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學論文全文(5篇)

1葡萄生態學課程教學的改革

1.1更新和優化教學內容

目前國內外仍然沒有一本專業的《葡萄生態學》教材。雖然2009年以后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葡萄酒學院主要參考了張光倫教授主編的《園藝生態學》教材，并結合葡萄生態學自身的特點制作了課件和講義。但是，生態學的研究日新月異，分支也越來越多。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在講授葡萄生態學基本理論的基礎上適當拓展理論視野，密切關注葡萄生態學領域科學研究前沿和動態，將最新研究成果引入課堂教學中，保持教學內容的新穎性。過去5年的教學改革與實踐發現，《園藝生態學》教材能系統地為學生提供生態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課程組則結合最新的葡萄生態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斷進行補充和優化。如在葡萄氣候區劃方面，授課老師根據研究結果補充了我國大陸性季風氣候條件下葡萄區劃指標體系的構建。再如我國優質葡萄酒產區主要位于干旱缺水、生態脆弱的區域，保護生態環境一直是葡萄與葡萄酒產業發展堅守的重要目標。在葡萄生態學的講授中不斷更新了沙漠產區、戈壁灘產區、鹽堿地較為嚴重的產區等發展葡萄酒產業的生態需求。另外，根據不同生態因子對葡萄與葡萄酒質量的影響不同，課程組采用了區別于園藝生態學、森林生態學等課程的授課架構和順序，對涉及重要生態因子的章節加強了學時和內容。例如目前水分缺乏和低溫凍害已經成為影響我國葡萄與葡萄酒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對這兩章的講授則更為詳細。最后，在教學過程中課程組注重基本概念、基本理論和基本技能的訓練，以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和意識的培養。只有深刻掌握了這些基本知識，對葡萄原料質量、葡萄酒質量和風格等方面的評價才能更加客觀和深入。

1.2改革與創新教學方法

1.2.1提高教學過程的師生互動過去由于沒有參考教材，并受“注入式”教學思想的影響，上課時主要是老師講解，學生忙于記筆記，強調講授的作用。課程教學改革以來，在教學過程中經常穿插提問、增加小測驗，這樣既可以集中學生上課的注意力，同時又促進了學生對教學內容的溫習和思考。另外，在每節課的前5分鐘鼓勵學生向老師提出問題，由授課老師和同學們共同思考，在下課前5~10分鐘進行解答和評論。既提高了學生探究知識的熱情，又能最大程度地調動全班同學共同思考，相互學習。改革實踐中另一種互動的方式是提前定向生態學熱點主題，如氣候變化對葡萄與葡萄酒產業的影響、環境污染與葡萄生產等，讓學生自己查閱文獻，同學們經過準備后在課堂上進行討論。這些教學方法的改革把過去以教為主變為教與學互動，充分發揮了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教學效果良好。

1.2.2增加學生主導的課程討論課課堂討論是教學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輔助環節，有利于活躍課堂氣氛，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熱情，提高教學效果。葡萄生態學課程教學改革以來，一直安排4個學時進行學生為主導的課堂討論。具體做法為首先按照我國行政區劃的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將每個年級全體同學分為31個小組，通過查閱文獻、數據統計，并結合生態學課程講授的內容，對每個區域進行生態評價，并結合當地葡萄與葡萄酒產業進行論述。所有討論內容需制作成幻燈片，并上臺講解5分鐘。同時，隨機挑選5名學生作為評委，授課老師輔助點評，其它同學進行交流和質疑。整個課堂以學生為主導，授課老師主要進行引導和輔助點評，最大程度提高學生的積極性、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實踐證明討論課不僅提高了同學們的團隊協作意識，也鍛煉了材料收集與組織能力、演講能力等。另外，各小組通過查閱文獻、上臺講解，對該產區的生態條件有了非常深刻的認識。所有小組通過集體交流，使得全年級的每一個同學對全國的生態條件都有了全面的了解和獨立的思考，為以后葡萄栽培學、葡萄品種學學習，以及進入產區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2.3加強現代化教學手段的應用葡萄生態學課程教學的手段已完全實現多媒體教學，但是由于該課程涉及的知識面較廣、概念較多，所以僅依靠幻燈片進行講解有時仍顯得較為枯燥和抽象。因此，授課老師在盡量制作更為優美的幻燈片的同時，根據章節內容，收集整理大量實地照片、視頻進行講解。授課老師利用科研活動、考察等機會，分別在新疆、遼寧、山東、吉林、四川等產區從生態學的角度拍攝了大量實地照片和視頻，如土壤類型、植被類型、地形地貌、園地建設等，為學生提供了許多真實而直觀的例子。另外，課程組還積極下載和制作各種視頻，補充說明各個知識點，讓學生更加容易理解和記憶。課程組在新疆北疆地區拍攝了戈壁灘產區從原地選擇、葡萄園管理到酒廠生產全過程的視頻，以生態學知識為切入點，為學生詳細介紹了北疆產區的生態條件及其對葡萄酒質量的影響，讓學生更加容易理解我國干旱地區葡萄與葡萄酒的特點及其生態學基礎。

一、翻譯生態學

首先，翻譯生態學是達爾文進化論的跨學科應用。在達爾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理論指導下，翻譯選擇適應理論應運而生。所謂翻譯適應選擇理論，是以達爾文“適應/選擇”學說的基本原理和思想為指導，以翻譯即適應與選擇的主體概念為基調，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理念為核心，能夠對翻譯本體做出新的解釋的翻譯理論范式。在生態學上，我們把一種植物或者動物從一個地方移植或者遷移到另一個地方時，被移植或遷徙的物種只有適應新的環境才能夠得以生存。類似的道理，翻譯也是將一種文化下的文化產物一直到另外一種文化中去，如果能夠做到很好的融合，能夠適應新的文化環境，并且被其所接受，那么這就是一次成功的翻譯。其次，翻譯生態學還強調翻譯過程中譯者的主體性。作為一個好的譯者，要實現翻譯材料從原語文化成功“移植”到譯語文化中，這就要求譯者充分發揮其主體性，根據原語文化和譯語文化特點，結合自身對原語文本及譯語讀者的先驗判斷和體會，實現成功的翻譯文化。翻譯中，譯者在發揮主體性的同時還應該更充分考慮譯語的受眾，努力做到思想信息的有效“移植”，避免過度尊重或者尊重不足，由此實現真正翻譯的“原汁原味”。

二、教學啟示

1.關注翻譯生態環境

“翻譯生態環境”是指原文、源語和譯語所構成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是制約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的集合”。能否翻譯出優秀的譯文，關鍵是看譯者是否適應了翻譯生態環境，是否考慮到了譯文的受眾。因此，在培養學生時，首先要培養的就是學生的“翻譯生態環境”意識。授課時教師要注意把翻譯教學置于翻譯生態環境之中，教學重點由基于語法的分項講解轉向面向實踐的整體關聯，培養學生充分考慮譯語國家的文化、社會等情況，建立由此文化向彼文化的相互關聯，從而實現譯文與文化的完美結合，使譯文適應新的“環境”。

2.注重詞匯、修辭等的區別

要想譯出一篇好的譯文要求譯者能夠熟練地掌握兩種語言及其在詞匯、語法和修辭等方面的差異。這一點上，除了平時多注重詞匯的積累，還可以通過閱讀大量的源語文章掌握語言表達技巧。一般來講，學生比較難于掌握的像俚語，如果沒有事前閱讀過相關內容，單純靠上下文聯系去猜測是很難譯出準確的譯文。

1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破解生態危機的三重向度

1.1技術不是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

在探究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時，技術總是被一些學者認為與生態危機的產生密切相關，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則對這種觀點提出了批評，認為技術是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的想法，實際上是脫離了經濟規律及社會生產方式抽象的談論技術，這無益于探究生態危機與技術的關系，探究技術與生態危機關系的正確方式應該是將技術及其背后操控技術的生產方式聯系起來進行考察，將技術置于其存在發展的經濟活動之中進行考察，這樣才能真正的厘清技術與生態危機之間的關系。依據上述的分析路徑，福斯特指出，“技術樂觀主義”者認為的技術進步就能解決生態危機，技術落后就會導致生態危機的觀點，用“杰文斯悖論”就能輕而易舉的進行反駁。福斯特依據經濟學家杰文斯通過統計學得出的結論，即當某種自然資源利用率提高時，非但不能減少對這種自然資源的使用量，反而會激發市場對這種自然資源的需求，從而揭示了技術進步背后的經濟學規律，隨著技術的進步，生產效率的提高，在經濟理性的作用下，生產規模也在不斷的擴大，進而對某種資源的需求與使用量也會增大，這樣技術的進步不但不會減少資源的使用量，反而會加速資源的枯竭。結合“杰文斯悖論”及福斯特自身研究所得出的驚人數據，福斯特不免發問，“在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的情況下，新研發的技術就能夠解決環境惡化問題嗎”［1］福斯特的回答是“相信技術奇跡能夠解決生態危機的想法在本質上等于忽視了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規律，在資本主義經濟運行規律里技術的發展是從屬于市場需求的［1］。”既然技術的發展不能解決生態危機，反而刺激了生產規模的擴大，加劇了資源枯竭的速度，那么是不是“技術悲觀主義”提出的通過抑制技術的發展就可以解決生態危機的觀點更有道理了呢?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同樣給出了否定的回答。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認為，技術本身無所謂有利于還是不利于生態危機的解決，因為技術不是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也就不能利用技術根除生態危機，技術本身不具有獨立性，它的生態作用是由其背后的生產方式以及這種生產方式所表現出來的社會制度所決定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危機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那種追逐利潤的經濟理性所導致的，技術只不過是其控制自然、攫取利潤的工具，“與資本在工廠中對技術的那種配置和運用方式———目的是為了控制勞動和生產剩余價值及利潤———相比，也許技術本身不應受到更多的指責［2］。”至此，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基本完成了對“技術樂觀主義”與“技術悲觀主義”的雙重批判，將技術從紛繁復雜的生態危機之中摘出，進而開始關注掌握技術的資本之手，逐步將生態危機的根源定位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而不是技術。當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將批判的矛頭轉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時，他們便獲得了站在更廣闊的視角上重新審視技術問題的機會，資本主義唯利是圖的本性使得資本主義技術的每一次發展都是以攫取經濟利益為目的的，生態效益基本不在其考慮的范圍內，因此，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斷定，那些有利于協調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的技術，即“好的技術”、“替代技術”、“軟技術”、“小規模技術”也從來不會被以經濟理性為原則的資本主義所選擇，由此，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正式開啟了對資本主義制度反生態性的批判。

1.2以生態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才能根除生態危機

在對“經濟簡化論”、“技術樂觀主義”以及“技術悲觀主義”進行深刻的批判之后，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終于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制度反生態性批判的理論準備，亮出了自己的理論底牌，即生態危機的總根源就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并且拿出了自己根除生態危機的終極方案，即以生態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提出了資本主義制度是生態危機根源的理論依據。奧康納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無限性與生產條件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第二類矛盾”，“第二類矛盾”與馬克思提出的“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一樣都是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無法克服的固有的頑疾和本質缺陷。“第二類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之一，資本主義生產規模擴大的腳步永遠不會停滯，而以生產條件為其表現形式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則是有限的，二者之間的矛盾就是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福斯特則從資本主義制度基本經濟運行規律的角度，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可持續性。福斯特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產方式及其經濟運行規律可以概括為，想盡一切辦法地進行資本積累、不斷地加快資本周轉、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潤，在這種情況下，那種要求遵循生態原則，從整體的視角通盤考慮人與自然相和諧的可持續發展模式“與冷酷的資本需要短期回報的本質顯然是不相符的”［1］，而這一切必然導致整個生態系統受到嚴重的損害。在對資本主義制度反生態性本質進行揭示之后，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拿出了自己破解生態危機的終極方案，即以生態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實現人與自然的雙重解放，進而實現生態危機的徹底解決。生態社會主義是按照生態理性原則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它倡導和堅持一種能夠維護生態系統整體平衡的人類中心主義［3］，它堅持自然資源公有制，通過以自由人聯合體為代表的國家權力來解決生態問題，政府擁有強有力的生態管制權，可以有效地實現對生態的監管，克服資本主義制度在生態問題上的自由化缺陷。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將社會主義視為建立生態文明的理想的社會形態，因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對資本主義的全面超越，只有社會主義公有制才具備生態理性萌發的條件，社會主義與生態理性相互需要，并天然的結合在一起。對此，奧康納指出:“社會主義需要生態學。因為后者強調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它還賦予了自然內部以及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以特別重要的地位。生態學需要社會主義，因為后者強調民主計劃以及人類相互間的社會交換的關鍵作用”［2］。

2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破解生態危機所引發的爭議及其評析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生態危機根源的破解引出了生態文明研究領域的三個有爭議性的問題，即市場經濟是有利于還是不利于生態系統的保護;技術的發展是保護了還是破壞了資源環境;資本主義制度到底是不是生態危機的根源，如果是，為什么社會主義國家也有生態危機。對這些有爭議性問題的深入研究將有助于更為客觀的評價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并從中找尋有利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

一、慢生活是符合生態學規律的一種生活方式

從南京副市長陳剛的倡議中不難發現慢生活的理念在長江三角洲已經基本形成共識，長江三角洲已然成為中國式慢生活的起源地與引領地。在長江三角洲經濟急速發展的背景下，提倡慢生活的理念實質是對生態學規律的一種正確認識。基于“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中各種因素相互作用協調發展的規律，長江三角洲地區主動降速發展是傳統發展模式在人口、資源、環境等方面遭遇瓶頸之后做出的戰略抉擇。這種選擇最終將導致長江三角洲生態系統的發育和進化。

二、慢旅游是生態旅游的延續

生態旅游是慢旅游發展的基礎，綠色的生態、清新的空氣、清澈的溪水、寧靜的鄉野氣息是慢旅游的王牌。[3]同時，慢旅游是一種深度旅游，是一個文化的浸入過程。其主要特征表現為：

（1）主張扎進一個陌生地方沉淀自我，融入當地的生活，充分了解當地文化；

（2）主張在旅游地居住一段時間，像居家生活一樣，親自到市場買菜、做飯，在城市或鄉村隨意游逛，而沒有特定的目的地；

（3）不以留念為目的，而是為了體驗另一種生活；

一、建村伊始至20世紀60年代初

1．生計方式

在清代，三家子滿族生活主要依靠政府，披甲一年餉銀二十四兩，除了每年二、八月份到齊齊哈爾進行軍事檢閱之外，村里人幾乎無須與外界接觸。清政權被推翻以后，八旗餉銀被終止，該地區滿族主要生計方式轉變為漁獵業。三家子地區緊鄰嫩江，魚類資源豐富，打魚就成為當地滿族主要的生產方式。據20世紀60年代的調查記錄，三家子村每戶都有小型魚罩等捕魚工具。此外，很多村民飼養獵狗，經常上山打獵，所產糧食、蔬菜多為自己家食用。此時三家子地區生產結構以漁獵為主，農業為輔。文化生態學認為，特定環境與生產關系密切，原初的生產技術受自然環境的制約，生產技術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行為模式，行為模式映射族群的風俗與文化。三家子地區漁獵的生計方式不僅對此地區文化習俗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使三家子地區滿族文化得以保存。據史徒華的觀點，漁獵的生產主要有兩種方式:個體完成和集體協作，當自然資源豐富，狩獵大宗型獵物時，族群就會選擇集體狩獵活動。在20世紀60年代，三家子地區生產隊經常組織6至8人，去嫩江及其支流打魚。這種集體漁獵的生計方式，與明末時期氏族內部共同漁獵，勞動成果統一分配的滿族傳統生產方式大致相同。漁獵生計方式奠定了滿族生活習俗的根基，漁獵文化是滿族文化的核心部分。滿族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無不留有漁獵文化的深刻烙印。從文化生態學角度觀之，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對文化變遷起著至關重要的制約作用。自建村以來至20世紀60年代初期，三家子地區基本保持了原有的自然環境，辛亥革命以后，中國社會不斷動蕩，但地處偏遠的三家子村社會環境相對穩定，文化生態環境在此期間內并未有明顯的變化，因而建立在漁獵生計方式的上滿族傳統文化能夠相對完整保持。

2．文化習得

文化習得主要有以下三種途徑:依靠家族家庭內部代際傳承、依靠學校式的公共社會教育和基于一定區域的社會傳播與影響。家庭內部傳承傳統文化，學校教育主要傳遞基礎公共知識。雖然清代，齊齊哈爾設有官學，但三家子地區能接受官學教育的人較少，清王朝滅亡以后，官學也隨之取消。辛亥革命至20世界60年代以前，當地青少年在學校學習機會較少，主要是受家庭教育。“教育是代際之間保留文化的重要力量”［3］，三家子滿族文化通過家庭內部得以傳承。在調查過程中也發現，目前村里滿語較好的老人都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從家庭成員中習得的。封閉生存環境在很長時間內使滿族傳統文化在三家子地區占據核心地位。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三家子地區自然環境適宜漁業、農業，村民完全可以無須依靠外界生產生活。地理位置偏遠、交通不便利，使外部的思想文化難以傳播到三家子地區，滿族傳統文化成為該區域的主體文化，其穩定性得以持續。計、孟、陶三家遷入此地區時承載滿族傳統文化中最為完整、原生態的部分。當其他地區的滿族文化迅速衰落時，三家子地區依然保存滿族傳統文化，成為一座相對封閉滿族文化孤島。

二、20世紀6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

20世紀60年代后，三家子滿族文化呈現明顯的衰弱跡象。如村中滿族與漢族之間的差別消失，滿族祭祖活動停止，許多家譜被損毀，不再公開供奉祖宗板。值得一提的是，這時期滿語保留較好，1986年，全村“除幾位老年婦女能聽懂漢語而不能講外，大部分老年、中年及部分青年能用滿漢兩種語言交流。”［4］此階段三家子地區滿族文化從主體文化轉變為邊緣文化，從強勢文化轉變為弱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