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制結構改革與現實問題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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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歷經了七十多年的風風雨雨，如今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三大產業覆蓋世界上所有行業類別。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經濟體制的改革、市場規模的急速膨脹是20世紀到21世紀期間不可復制的國家奇跡。我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如鯤鵬一日騰飛萬里，但體制改革不完全、不徹底的情況也遺留了許多問題，我國的體制已經落后于目前的經濟發展程度，改革產生許多社會問題。本文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稅制結構的改革，淺析我國現行稅制與經濟發展的現實問題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改革開放；稅制結構；貧富差距

引言

稅收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縮小貧富差距，然而自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常年維持在9%的高增長階段結束，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近年來國家做出戰略調整，主動降速，轉為向高質量經濟發展。但是隨之而來的問題是，GDP增量的減少自然而然地導致財政收入增量的減少，占財政收入大頭的稅收收入又因為進一步的減稅降費財政政策而不斷削減，這樣財政收入的瘦身與國內對養老保險、醫療保障、住房補貼等社會保障越來越擴大的需求形成了矛盾。更深一層，如今GDP增速下降，對經濟發展的控制權是否能穩穩地握在國家手中，還是由于內需不足、不完善的制度、配置不合理的要素市場等問題，而不可避免地出現經濟下行？本文就中國稅收制度與稅制結構，探討目前國內備受爭議的收入分配不公與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

一、改革開放以來稅制結構的歷程

本文選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稅制結構改革，簡要回顧自1978年以來中國稅制改革的歷程，可以大致概括為三個意義重大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78年至1993年，即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經濟體制的任務為起點。就改革開放前的產業結構來看，三大產業比重不協調，集中在第一、第二產業。財稅體制上來看，我國實行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和企業八級工資制，工農業剪刀差使得國營企業獲得了大量的利潤，卻并沒有輸入進國家財政進行調配資源。隨著改革開放逐步深入，我國財政體制打破原有計劃體制下利潤全額上繳、統收統支的形式，開始了由上繳利潤向上繳稅金的轉變。在這一階段我國財稅政策與政府部門從思想、理論、組織、稅制方面都有大大改觀，認真總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種種錯誤的歷史問題，吸取了寶貴的經驗教訓；糾正了之前輕視收稅護稅工作，認為稅收不過是左口袋進右口袋出的無用功錯誤思想。這一階段在我國財稅歷史上最為重要的一項突破是在1983年，國務院決定一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實行了三十多年的國營企業將利潤上繳國家的制度，而采用繳納企業所得稅的制度，簡稱“利改稅”。這一轉變看似容易實則是我國在國家與企業之間收入分配的一個歷史性轉變。雖然仍然存在地方財政支出有賴于中央的直接撥付、財政收入占比下降的問題，但是為后來企業所得稅制度的建立與不斷完善打下了基礎，為我國財稅體制的市場化走出了關鍵的第一步。第二個階段是1994年至2013年，這一階段的稅制改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涉及范圍最全面、改革規模最龐大、擴充刪減內容最深刻、影響意義最為深遠的一次稅改，學術界稱“九四稅改”，從稅收體制上來說是意義深遠的“分稅制”財稅體制改革。這次稅改全面改革銷售貨物和提供勞務所得的征稅制度，實行了國際上較為成熟的增值稅為主要稅種。“九四稅改”可以說是新中國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運而生的產物，它對于我國稅制結構不斷簡化、規范，保護稅制公平有著重要作用。但是在改革后期，稅制的城鄉統一、內外統一過程十分緩慢，增值稅、消費稅、所得稅等主要稅種的改革轉型過程也十分緩慢，稅收立法與實際稅收征收管理之間存在很大間隙，無法完美銜接實施。在此期間我國經歷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的洗禮，在財稅體制上堅持分稅制以來的基本思路，也因此出現了地方支出責任與中央事權之間不相匹配、中央財政撥付與地方財政支出缺口過大、各地區財政收入差距過大等問題。也是從這一階段開始，我國從地區到人民貧富差距開始逐漸擴大，稅收縮小貧富差距、調節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不斷被削弱。第三個階段是2013年至今，這段時間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時期。隨著如今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財政政策中最為重要的財稅制度也應該隨著經濟轉型而進一步改革。這一階段最為重要的改革莫過于在2016年全面進行的“營改增”，進一步縮減稅目，如今我國稅收制度一共有18種稅種，開征了環境保護稅這個新稅種。根據確定增值稅稅率的基本原則，2017年7月1日，我國增值稅設置了一檔基本稅率和兩檔低稅率。自此隨著減稅降費的政策實施，不斷降低增值稅稅率。2018年5月1日，國務院發布公告，將增值稅基本稅率由17%調整為16%，較低稅率由11%降低到10%。2019年4月1日基本稅率進一步降低為13%，較低稅率降為9%。隨著中國進入新時代，未來國家經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中小企業成為主力戰場，稅收體制的改革勢必會向基層傾斜，加大財富分配的調控力度，惠民惠企、助推三農發展，這些將是未來財稅體制與稅制結構變化的主要方向。

二、稅制結構的變化

我國稅制改革40年以來，隨著經濟發展、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及產業結構的變化，稅收來源、征稅對象以及財稅政策的導向也發生了很大改變。以下從兩個方面，以數據的形式展現稅制改革導致我國稅收收入的變化。

（一）分稅種情況

由表1數據計算可得，我國銷售貨物與提供勞務所得的稅收收入占全國稅收收入比重為45.8%，所得稅收入占全國稅收收入比重為29.04%。而在1978年我國的稅收收入只有519.3億元，貨物和勞務稅收入為434.3億元，占83.6%；所得稅收入為54億元，占10.4%。比較2018年與1978年兩項主要稅收收入，貨物和勞務稅收入占比下降27.8個百分點、所得稅收入占比上升了約19個百分點。

（二）分產業情況

根據查詢《中國統計年鑒》以及《中國稅務年鑒》的統計數據，選取2006年三大產業稅收收入做對比。從表2和表3可以看出，由于我國第三產業近年來飛速發展，來自第二產業的稅收收入占全國稅收收入的比重從57.63%下降了14.52個百分點，達到2018年的43.11%。來自第三產業的稅收收入占全國稅收收入的比重從42.33%上升14.46個百分點，達到2018年的56.79%。充分看出，近年來我國經濟“脫實向虛”的勢頭正盛，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時期怎樣處理好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的關系，怎樣利用稅收制度激勵實體經濟良好發展變得十分重要。

三、直接稅與間接稅的偏重

間接稅主要對貨物流轉銷售、提供勞務、服務報酬所得課稅，而直接稅則是直接將納稅人與實際稅負人綁定，稅負無法轉嫁而在第一環節就課征所得稅，這樣有利于發揮稅收的調節功能，是對收入進行再分配調控的有效手段。根據上文對我國改革開放40年的稅制結構改革演變的梳理劃分，不能難看出我國目前仍處于間接稅占比過重，而對于直接稅的征收意識尚為薄弱的階段。然而觀察世界各個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的稅制結構，大多數發達國家大都采用以直接稅為主的課稅模式，進一步來說是將所得稅作為課稅主體，占國家稅收收入的主體部分，如美國、英國、日本、比利時等發達國家。深入了解這些國家的稅制結構變遷歷史，可以發現這些國家都經歷了間接稅占比過高，甚至有的國家可以達到80%的程度，再到逐漸改革，轉變為以直接稅為主、占比超過70%程度的稅制結構。這樣的轉變不可不為之感嘆。反觀大多數體量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極少發達國家，采用以間接稅為主，即實行對貨物流轉、提供勞務、服務等生產流通環節進行課稅，或者間接稅與直接稅并重的課稅模式。除中國外，還有印度、韓國、智利、巴西等國家也采用這一課稅模式。根據我國現行的18個稅種進行直接稅與間接稅的劃分，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我國現行稅制中雖然直接稅的稅種多于間接稅的稅種，但是稅收收入集中于增值稅與所得稅。同時所得稅稅負過多地施壓在企業身上，導致企業綜合稅費成本過高。隨著人口紅利和初始稟賦的枯竭，當前的稅制結構是不適宜我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發展的。

四、稅制改革對公平與效率的取舍

稅制結構的不同體現了一個國家對于公平與效率的抉擇與偏向，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財政收入十分低下，需要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來為國家增加財政收入。然而到了現在我國經濟主動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階段，顯然需要將直接稅的比重逐步提升，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和緩解人民對于物價過高、收入分配不均的不滿。直接稅有利于直接性對高收入人群課稅，增加高收入者的稅負，以起到縮小貧富差距、穩定收入再分配、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的作用。并且直接稅的課稅思想中最理想的征稅形式是直接對納稅人的財產課稅，然而我國目前現行的稅制主要為對納稅人的收入課稅而不計征財產稅，有一些類似的稅種諸如房產稅也容易轉移到商品消費上。例如，甲每個月收入5000元、無房無車，乙每個月收入2000元，但是已有房產和代步車。甲每個月因為繳納房租、交通通勤和生活必需品而所剩無幾，但乙只需要支付生活必需品的費用。根據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征收規定，生活窘迫的甲反而要比生活無憂的乙繳納更多的個人所得稅，這顯然是不公平的。盡管上述例子忽略了其他許多客觀因素，但也具有參考價值，與社會上的一些現象相互映射。直接對財產課稅確實存在瞞報、隱藏等征收困難，但是我國現行的稅制結構與征稅管理制度，與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狀況和上層建筑的先進化程度是不相匹配的。再說間接稅。間接稅主要對商品流轉環節、提供勞務服務課稅，其最為突出的一點就是以流轉額作為計稅依據，對增值額進行課稅，具有稅負逐環節轉嫁、最終由消費者承擔、對收入分配累退性的特點。這樣使得稅負會隨著商品價格水平的提高而水漲船高，同時在每一環節增加商品價格。在現階段商品流通環節越來越多級化的市場下，終端商品的價格會遠超成本價格。對于間接稅關系到的公平與效率原則，舉個例子，甲月收入3000元、購買2000元的彩電，與月收入10000元的乙購買2000元的彩電所繳納的增值稅相同，然而低收入家庭購買商品（即生活必需品）的花銷占家庭總收入的比例遠高于高收入家庭，對于兩個納稅個體顯然也是不公平的。2021年中國共產黨歷經百年歷程，完成了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歷史使命，向著更加美好的未來邁進。“共同富裕”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后的一個“中心課題”，共同富裕的偉大目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也是人民的心之所向。稅制結構的公平與效率正是國家有效削弱收入分配不均的有力抓手。“先富帶動后富”的政策要求不是空頭支票，也不是劫富濟貧，搞絕對平均主義。中國要鼓勵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共同富裕的機會，勢必要在稅制結構上對中小微企業有所傾斜，對于民營企業的發展和支持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環。我國在著力發展經濟階段偏向于對效率的要求，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國的經濟結構、社會階段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與進步，結合中國共產黨共同富裕的重要歷史使命，稅制結構對于我國未來經濟發展方向與推進點至關重要。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直接稅與間接稅各有利弊，稅制結構對于公平與效率原則的影響和取舍顯著體現于一國稅制結構中直接稅與間接稅的比例。回顧我國稅制結構自改革開放40年來的變遷歷程，我國正逐步提高直接稅占比，而減輕間接稅的稅負，從前兩年連續降低增值稅基本稅率中可見一斑。其實不光是我國，世界上大部分發達國家在自己還處在發展時期也是采用以間接稅為課稅主體，以大量增加財政收入發展經濟，選擇了側重效率的方針。間接稅在這一方面確實有天然的優勢。然而現在我國直接稅的占比還遠遠達不到歐洲發達國家的水準，其直接稅占比高達70%，是我國直接稅比重的近1.5倍。可見我國還未充分發揮直接稅的功能，未能實現以直接稅為工具有效調節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的目標。同時，我國的分稅制改革和早年稅務部門分為國稅局和地稅局又合并，導致指定稅法和稅收制度的上層政府機關與實際征收管理的基層脫節，政府干預性過大、事權與財權劃分不清等問題，因此我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財稅體制改革是重點之一。稅制結構在中國“共同富裕”的歷史使命之下，擔任著兩個角色，一方面是體現稅收公平，縮小貧富差距的有效財政政策，另一方面應該能在社會消費方面起到強勢的導向性。國家經濟持續發展離不開民營企業，隨著北京證券交易所的設立，深化新三板改革，加大力度繼續支持中小企業創新發展，財稅改革帶來稅制結構變化的未來趨勢箭在弦上。國家富裕帶動了一批人富裕起來，更多的民營企業家也享受到政策紅利，脫離貧困。但是共同富裕要求“先富帶動后富”，這需要配套的稅收制度來導向先富群體的消費，使他們投資消費于能夠帶動國內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的地方，以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參考文獻：

[1]劉佐.中國稅制改革40年的簡要回顧（1978—2018年）[J].經濟研究參考，2018（38）：3-12.

[2]劉詩雯.直接稅與間接稅比例關系的優化研究[D].上海：上海海關學院，2020.

作者:韓子豪 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