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正義生態文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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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人為本的根本價值取向
有些學者站在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認為自然界之所以遭到人類的破壞，根源在于非人類生物沒有被賦予像人那樣的內在價值和道德權利，為了保護生態環境、維持生態平衡，非人類生物應該像人一樣成為道德關懷和考慮的對象，擁有平等的道德權利，而人類則應當尊重非人類生物，遵循自然界。應該承認，非人類中心主義飽含了對非人類生物的深切同情，對人類處理自身與外部生態環境的關系，乃至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規范作用。但是，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立論是極其荒謬的，論證也是十分虛妄的，而且還存在著實踐維度的嚴重偏失，導致其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各界的廣泛質疑和批評。基于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忽視人的中心地位，單純地為了保護生態環境而保護生態環境，并不能達到預期效果。有些學者站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立場，指責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不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認為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生態環境的惡化負有主要責任。不可否認，當前的發展中國家對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確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畢竟當今的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過多地看重了經濟發展的速度和總量，有意無意地忽視了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和質量。但是，說當今的發展中國家是導致全球生態環境惡化的罪魁，有些言過其實，甚至是無稽之談。當追究生態環境惡化的緣起時，我們發現，正是歷史上那些追逐群體或個體的特殊利益、滿足自身不合理需求的利益主體的不正當行為，造成了生態環境的不斷破壞，進而導致了今天的生態危機。而這些在歷史上有過重大過錯的利益主體，則基本上出自當今的西方發達國家。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說明，西方發達國家才是全球生態環境惡化的罪魁，它們今天國內生態環境的整體良好，完全是通過不平等的國際經濟政治舊秩序，推行生態殖民主義、生態種族主義，轉移污染，進而毒害發展中國家的結果。西方發達國家作為擁有先進科學技術且“先破壞了自然的國家”，理應承擔更多的生態責任，把解決生態危機作為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加以研究。總之，基于后現代和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觀點，無法也不可能建設生態文明;基于西方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或個體及其特殊的、短期的利益，同樣無法、也不可能建設生態文明。只有立足于當前各國的基本國情和具體實際，堅持以人為本的根本價值取向，以人類整體及其整體的、長遠的利益作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根本價值尺度，才真正有可能建設生態文明。
通常情況下，一提到建設生態文明，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從理念和制度兩個方面入手，通過建設生態文明理念和生態文明制度來規范人們的行為方式。建設生態文明理念，就是要實現從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向強調“人—社會—自然”是有機整體的生態思維方式的轉變。這要求我們一方面在全社會范圍內大力普及有關自然規律的知識，另一方面大力宣傳人與自然關系和諧的重要意義及人與自然關系對立的危害，使人們深刻地認識到人與自然關系和諧的重要性，在頭腦中牢固樹立并在實踐中自覺踐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協調發展的理念。建設生態文明制度，就是要建立健全以保護和建設良好生態環境為中心的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制度規范。也只有在全社會范圍內建立健全有助于人們正確運用自然規律從事實踐活動的生態文明制度，才能保證人們的行為方式滿足生態文明建設的需要。可以說，建設生態文明理念和生態文明制度，已是公認的實現人與自然關系協調發展的有效途徑。在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的新時期，中共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戰略高度，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更是通過了包括“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在內的若干重大決定，強調“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實行最嚴格的源頭保護制度、損害賠償制度、責任追究制度，完善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制度，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
這些足以說明，建設生態文明理念和建設生態文明制度之于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然而，當人們致力于從生態文明理念和生態文明制度兩個方面建設生態文明的時候，一個原本緣起于生態文明建設而后又具有了相對獨立性的問題———生態非正義問題，成了橫亙在通向生態文明大道上一個不可忽視的障礙。生態非正義問題出現于20世紀中葉，凸顯于20世紀80年代，是一系列生態不平等現象的總稱，其實質是由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及相互關系、產品的分配形式的非正義引起的生產關系的非正義。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生態非正義現象隨處可見，它們不僅普遍地存在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也普遍地存在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內部，似乎只要人與人之間發生以生態資源為中介的生產關系，生態非正義就會出現。20世紀三四十年代，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堅持的具有生態負效應的工業發展理念、強制生產的生產方式和強制消費的消費方式，終究難逃自然界的報復———生態危機。為了應對生態危機，更是為了應對生態危機背后隱藏的真正危機，即以生態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社會危機，西方發達國家在不限制資本嗜血增值本性的前提下，將剝削、掠奪的對象指向了內部的貧困地區和外部的落后國家，借以轉嫁危機，保持也已成為生產力發展桎梏的生產關系，維系政權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通過發動資源戰爭、推行生態殖民主義和生態種族主義，西方發達國家達成了他們的預期，至少在短期看來是基本達成也貌似在一國或一地區保護了生態環境。但對于國內的其他地區和外部的發展中國家，卻是毀滅性的災難。我們慢慢發現，“生態帝國主義只在幾個世紀的發展進程中就制造出全球性的環境危機，并將地球生態置于危險可怕的境地”。如今的發展中國家，儼然已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原料產地、產品傾銷地和垃圾推放地。遭遇最慘的是當屬那些處于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奧康納就指出:“最糟糕的人類和生態災難通常發生在南部國家以及北部的那些‘內陸殖民地’。生態惡化的人類犧牲品往往是那些鄉村的窮人———那些只有很少土地以及根本沒有土地的人，生態問題對他們來說是一件生死攸關的事情———以及城市中的失業者和就業不充分的人，再加上北部的那些受壓迫的少數民族和窮人。”
生態非正義問題不僅普遍地存在于發達國家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同樣也普遍地存在于發展中國家。對于那些處于貧困中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基本物質生活資料的匱乏和科技水平的落后，決定了他們大多只能依賴于最直接的手段即通過掠奪和破壞生態資源來獲取基本的日常生活所需。至于人類整體、子孫后代的利益則太遙遠，甚至都無法進入他們的視野和考慮范圍。因為“貧困———亦是既不能解決環境問題也不能解決人類問題的。它對于人們是無限糟糕的事情，對自然界也是如此。一無所有的農民以砍伐和焚燒拉丁美洲深處的森林謀生過活;饑餓的牧民把他們的畜群驅趕到脆弱的非洲草原，使其變成荒漠……在絕望中，他們無計可施地濫用土地，通過損害未來而拯救現在。”而對于那些生產力發展水平已有了一定提高的發展中國家，他們又往往急于進一步改善民眾的物質生活水平、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忽視社會公平分配，急不擇路地沿襲發達國家早期工業化時期不可持續的發展道路。結果是，經濟發展水平確實顯著提高了，但原本已經非常糟糕的生態環境則進一步惡化;蛋糕確實做大了，但由于忽視了社會公平分配，發展的紅利并沒有惠及到每一個社會成員。除了急于擺脫貧困或盲目求發展而忽視社會公平分配是引起發展中國家出現生態非正義問題的原因之外，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在社會成員間的不公平分配，也是導致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生態非正義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在社會成員間的不公平分配，不僅產生了兩個不同的社會群體，即占有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的強勢群體和不占有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的弱勢群體，而且也造成了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在生態方面的嚴重不平等。以當今世界上的兩大發展中國家———中國和印度為例。在我國，“此地經濟得到發展了卻把環境危機轉移到了異地;此地排污異地受害;此地環境保護的成效轉化為異地的經濟效益……農村卻由于耕地林地遭到城市擴張的侵蝕，工業企業相繼在農村落戶，城市生活垃圾和污水向農村轉移和排放等原因，導致其生態環境逐漸惡化等等。”在印度，忍受環境退化帶來的各種問題危害最嚴重的社會群體是窮人、無地的農民、婦女和部落，他們面臨的是生存問題，而并非是生活品質的問題。通過上述內容，我們了解到，生態環境問題和生態非正義問題具有同根性，這種同根性集中地體現在它們的緣起上。在一定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生態非正義問題是一國或一地區為了保護本國或本地區的生態環境而犧牲他國或他地區生態環境的結果。而當生態非正義問題產生以來，它又具有了相對的獨立性。但不管怎樣，作為生產關系的無序或失控狀態，生態非正義是人們在實踐活動中堅持以群體或個體及其特殊的、短期的利益作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根本價值尺度的情況下出現的。它不僅標示著人際之間生態權責分配的不公正、不合理，也標示著全球生態環境的整體破壞，也意味著當代人及后來人的持續生存和發展正受到嚴重威脅。這就決定了，以解決全球性生態環境問題、保護人類賴以持續生存和發展的生態環境為中心要務的生態文明建設，必然內在地要求克服生態非正義，實現生態正義。
三、實現生態正義構成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保障
作為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出路，生態文明標示著人與自然關系的有效協調。建設生態文明，就是要有效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與協調發展。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根本在于協調人與人的關系。而要協調人與人的關系，關鍵在于協調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縱觀人類社會發展史，我們發現，但凡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出現裂痕，基本上都是由他們之間的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引起的。換句話說，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是導致人與人之間關系不和諧的根源所在。關于利益這個價值性概念，不同理論背景的學者往往基于不同的研究視角給出不同的界定，但基本上都是各說各的，難以達成共識。然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紛繁復雜的利益當中，經濟利益是根本的利益，起決定性作用。因為經濟關系是社會關系中的根本關系，它在社會關系中起決定性作用，而“每一既定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表現為利益”。可見，“人類社會生活中的矛盾、沖突、斗爭，乃至戰爭的動因、根源是什么呢?這就是利益，首先是物質的、經濟的利益，物質的、經濟的利益是引起一切社會矛盾和沖突的根本起因和最終根源，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是重要社會現象，是一切社會矛盾和沖突的基始原因。”這就決定了，要有效協調人與人的關系就必須有效協調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而作為生產關系正義，即經濟關系正義，生態正義就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經濟利益關系的有效協調，實現生態正義的努力也就意味著在試圖有效協調人與人之間的經濟利益矛盾和經濟利益沖突。從這個意義上說，實現生態正義是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保障。為實現生態正義，從而為建設生態文明提供根本的保障，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必不可少。
第一，構建生態社會主義。在討論如何構建生態社會主義之前，有兩點需要明確。其一，生態社會主義從本質上區別于當今西方發達國家那種看似可以保護生態環境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資料私有制，決定了“資本主義經濟把追求利潤增長作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價追求經濟增長，包括剝削和犧牲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這種迅猛增長通常意味著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時向環境傾倒越來越多的廢物，導致環境急劇惡化。”顯然，資本主義國家極力鼓吹的可持續發展、綠色資本主義不可能成為現實，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騙局罷了。只要資本主義國家不從根本上變革它的所有制形式，就永遠無法真正實現生態正義，保護全球生態環境。其二，生態社會主義也有別于當今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盡管生態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強調公有制的所有制結構，但生態社會主義倡導的是完全意義上的公有制所有制結構，而不是公有制占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結構。當然，允許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特別是私有制經濟存在，是由當今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所決定的。畢竟這些國家都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這一歷史階段，是直接跨越了馬克思所說的“卡夫丁峽谷”，選擇了社會主義。然而，“只要經濟的運行由資本作為主體，那么它就必然不會顧及生態環境的保護。”私有制經濟的存在，特別是它還在民生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必然會引起生態非正義，導致生態環境破壞。構建生態社會主義，關鍵在于消滅一切形式的私有制。既想保留私有制又奢求實現生態正義、建設生態文明，無異于癡人說夢。西方發達國家如果是對當代人和子孫后代負責的話，就應該消滅本國的私有制，并通過其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督促他國也消滅私有制。而對于那些亟需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國民生活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確實存在著兩難抉擇。一方面是本國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迫切地需要利用非公有制經濟來快速發展社會生產力，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受非公有制經濟帶來的諸多問題。對于這樣的情況，依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當不同層次的需求發生矛盾時，以滿足最迫切的第一層次需求為準，特別是生存的需要。如果當代人都無法生存了，哪里還會有后來人和他們的生存和發展。但是，這也并不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可以以此為充分理由，完全不顧及社會公平正義和生態環境保護。沒有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和良好的生態環境，任何經濟形式都難以持續、健康地發展下去，哪怕它已經取得了豐收的成果并讓人民群眾充滿信心。如何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充分發揮非公有制經濟對物質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同時又盡可能地降低資本的負效應，特別是生態負效應，實現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是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都不得不面對的重大課題。
第二，建立健全權力約束制度，將權力關進牢籠，在社會成員間公平分配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前文我們已經不只一次談到，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在社會成員間的不公平分配，是導致生態非正義的一個重要原因。由此決定，實現生態正義內在地要求在全體社會成員間公平地分配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從而保證每個社會成員都可以在生產過程中處于平等的地位、獲得平等的尊重。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建立健全權力約束制度，將權力關進牢籠，勢在必行。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在社會成員間的不公平分配之所以會導致生態非正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占有它們即意味著獲得了無上的權力，相應地可以占有更多的生態資源、獲得更多的生態利益、享有更好的生活環境、承擔更少的生態責任。也正因此，當今的社會中出現了一些讓人難以想象的現象———占有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的人會挖空心思地維護、鞏固、加大自己手中的權力，而那些原本不占有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的人則會想方設法甚至無所不用其極地去爭取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獲得權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不能用剛性的制度強制約束權力，使權力真正成為服務廣大人民群眾的手段，而不是奴役廣大人民群眾的工具，即便是做到了在社會成員間重新分配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結果也無外乎是換湯不換藥。之前不占有而現在獲得了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的人群開始招搖過市，而那些之前占有現在喪失了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的人群則慢慢銷聲匿跡。因此，要實現重新配置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的效能，建立健全權力約束制度、將權力關進牢籠是關鍵。而如何建立健全有效的權力約束機制，真正將權力關進牢籠，是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
第三，兼顧不同人群的勞動付出，建立健全有助于產品公平分配同時又可以避免或縮小貧富差距的利益分配制度機制。作為勞動者在生產領域創造的物質資料，產品的分配直接關系到勞動者本人的生存和發展，也關系到直接生產者子孫后代的生存和發展。然而，自產品被生產出來之后勞動者并不能直接占有他們的創造物，因為產品是社會成員集體合作的產物，產品的分配也只能采取社會集體分配的形式。也就是說，勞動者只有通過社會集體分配才能獲取他們集體創造的產品。這樣一來，就出現了“如何在社會成員間公平分配勞動產品”的問題。實際上，當物質生產力極大發展、物質資料極大豐富時，按需分配的產品分配形式會保障每個社會成員都能獲得自己所需的任何方面、任何程度的物質產品。這一時期，如何在社會成員間公平分配勞動產品，不成其為問題。但在物質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或不足、物質資料緊缺或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在社會成員間公平分配勞動產品成為了一個現實問題，而且還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大問題。為了給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創造更好的空間，給子孫后代的生存和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創造起點優勢，每個直接參與生產勞動的生產者都會自覺不自覺地想要多獲得一部分產品。當每個人都這么做時，社會集體分配秩序會混亂不堪，社會穩定也會因此而岌岌可危。為了維持社會分配的有序秩序進而維護社會穩定，同時也是為了獎勤罰懶、激發社會成員的工作熱情，采取按勞分配的產品分配方式不失為一種階段性的良策。但是，按勞分配也有其不可克服的弊端。人與人之間存在的先天差異和后天差異，本就決定了他們具有不同的勞動能力，如果再將資本、技術、設備、原材料等生產要素也納入按勞分配中“勞”的范圍，那么如何保證每一個社會人員都能分配到與其勞動付出相對等的勞動產品，同時又能避免或縮小貧富差距，就會成為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棘手問題。為了應對這個問題，無論我們采取何種對策，兼顧不同人群的勞動付出，建立健全有助于產品公平分配的同時又可以避免或縮小貧富差距的利益分配制度機制都必不可少。
作者：郎廷建 單位：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