民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2]（P.320）

（二）堅定了廣大紅軍戰士革命信念，提高了部隊凝聚力和戰斗力

馬列主義代表著人類進步的發展方向，“具有強大的政治生命力和社會感召力”，中國共產黨自創立之日起就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實現民族復興、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思想武器，“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3]（P.111）自從有了馬克思主義作指導，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為使廣大紅軍戰士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主張，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我黨在蘇區運用傳單、標語、宣傳畫、書報等這些最簡單、極富戰斗性和號召力的出版物在紅軍部隊中進行馬克思主義傳播和宣傳革命道理。古田會議召開前夕，親自寫信給上海的黨中央提出為紅軍部隊寄一批圖書報刊來，其中包括斯大林的《列寧主義概論》、瞿秋白的《俄國革命運動史》和黨內出版物《布爾塞維克》、《紅旗報》等。當年曾在井岡山戰斗和生活過的老紅軍賀子珍回憶說：“我們黨領導土地革命，是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作指導的。那時候，馬列的書翻譯過來的不多，尤其是我們在偏遠的山區，能夠看到的就更少了。記得當時在井岡山上，只有少數幾本馬列的書：《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等，讓用油印機印出來，發到各個連隊學習。他還盡最大的努力普及馬列主義知識。他同軍隊中的政工干部，經常輪流到各個連隊講課”。[4]（P.114）“我們望得書報如饑如渴，務請勿以事小棄置”。[1]（P.84）馬列主義普及教育，使在“敵軍圍困萬千重”的斗爭中科學地回答了少數人心中“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使之紅軍戰士更加堅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三）夯實了紅軍隊伍建設的理論基礎

紅軍隊伍建設實踐急需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為了更加有效地傳播馬克思主義,《古田會議決議》指出：“有計劃地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1]（P.93）《決議》確立了堅持對紅軍部隊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原則，而要普及宣傳、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就必需編印出版相關馬克思主義的讀物。于是，在中革軍委出版局的指導下，紅軍部隊以油印、石印和鉛印有計劃的編印出版了一批馬克思主義書籍。“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3]（P.111）故紅軍部隊出版的馬列著作以精注、實用為原則，從形式上看，不追求深奧難懂的鴻篇大作，而是以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為主要內容的小冊子，如紅軍第十二軍翻印出版了《共產黨宣言》（石印32開本），工農紅軍學校翻印出版了斯大林《列寧主義概論》（鉛印32開本）等。《共產黨宣言》約兩萬五千字，由一個簡短的引言和四章組成，其完整、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思想，是科學共產主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獻，是馬克思主義誕生的標志，是每一個共產黨人必讀的經典。在紅軍部隊，通過組織各種學習班給戰士們講授這些理論，《共產黨宣言》在部隊得到廣泛傳播，紅軍戰士為實現宣言確立的目標進行了英勇頑強、艱苦卓絕的斗爭。“馬克思主義理論從來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只有當廣大人民群眾理解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才能轉化為創造歷史的強大物質力量，所以必須“加緊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學習，沒有這種宣傳和學習，不但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將來的社會主義階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導現時的民主革命達到勝利。”[6]（P.666）鑒于此，中國共產黨急需將通俗的馬克思主義知識灌輸給廣大紅軍戰士。由于紅軍隊伍的成員構成絕大多數來自農村，文化水平普遍較低，接受能力有限，必須發行馬克思主義通俗讀本。讀本要以喜聞樂見的方式進行編寫才能實現其通俗化、普及化和大眾化。因而《帝國主義與中國》《階級與階級斗爭》《工農專政》、等書籍，運用通俗明了的語言使紅軍戰士易接受，并能理解掌握與運用。通俗的馬克思主義書籍能把紅軍戰士們（農民出身）聽不太懂的東西講得淺顯明白，懂得了只有跟著共產黨“鬧革命”，才能擺脫貧窮和饑餓，進而明確兩個階級、兩個區域、兩種軍隊的本質區別。在蘇區，便于攜帶宣傳的馬克思主義書籍是最為淺顯的傳播載體，其使廣大紅軍戰士接受了蘇維埃、民主、科學等先進理念。“試問我們的每一個紅色戰士，為什么要當紅軍，他們都會回答你是為了打土豪分田地！再進一步地問他，他會回答你：為了蘇維埃新中國，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更進一步問，他會回答你：為了實現共產主義！”[7]（P.203）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普及，紅軍戰士在極短的時間內建立起了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他們在艱苦的斗爭中不出怨言，“都自覺的為了蘇維埃新中國而奮斗到底”[1]（P.342）跟隨著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革命道路。

參考文獻：

[1].軍事文集（第一卷）[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

[2].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王行娟.賀子珍的路[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

[5]滕代遠.中國新軍隊[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8.

[6].選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7]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

作者：曾文君 單位：井岡山大學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