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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經濟對勞動力就業影響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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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經濟對勞動力就業影響探究

        摘要: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勞動力就業市場帶來深刻影響。本文從產業研究的角度出發,從勞動力就業總量、就業技能結構、就業性別結構、就業區域結構等維度分析了數字經濟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并從加強數字化技術培訓、提升對女性就業的傾斜力度、分區域出臺差異化政策等角度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數字經濟勞動力就業制造業

        一、引言

        當代數字經濟飛速發展,對國民經濟產生深刻的影響,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的統計數據,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在2020年約39萬億元人民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近39%。數字經濟的產值增速遠高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速,是推動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新動力。數字經濟蓬勃發展催生了許多新的經濟形態,進而影響著生產關系,使生產要素投入發生著新的變化。作為重要生產要素之一的勞動力,及其背后的勞動力就業也在產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發生了變化。在此背景下,就業穩定和就業結構優化的問題,既關系到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也影響著我國勞動力市場進步。鑒于工業制造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命脈,從國家到各地政府均在加強數字化工廠和數字化設備投入,研究數字經濟發展背景下制造業就業變化便具有廣泛的社會價值。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以及制造業邁向規模化、數字化、綠色化發展,制造業就業形勢持續變化。其中,尤其受基礎設施逐步完善和工業軟件、云計算、大數據等使用成本快速下降帶來的數字化轉型影響最為深刻。諸多學者就該課題從多個維度展開了深入研究,Acemoglu(2014)利用美國勞動力市場數據研究得出,每千名工人中的機器人數量增加一個單位,就業人口比例就會下降0􀆰2個百分點。邵文波(2015)從理論和實證兩個角度分析得出,隨著數字資本成本下降,制造業數字資本投入加大,出現了數字資本替代勞動力投入,進而導致制造業勞動力需求和就業數量降低。蔡嘯和黃旭美(2019)通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研究得出,人工智能技術運用會顯著降低制造業勞動力占比,人工智能技術的使用提高1%,將使制造業就業占比下降0􀆰142%。孟園園和陳進(2019)對我國所有省市的面板數據進行研究,同樣得出了人工智能技術與就業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在上述研究基礎上,本文進一步分析數字經濟加速推進背景下,我國制造業受其影響出現的就業總量和各維度就業結構變化情況,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二、就業總量變化情況

        根據第7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處于16-59歲年齡段的勞動力接近9億,全部就業人員是7􀆰7億,作為發展中國家,這一龐大的就業人群帶來的就業問題關乎國民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同時,就業也是我國最大的民生工程,歷次經濟金融危機中,政府放在首位的工作均為保就業。如圖1所示,在2003-2013年間,我國城鎮單位總就業人數從10970萬人增長到18108萬人。制造業城鎮就業人數從2003年的2980萬人上升到2013年的5258萬人。制造業就業人數占城鎮單位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相對穩定,占比27%-29%。但在2013年之后,我國城鎮單位就業人數略有下滑,總人數下降到2019年的17162萬人。值得關注的是,結合發展趨勢來看,2013年制造業產業就業人數為5258萬人,而2019年為3832萬人,期間減少了1426萬人,制造業占總就業比重也下降到22􀆰33%,下降趨勢明顯。從我國勞動力就業總量來看,數字經濟發展并沒有顯著影響總體就業水平,但對制造業就業總量產生了深刻影響。制造業在國民經濟體系中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總結發達國家的經濟規律和歷史經驗不難發現,經濟發達的國家往往具有制造業產值高占比的發展特征,如英國、美國、德國、日本等世界強國的發展,都得益于強大的工業制造體系的支撐。因此,在數字經濟大發展的背景下,制造業作為就業受到突出影響的代表產業,其變化情況值得深入分析。

        三、產業就業結構變化情況

        (一)不同技能就業占比變化情況

        從我國學者的既有研究來看,針對我國勞動力就業技能結構的分析,主要從兩個角度進行探討,一種是從科研人員數量及占比角度進行劃分,科研人員代表高技能勞動力,科研人員之外的其他人員作為低技能勞動力;另一種是從勞動力的受教育多寡如學歷或受教育的年限等進行區分,被劃分為高、中、低三種水平的技能,參照我國學者研究的思路,一般將初中及以下學歷人員認定為低技能勞動力,高中、中專學歷人員認定為中等程度技能勞動力,大專以上學歷人員被認定為高技能勞動力。下面,本文將從這兩種分析方式對制造業的勞動力技能結構變化情況進行分析。首先,看我國規模以上制造業企業科研人員數量變化與占比情況。從圖2可知,2011年我國制造業規模以上企業的科研人員從業數量為238萬人,2019年這一數字增至426萬人,期間年均增速為13%。同期我國規模以上制造業企業就業總人數從8053􀆰96萬人下降到7116􀆰28萬人。因此,科研人員就業占比持續上升,從2011年的2􀆰96%上升到2019年的5􀆰98%。其次,本文從制造業就業人員學歷構成角度進行分析。三種學歷構成情況如圖3所示。從圖3可知,制造業中技能勞動力占比相對比較穩定,2011年以來,基本維持在24%左右。低技能勞動力占比在顯著下降,從2011年的65􀆰23%下降到2019年的60􀆰62%;高技能勞動力占比從2011年的11􀆰47%,上升到2019年的17􀆰31%。從學歷構成結構上看,我國制造業就業人員學歷結構向高學歷占比提升的方向發展。因此,數字經濟對制造業勞動力就業數量變化的影響,從技能角度出發主要是降低了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

        (二)不同性別就業占比變化情況

        制造業是對我國女性就業人員吸納最高的行業。2019年我國城鎮單位女性就業總人數在6684􀆰2萬人,其中,女性在制造業就業人數達到1445􀆰1萬人,占比達到21􀆰62%,遠高于教育、金融業、衛生和社會工作等其他行業。研究數字經濟對制造業女性就業的影響具有現實意義。從城鎮單位制造業女性勞動者就業人員數量和占比數據來看,2014年女性就業人員數量達到最高點之后,城鎮單位制造業女性就業人員數量和占比持續下降,就業人員從2014年的2119􀆰3萬人下降到2019年的1445􀆰1萬人,減少了674􀆰2萬人。2003年以來,我國城鎮單位制造業女性就業占比整體呈下降趨勢,從2005年的43%下降到2019年的37􀆰71%。因此,數字經濟的發展對我國女性就業影響深遠。數字經濟的發展使得女性勞動力占比持續下降,說明數字經濟發展存在著對女性就業的不利影響,對我國勞動力就業市場的平衡帶來一定沖擊。

        (三)不同區域就業占比變化情況

        一直以來,各地區對制造業發展的支持力度很大,由于不同區域制造業發展階段和規模存在差異,制造業就業人員的分布也在出現變化。結合相關文獻研究和本文的研究目的,考慮到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將區域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四大地區。東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西部包括:四川、重慶、陜西、甘肅、青海、寧夏、西藏、貴州、內蒙古、云南、廣西、新疆。東北包括:遼寧、吉林和黑龍江。本文采用各省制造業城鎮單位就業人數進行分析。如圖5所示,我國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制造業的就業數量占比均存在上升趨勢,東部地區所占比重從2011年的59􀆰95%上升為2019年的62􀆰56%,中部地區制造業就業占比從17􀆰97%上升為19􀆰37%。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占比存在下降趨勢,東北地區占比從7􀆰29%下降到4􀆰99%,下降幅度大,西部地區占比從14􀆰79%下降到13􀆰08%。因此,從數字經濟的發展對制造業就業影響的區域差異看,產業規模小、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區域就業受數字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更顯著。

        四、結論和建議

        (一)研究結論

        通過上述綜合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隨著數字經濟的持續發展,對我國勞動力就業市場存在著顯著影響。具體到我國主要產業來看,制造業在數字化轉型中對就業吸納能力持續下降。進一步深入分析來看,高技能人員、男性群體的占比均在上升,低技能人員和女性群體占比在下降,說明數字經濟發展不利于女性和低技能勞動力就業。從不同區域發展來看,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制造業對就業吸納能力較強,東北和西部地區制造業人員占比下降明顯,說明了數字經濟在不同區域不均衡發展背景下不利于經濟水平偏低區域的勞動力就業。

        (二)政策建議

        從上述情況來看,在數字經濟大規模發展的背景下,為了推動制造業勞動力就業市場的均衡發展,建議如下:第一,健全制造業數字化就業保障機制。在制造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信息化設備投入的增加會減少勞動力的投入。進一步分析,本文發現數字經濟推進過程中會提升對高技能勞動力的偏好,提升高技能勞動力占比,而對低技能勞動力就業有顯著的抑制作用。政府部門為有效應對數字化引發的上述問題,可適當開展勞動力教育和培訓工作,構建企業、院校、培訓機構多層次人才培育體系,針對市場需求對低技能人員進行數字化專項培訓以適應數字化發展形勢,解決數字化人才的供需不平衡。這對提升社會整體的勞動生產率有重要意義,也有利于實現勞動力和數字化的互補發展,在促進技術發展基礎上,進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第二,本文主要針對制造業進行研究,對吸納更多低技能勞動力的服務業,政府部門也應進行相關引導和政策支持,以便擴大服務業的比重,吸納部分剩余勞動力,更好地滿足此類人員就業需求,緩解數字經濟對低技能勞動力就業的不良影響。針對就業潛力大、帶動作用突出、社會需求迫切的服務領域,引導企業進行傳統業務的數字化、網絡化改造提升,支持發展新業態,鼓勵彈性化、多元化、靈活化的新型就業形態和創新創業,促進就業的線下轉線上,固定就業轉靈活就業,傳統就業轉新興就業。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發現,隨著經濟數字化水平的持續提升,我國女性勞動力在制造業就業占比出現顯著下降的趨勢。政府在推進信息化技術發展,制定相關政策時,需要適當地注意性別因素,針對女性就業給予相關支持和鼓勵,完善法律咨詢服務、就業招聘服務、就業政策服務、數字化培訓等穩就業機制,引導企業在技術研究方面對女性人才予以傾斜,切實維護女性勞動者合法權益。同時需要開展輿論引導和宣傳工作,糾正性別差異的刻板印象,使兩性勞動者在學習和培訓上保持公平性與均衡性。第四,制造業就業數量變化趨勢存在顯著的區域性差異,故在區域對策上也應進行區分考量。比如,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制造業就業占比下降趨勢比較顯著,在政策制定方面需要更加關注東北和西部地區就業市場均衡問題,并結合當地特點出臺政策如加大對東北、西部地區產業的數字化技術提升和改造,加速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轉型,拉動數字經濟新業態。針對中、西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生產效率相對落后的特征,通過東部地區的產業輸出、對口數字化幫扶、專項數字化培訓、數字化新業態異地孵化援助等多種形式,強化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數字化素質提升,縮小區域間數字化勞動力的就業質量、就業素質差異。

        作者:盧川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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