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報道生態文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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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問題和生態文明建設是新聞工作的新課題

對于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已經在全世界范圍達成共識。為了獎勵大眾傳媒對環境保護做出的貢獻，許多NGO組織設立了專門的環境報道獎項。如國際知名的環保“藍星獎”，英國路透社和國際自然保護聯盟設立的“環境媒體報道獎”，還有在亞太地區設立的“綠筆獎”。1984年，聯合國環境署、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和英國國家電視臺聯合成立了環境影視集團，向世界各國免費提供環境電視節目，利用媒體的影響力向公眾宣傳環境保護知識。生態文明建設，是人們反思日趨嚴重的環境危機而作出的理性選擇。生態文明建設業已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組成部分。新聞報道作為最能緊扣時代主題的傳播形式，理應積極關注環境問題、建構生態文化、培育生態文明觀念的社會氛圍，承擔推進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責任。

二、“環境報道”還是“生態傳播”

伴隨著傳媒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學界展開了一系列相關討論。就環境問題的相關作品而言，學術界的稱呼主要有：環境傳播、環保傳播、生態傳播、綠色傳播、氣候傳播，以及氣候報道、生態報道、環境報道、環保報道、危機報道、災害報道等不一而足。傳媒業環境問題的相關作品究竟采用什么稱謂更為合理呢？就主語來看，“環境”和“生態”最具代表性。“環境”是一個極其廣泛的概念，它不能孤立地存在，是相對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不同的中心事物有不同的環境范疇。對于環境科學而言，中心事物是人，環境是指以人為中心的客觀存在，即由其他生物和非生命物質構成的人類生存環境。人類生存環境由自然環境和人工環境（社會環境）構成。自然環境是人類生活和生產所必需的自然條件和自然資源的總稱，即陽光、土壤、空氣、動植物等自然因素的總和。人工環境是指經過人類社會加工改造過的自然環境，如城市、村落、學校、公園和娛樂場所等。“生態”一詞則源于古希臘語，原意是指家或者環境，現在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狀態，以及它們之間和它們與環境之間環環相扣的關系。總體來說，“環境”是更側重于以人類為主體的表述；“生態”則將主體擴大到了一切生物。就謂語而言，“傳播”和“報道”是分歧的焦點。傳播與報道不完全是一回事。傳播學所談傳播，即社會信息的傳遞或社會信息系統的運行。所謂報道，則指通過大眾傳媒形式發表的新聞稿件。傳播所涉更廣，實際上，環境問題、生態問題不僅得到了新聞界的關注，在其他傳播領域也有著強烈響應。生態文學、環保電影、環保廣告等的代表作品對公眾的環境意識、生態觀念影響頗深。當代人對環境的覺醒就被認為始于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在我國，《狼圖騰》《獵天》《獵地》《獵人》《懷念狼》等文學作品從不同角度闡釋了生態環境與人類的關系；而《后天》《未來水世界》《可可西里》《2012》等環境題材電影，則以更加現代、直觀的視覺方式強烈地震撼了受眾的生態觀念；一些權威、知名的環保網站，如中國環境資源網、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網、環境教育資訊網、中國綠色學校、中國環境教育影視資料中心等，則為受眾提供了更具個性化的服務。從這個角度上說，傳播比報道的適應范圍更寬泛。北京林業大學新聞辦公室的鐵錚教授就認為：生態傳播是指人類與生態直接或間接相關的信息傳播活動。綜合以上觀點，筆者認為，“環境報道”對新聞界來說，更為準確；“生態傳播”，在綜合性的傳播領域則更為妥當，是社會話題和未來趨勢。

三、環境報道的現狀與問題

1.信息傳播功能的強化與“失聲”

同場進行信息傳播是新聞工作的基本職能，是對社會問題的快速反映。2013年3月初，在黃浦江上海松江段驚現數千頭高度腐敗的死豬，造成了嚴重的水污染事故。對此，大眾傳媒進行了密集報道，3月4日，《嘉興日報》率先推出系列報道，揭露當地亂扔死豬、養殖過密等亂象；3月12日，《新聞晚報》刊發“河道死豬事件要有信息公開”；3月14日，《南方農村報》推出“方法與成本：話說死豬合法后事”報道；3月19日，《人民日報》發文“解析黃浦江死豬事件：上海沒有故意瞞報”；3月21日，《南方周末》推出“豬禍黃浦江”調查；央視《新聞調查》欄目3月23日即播出45分鐘時長的“黃浦江死豬事件調查”；3月24日，《焦點訪談》節目播出“黃浦江死豬事件溯源”；多層次、多地方、多形式的新聞報道，對事件的及時還原和追蹤，促進了政府和公眾的信息溝通，打消了群眾疑慮。大眾傳媒對環境問題的“失聲”或因記者調查能力不足，沒有發現問題；或是媒體迫于壓力被動放棄報道。

2.輿論監督功能的彰顯與“脫靶”

并存輿論監督是新聞媒體運用輿論的獨特力量，幫助公眾了解政府事務、社會事務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務，并促使其沿著法制和社會生活公共準則的方向運作的一種行為。目前，大眾傳媒一方面對環境問題的輿論監督日漸成熟，效果顯著；另一方面，輿論引導能力不強，導致輿論脫離議程設置初衷的現象也屢見不鮮。媒體作為社會教育的重要途徑，負有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正確的輿論引導能夠促進社會穩定、安撫公眾情緒、化解社會矛盾、協調各方利益。應該說，近年來，在廈門“PX項目”、蘭州水污染、杭州垃圾焚燒廠等敏感事件中，大眾傳媒通過議程設置和社會動員，有效地彰顯了輿論監督和輿論引導功能。但我們還應看到，媒體的另一些輿論監督則要么只為吸引眼球，實質了無新意；要么目光短淺，與科學發展觀背道而馳。同時，就環境問題進行輿論監督，媒體還應注意避免“誤傷”，克服博眼球心理。戴星冀認為“對發展中產生的環境問題，究竟應該‘邊發展，邊治理’，還是‘先發展，后治理’。很明顯，不應否認先發展后治理，應該看到這是不得已的。后治理的經濟學性質是一種舉債發展。通常我們只注意到內債和外債兩種債務來源，但事實上還存在向未來舉債的形式。”辯證地看待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正確認識“一致與沖突，都是社會存在的兩種基本動力”。沖突和矛盾不僅可能導致社會不和諧，同時也是社會變遷的動力來源，是社會整合的契機。科學理性地分析發展中的環境問題，有利于對社會輿論的深度引導和公眾生態文明意識的培育。

四、從“淺綠色”走向“深綠色”

所謂“淺綠色”，即在環境運動初期，人們對環境問題的認識還比較粗淺，往往只能提供應急性解決方案，沒有將環境與發展聯系，也沒有考慮到環境問題背后的觀念問題。而所謂“深綠色”，則是人們將環境問題與文化、價值觀相聯系。認為解決環境問題的關鍵在于價值導向的轉變和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革。由“淺綠色”走向“深綠色”是人類不斷自我反思的成果，也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所在。人類對自然界的“成功”改造，給予了人類以更大的制服自然、戰勝自然的信心。“人類中心論”促使人們認為只有人類才是世界的主體，其他自然資源都是為人類服務的。生態文明則是要求以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生、良性循環、全面發展、持續繁榮為基本宗旨的社會形態。新世界觀和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則要求將道德主體的譜系擴展為自然、人、動物、植物等等。生態文明在價值體系上，要求打破在主流生活中起價值導向作用的物質主義、經濟主義和消費主義，提倡尊重自然、節儉發展。傳媒具有社會教育功能，“大眾傳播在傳播知識、價值以及行為規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現代人的社會化過程既是在家庭、學校等群體中進行的，也是在特定的大眾傳播環境中進行的。”傳媒通過議程設置影響社會價值觀念、塑造社會行為規范，既可以產生即時的個人示范效果，也可以帶來長期的社會宏觀影響，是促使公眾從“淺綠色”走向“深綠色”的重要社會力量。環境報道具備對公眾進行環境教育的功能，“大眾傳媒向受眾傳達環境事實信息和環境知識信息，以達到提升公眾環保知識普及程度、轉變公眾既有環境價值觀念、推進公眾介入環保行為實施的功效”。為了達成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的培育目標，傳媒工作者首先應當進行自我教育。這一過程分為專業教育和價值觀教育兩部分。首先，應切實培養新聞從業者的生態文明意識。在從業者心中樹立生態文明將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嶄新階段，是超越現代工業文明的嶄新的文明觀念。人類與其他生物共生于地球，其他生物同樣具有主體性、價值和權利，人類在生態系統中處于優勢地位，理應承擔更多的生態責任。地球不僅屬于人類，也屬于整個生物界。人類將生態危機的惡果轉嫁給其他生物是不道德的行為。唯有從價值理念上擺正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環境報道才能真正服務于生態文明建設，才能最終走向生態傳播，實現環境運動的“深綠色”。

其次，環境報道是一個復雜的綜合學科，既涉及政治、經濟、法律、外交等社會科學，又涉及物理學、化學、生物學、氣象學、生態學等自然科學，對從業者的綜合素質要求很高。我國的新聞學教育中，大多沒有專門涉及環境問題的課程，學生往往空有環保理想而無專業的環境知識，在現實工作中知識儲備捉襟見肘。專業人才的缺失造成了一些環境報道的淺嘗輒止，難以觸動問題實質，而淪為如世界海洋日、植樹節、世界地球日、愛鳥周、世界環境日等節日報道的點綴品。突破低層次的信息告知功能，提供高質量的輿論引導是新時期環境報道的出路所在。1995年9月，世界銀行環境可持續發展部發表的《監督環境進展工作進展報告》提出的“從長期和保持可持續的角度講，經濟發展不能成為環境的敵人。同樣的道理，最好的環保政策也應該有助于進一步的經濟活動。好的環境政策是好的經濟政策，反過來也一樣。”富有見地的環境報道，不是簡單地將經濟發展與環境問題對立，而是應該為人類發展提供新的思路。

作者：金石 單位：西藏民族學院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