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與效率并行稅制改革問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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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稅制改革進程中，始終堅持效率與公平這兩大原則。本文提出稅制改革當中公平與效率并行的主要問題，對2012～2019年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分析，通過使用系統廣義矩估計（SYS-GMM）方法，以個人所得稅為切入點，研究稅制改革與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在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同時，對如何優化中國稅制結構以及中國稅制改革發展模式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稅制改革；效率原則；公平原則

“稅制改革的發展進程是不斷反復調整的過程”，斯蒂格里茲在書中曾經提到。21世紀以來，實際環境和稅收政策會影響一國的稅制結構，同時經濟的發展也會影響稅制模式。為使市場經濟充分地發揮資源配置作用，政府在改革稅制的過程當中應該把握好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平衡點，探索出一套公平與效率并行的稅制改革方案。本文研究了OECD國家在推進稅制改革的進程中的情況，并對我國個稅改革效應進行分析，使得文章更具有實際意義，同時對我國的稅制改革提供一些相關的建議。

一、文獻綜述與假說

經濟全球化的局面使得稅收全球化，世界各國呈現出稅制趨同的現象，尤其是在國際貿易往來頻繁的國家，這些國家為了防止避稅現象出現，稅制趨同的情況更多。稅收全球化增強區域的協調性，使得各國之間的合作不斷增加，不僅促進了經濟全球化，同時推進稅制改革的進程。余顯才（2011）提出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國際間的貿易往來越來越密切，各國之間的資本流動速率加快，進而促使各個發達國家進行稅制改革。為了達到刺激經濟的目的，發達國家采取減稅的措施來避免本國資本外逃，吸引更多的外資企業投資，達到促進經濟發展的效果。現下發達國家通過稅制改革———減稅的措施來競爭資本的行為是無法規避的，但是需要進行一定的管控，否則該情況持續下去造成減稅的全球化，更加造成了國家社會的不平等發展。程鶴齡（2019）指出效率原則就是要把經濟這塊蛋糕做大，通過稅制改革來提高本國的經濟實力，促使其效率達到最大化；而公平原則是從另一個方面來促進稅制改革進程，希望能夠通過縮小社會的貧富差距，改善社會不公平的現象，使得社會和諧發展。郭健（2015）表明在稅制改革的進程之中，一般魚和熊掌難以兼得，要做到公平與效率并行是相對有難度的。在稅制改革的進程中，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借助了一定的手段來使得經濟效率得到逐步提高，首先降低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來帶動民眾對生產的積極性，其次降低企業所得稅來提高企業對生產的積極性。雖然借助這些手段可以提高經濟效率，但是會造成“高收入人群少納稅”的情況，導致在稅制改革過程中丟失了公平原則。綜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說：假說1：稅制改革對公平具有正向影響效應假說2：稅制改革對效率具有正向影響效應本文創新之處在于，從我國個人所得稅方面來反應我國稅制的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基于近年來的個人所得稅稅制的改革方案對于稅制的公平和效率的影響，以個人所得稅改革為切入點來反映我國稅制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二、計量模型、指標選取與數據說明

（一）計量模型。本文主要以個人所得稅為例研究我國個人所得稅稅制改革對于公平和效率的影響。本文首先考察我國在個人所得稅改革背景下個人所得稅稅制改革對公平的影響，構建了用以反映個人所得稅對于稅收公平的計量模型：GIit=α0+β0lntaxit+lny+ui+εit反映個人所得稅對于稅收成本的計量模型如下：Cit=α1+β1lntaxit+lny+ui+δit其中，i表示地區，t表示時間，樣本包括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選取時間為2012～2019年；GI表示我國的基尼系數，C表示稅收成本，tax表示各省的個人所得稅收入，y表示個人可支配收入。

（二）指標的度量。本文使用的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稅務年鑒》以及各省的統計年鑒。1、被解釋變量。本文選取我國基尼系數（GI）和納稅成本（C）作為被解釋變量，基尼系數表示我國或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通過基尼系數來衡量個人所得稅稅制改革對于公平的影響；納稅成本表示我國公民繳納稅收時政府征收稅過程中產生的相關費用。2、解釋變量。本文選取個人所得稅（taxit）為解釋變量，以個人所得稅為例來進行證明。3、控制變量。本文選取個人可支配收入（y）為控制變量。個人所得稅與個人可支配收入密切相關，個人可支配收入對基尼系數以及納稅成本有著較大影響，因此選取個人可支配收入為控制變量。

三、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本文考察在2019年個人所得稅改革的情況下考慮全國范圍內的個人所得稅稅制改革與公平和效率之間的關系。1、稅制改革與公平的關系。本文在以個人所得稅為例，考察全國范圍內個人所得稅稅制改革與公平之間的關系。本文使用了混合面板（POLS）、固定效應（FE）和隨機效應（RE）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表1）首先，根據表1中的結果，F檢驗說明固定效應模型會比混合面板回歸更加適合，而LM檢驗說明隨機模型比混合面板更加適合，綜述描述不能使用混合面板回歸。其次，本文為了比較固定模型和隨機模型二者之間的使用性質，進行了豪斯曼檢驗，從結果因子發現在10%的水平上完全不可以拒絕原假設，所以隨機模型是更為合適的。從表1中第（3）列可得出，稅制改革對于公平具有正向影響并且顯著，說明2019年個人所得稅稅制改革對于公平有著明顯的改善，證明了假說1的觀點。2、稅制改革與效率的關系。接下來考察稅制改革和效率之間的對應關系。和上面一樣也使用面板設定F檢驗、LM檢驗以及豪斯曼檢驗。從表2中可知，面板設定F的原假設被拒絕，因此固定效應相較于混合回歸更差；LM檢驗的原假設被拒絕，表明存在面板隨機效應；豪斯曼檢驗原假設被拒絕，說明面板隨機效應比面板固定效應更好，表明隨機效應模型更加適合。從表2中第（3）列可得出，稅制改革對于效率具有正向影響并且顯著，說明2019年個人所得稅稅制改革有助于稅收效率提高，證明了假說2。（表2）

（二）內生性處理和SYS-GMM估計。本文上半部分使用了靜態面板數據模型進行分析，但是可能會存在前一期的基尼系數或者納稅成本影響后一期的基尼系數或者納稅成本，接下來進一步使用動態的面板數據模型進行分析，構建了以下模型：GIit=α0+β0lntaxit+lny+ui+εit+GIit-1Cit=α1+β1lntaxit+lny+ui+δit+Cit-1在上文的估計當中，進行了面板設定F檢驗、LM檢驗和豪斯曼檢驗，發現隨機效應模型更為適合，但是要求核心解釋變量必須外生。因而本文接下來繼續考慮內生性的問題。首先，將解釋變量GIit-1、Cit-1作為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可能會有內生性的問題；其次，本文當中的個人所得稅也可能存在相應的內生性問題。上述考慮是基于基尼系數、納稅成本和個人所得稅之間存在方向因果。也就是說，當個人所得稅稅收增加時，會使得基尼系數增加；并且與之相同，在其他條件不改變的情況下，納稅成本增加可能也使得稅收收入增加。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核心解釋變量或許存在相關的內生性問題，會進一步導致OLS回歸的結果有偏和非一致。根據上述問題，本文接下來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SYS-GMM）方法去解決模型中因為內生性導致的有偏問題和非一致性問題。分析結果顯示，2019年個人所得稅稅制改革與公平之間具有正向關系，這說明2019年個人所得稅稅制改革對于公平問題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從而印證了假說1，即稅制改革對公平具有正向的影響效應。個人所得稅稅制改革起到了促進公平和效率的作用，本文以個人所得稅為切入點來證明稅制改革對于公平和效率具有改善作用，個人所得稅稅制改革是稅制改革的一部分，由此可以推論一個好的稅制改革可以解決稅制當中的公平和效率問題。

四、結論及啟示

根據上述分析，對我國在未來的稅改進程當中更好地平衡公平和效率二者之間的關系提出以下建議：首先，要考慮我國實際的發展情況來制定中國化的稅收政策。同時，應該在稅制改革的進程中逐漸提升直接稅在總體稅種中所占的比例，逐步完善各類稅收制度，使得稅收制度與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勢相適應，盡可能地打造直接稅與間接稅并行的雙主體稅制結構，在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同時把控住我國社會不公平程度的發展。其次，要逐步健全稅收的法律法規，完善稅收制度體系。征收累進所得稅可以控制我國社會的不公平程度，在國家經濟發展的進程中避免出現尋租行為或者地下經濟的盛行而影響國家經濟的健全發展。最后，應當借鑒發達國家的稅制改革經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比如，在稅制監督管理方面，借鑒發達國家的優點，如結構優化、管理手段合法化、征收方式現代化以及征收管理方式社會化。

作者:萬懿 單位:云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