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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體育運動現象中出現的人性困境為切入口,對體育運動與人性進行研究。采用文獻資料法、跨學科研究法與描述性研究法,指出了體育運動中出現人性困境的原因。在體育運動中,出現人性困境的原因是人性的不同需要,而解決人性困境的方法需要通過依靠外在的制度及環境建設和內在的調試引導。人性作為文化的精神屬性影響著體育運動的發展,同時體育運動又作為文化的一種現象,對人性的進步與發展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關鍵詞:體育運動;人性;困境;消解
1.體育運動中的人性困境
體育運動的發展幾乎參與了人類社會文明的全部進程。無論是我國古代原始先民僅僅為了吃飽,在生產生活中所出現的各類狩獵動作,還是戰國時期,因終日在馬背上時間過長,希望鍛煉腿部的軍人而開展的蹴鞠運動(明《太平清話》記載:“踏鞠始于軒后,軍中練武之劇,以革為元囊,實以毛發”。[1]),抑或是現代社會中,為了獲得更多的權益而競相爭辦的各類運動比賽。然而在文明的進程中,體育運動的發展始終伴隨著與文明的進程,存在既相映襯又不和諧的現象,這便是體育運動中人性的困境。文明社會的進步是物質的豐富與精神的充實過程,更是人性進步的歷程,因物質與精神的創造均來自于人。體育運動中因為不同參與人群個體或群體類別的差異,其自身所含有的不同人性特質在體育運動中所表現出不同的特點,該特點具有兩面性的辯證特質:因個體自身所含有人性的善惡表現而呈現出人性的光輝與黑暗。體育運動中因為人性的困境而呈現的黑暗主要表現在商業趨利性、政治求權、個人追名以及觀眾寄托心理等,主要內容則包括三大方面:政治干涉、賭博作假和商業化。[2]這些現象與內容共同構成了體育運動中人性困境,如何來解釋這些現象與內容,如何解析人性以及如何理解體育運動與人性的關系,這是本文嘗試探討的內容。
2.人性論點綜述及人性理論結構
2.1人性觀點綜述
古往今來,人性話題歷久彌新。從老子主張的“見素抱樸,少思寡欲”,認為人性是無知無欲的狀態,到作為我國第一位提出人性學說的孔子,其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對人性給出了差異性的命題論斷。大家討論荀子與孟子的“性惡”與“性善”論時,戰國初期周人世碩卻早于二者提出人性“有善有惡論”論斷,認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3]在肯定了人性的先天自然屬性的同時,承認后天教育對人性善惡形成具有重要影響。劉勰的“性情論”指出:人性是由環境條件決定的;人性是隨時、隨地、隨俗而變的,應針對不同的時代、地域、風俗、采取不同的教化方式,教民以成其性。張載的“人性二元論”將“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合為人性,并且指出前者是純善的,而后者則可善可惡。這與朱熹的“人性二元論”不同,朱熹所指出的“性”,既指物性,又包含人性。將“理”和“氣”作為人性純粹之善與駁雜善惡劃分開來。[4]朱之瑜的“人性論”與王夫之的“性日生日成論”均認為人性是后天環境培養形成的。康有為認為的人性是人的生理特性和本能,是味、聲、色的自然屬性。梁啟超認為地理形勢、氣候山川可以決定人的性質,并提出“發展個性”的人性論點。縱觀古今各位大家對人性的論斷與認識,可以得出:人性是可以定性的,這包括先天的稟賦與特質作為自然屬性;其次人性是無法定性的,根據后天環境的變換,可以對人性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不可逆的作用。從國外文化展開人性論點檢索,西方對于人性的觀點則有以下這幾類:畢達哥拉斯的“靈魂決定人性論”,認為人的本性由靈魂決定。普羅泰戈拉的“神性及人性論”,指出人性同神性一樣是善的。德謨克利特認為人性之善惡來自靈魂。蘇格拉底則持“人性本善論”,柏拉圖認為“善的理念”產生了人和人性,人性是善的,這是其“善本體論”思想。簿卡丘與我國明朝思想家李贄所提出的自然人性論一致,均承認人有私欲、物欲。培根的“人性善惡兩趨論”,并且指出了人的天性雖對人影響很大,教育、習慣能夠改變人的氣質。這些觀點同樣展示了人性能否定性以及如何定性的問題。與我國文化所表達的“性本善”、“性本惡”、“性無善無惡”以及“性既善又惡”四種觀點不同,社會學認為人性是進化的結果,心理學所定義的人性是人與其他動物相區別的質的規定性,是精神、社會和生物三種屬性的辯證統一體,此三者的邏輯關系表達為:人性是被精神屬性和社會屬性制約的生物屬性,是以生物屬性為前提、社會屬性為內容的精神屬性以及以生物屬性為基礎、以精神屬性為表現形式的社會屬性。由此可見,不同學科雖對人性界定不一,但是對于人性的劃分類別以及是否存在可轉化性問題上均有眾多的學者予以標明立場,這對于本文所探討的人性結構具有理論啟示意義。
2.2人性理論結構
為更好探究人性本質,本文從人格角度切入研究。人格心理結構指出人格是一個人一致的行為特征的群集,因組成特征因人而異,因此便出現了我們社會中每個個體均存在不同的人格特征。后天的環境對人性的影響可以通過文化人類學中文化心理結構的定義來進行詮釋,文化心理結構是指特定的國家、民族和其他主體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由各種文化環境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并內化于主體頭腦中的認知心理結構、價值體系結構和思維方式的總和。[5]這不僅僅是物質環境所對人性形成的影響,更是涵括了文化環境,并且經過人大腦內化的認知、價值和思維,這些對于后天人性的改觀占據重要的位置,也是體育運動中對于人性的改造所代表的內容。通過對人性相關理論進行剖析可以發現人性心理結構首先是其的內在性,即先天具有的本性,人天生具有的本欲,人本能的潛意識,這也是我們常說的“秉性”,來自基因而無法進行改造或變化的部分。因此,外源性的人性新質和內在的本性共同構成了人性心理結構。據此人格與人性共同性因素是社會環境的影響及作用,對一個人的人性后天的影響,再結合文化心理結構的定義,可以推出人性的理論結構是由先天性本質稟賦特質及后天的環境教化習得而成的辯證統一體。
3.人性困境的成因
有學者論述人性的困境主要包括:求生存、自私與求快樂三個。并認為求生存表現為怕死、貪生與顧自己,自私則歸結為貪名貪利圖享受,求快樂表現在尋刺激、愛爭奪與占有自己喜愛的東西。根據本文研究人性心理結構是內在性(先天本性)和外源性(后天教化)的結構特征,人性心理結構中的內在性表現在人的先天自私的欲望,這是人的本性之一,也是“性惡論”提出的現實依據。弗洛伊德指出本我就是人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沖動與生命力,也就是我們所討論的先天自私的本性。這是人類最原始的欲求,來自于滿足自我生存的初始欲望。這是人性產生自私欲望這一本性的最根本原因,也是人性存在自私本性的原因。自私本性的表露就是對各種欲望的宣泄,為了達到自己的某種需要而進行的各種行為,這是對本性的自我滿足需要,也是人性在先天本性表現過度而無法通過后天環境教化改造所形成的情況。
4.體育運動與人性的辯證關系
通過對人性觀點的梳理、人性困境的成因剖析,得出人性的心理結構,并據此探討體育運動與人性的關系。首先體育運動現象是人性現象的組成部分。體育運動作為文化現象的一種,而人性的形成過程中,文化對其的影響至關重要,而體育運動現象既屬于人性現象的組成部分,又是人性形成和改變的重要內容。其次,人性困境出現在體育運動中,是受體育制度環境和體育參與者自身需求影響。體育運動中人性困境出現導致的各種亂象,既是體育運動參與者自身因本性需要做出的各種自私行為并表現出的種種不足,又因為在限制參與者或者懲戒參與者做出這些行為的制度和環境自身存在嚴重缺陷與漏洞,這些問題的存在是造成人性困境存在體育運動中的根本性因素,也是今后體育運動管理者對此要做出改革的關鍵切入口。再次,體育運動健康發展,主要依靠外在制度文化環境的改造與完善。體育運動參與者自身的自私本性和制度環境的限制性或懲戒性條件缺乏,導致體育運動中出現種種亂象,而要想使得體育運動健康向前發展,唯有依靠制度文化環境,來達到對參與者人性的矯正與完善,從而在參與主體身上得到大的改觀,以徹底解決體育運動中出現的相關問題。體育運動作為文化的構成部分,是文化環境對人性改造不可或缺的手段。后天的改造教化主要包括:政風教化、教育感化和環境影響。在教育感化中,又包括“文化”與“武化”,前者主要指精神方面的感召,而后者則主要指在引導認識自然社會時身體力行的教化過程,這又從形式和內容上與體育運動相吻合,體育運動的形式和內容均是依靠人的身體參與,達到人的發展與進步,是促進自我實現的過程。這樣體育運動自身既是受人性所影響的一種文化,同時,體育運動又是改造人性,促進自身健康發展的手段。
參考文獻:
[1](明)陳繼儒.太平清話[M].北京:中華書局,1995:82.
[2]王友峰.人性視角下競技體育本質異化的成因及對策研究[D].重慶:西南大學,2016:2.
[3]丁四新.世碩與王充的人性論思想研究———兼論《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兩“或曰”的人性論問題[J].文史哲,2006(5):43-54.
[4]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年,2005:1-386.
[5]袁銀傳.文化心理結構之我見[J].哲學動態,1988(10):21.
作者:王友峰 黃曉靈 單位:川南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西南大學體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