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稅收政策的設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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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稅收政策對我國經濟造成的影響

（一）區域間經濟差距明顯且沒有合理分工

目前我國經濟分工布局的重點是向沿海地區傾斜，逐漸形成了東部沿海地區為主導的經濟分工布局，產業分工非常不合理。而在資源型地區，長期依靠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擴大資源開發，已經加劇了資源環境矛盾。同時地區間產業轉移機制未能有效建立，和地方貿易壁壘的存在，致使地區間的比較優勢不能有效發揮。發達地區比欠發達地區享有更優惠的稅收政策，只能加劇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

（二）區域內部的稅收政策沒有對主體功能的正確引導

在東部地區，稅收優惠趨向于普惠制，缺乏對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及先進制造業等的激勵。在西部，資源稅改革尚未完成，較低的稅率沒有為資源優勢帶來財政優勢；生態脆弱區域因生態屏障喪失發展本地產業的機會，又沒有環境稅的補償，找不到生態補償的穩定資金來源。

（三）對土地財政和房地產過度依賴，地方政府不惜以破壞環境和損害基本農田為代價，支持房地產開發。此外，按照我國現行的稅收制度，對農業免征增值稅，所以購進生產資料所包含的增值稅就不能作為進項稅額得到抵扣，因而加重了農民負擔，不利于農民進一步實現增收。對農業發展造成阻礙。“十二五”時期，全球經濟將長期處于后金融危機時代，外需不再強勁，全球再平衡的修復將會制約中國的增長空間。在這種背景下，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東部不同省份的實體經濟正經歷著新的產業布局的，一些東部企業紛紛選擇了向中西部欠發達地區遷移，這將影響我國區域經濟總體格局。盡管我國在中西部地區已著力實施了一些扶持政策，但是想要實現地區間的產業裝也，如果沒有初期分布于東部的政策力度，區域結構的重新布局能否實現完全未知。

區域稅收政策設計的定位方向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和主體功能區建設是國家發展戰略，因此，稅收政策設計和制度安排應該符合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和主體功能區建設的需要。如果產業集聚力強于離散力，任何產業轉移的初始沖擊都會引發自我強化式的進一步轉移，最終導致所有的產業都轉移到單一區域；反之，初始的對稱均衡就是穩定的。中央政府是經濟社會資源最大的控制者和重要支配者，也是政策資源的主要制定者和供給者，應該為區域間產業轉移提供政策支持。換言之，中央政府應該為中西部地區產業聚集提供強有力的政策引導，只有中西部地區產業聚集力強于離散力，才能順利實現東部地區制造業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

首先，中央政府應該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稅收政策的力度，為產業聚集提供強有力的政策引導。只有中西部地區產業聚集力強于離散力，才能順利實現東部地區制造業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才能縮小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其次，出臺環境稅政策，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為生態補償帶來穩定的資金來源。環境稅可以成為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共享稅，中央政府從環境稅中取得的收入用于關系到整個國家生態安全區域的生態補償；地方政府取得的環境稅收入主要用于關系到本地區生態安全區域的生態補償。

再次，完善以資源稅為核心的資源稅費制度體系，保證中西部地區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調整資源稅費的分享制度，增加中西部資源所在地財政收入，保證均等化公共服務的財政能力。

然后，改進產業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地區間經濟分工與產業布局的優化，形成產業優惠與區域優惠相結合的優惠政策體系。具體來講，稅收優惠政策的制定，既要考慮推進產業發展的普適性原則，又要考慮產業生產力的分工與布局。比如，在重點產業生產力的布局上，對于主要依靠國內能源和礦產資源的重大項目，要優先在中西部資源地布局；對于主要利用進口資源的重大項目，要優先在沿海沿邊地區布局。

最后，建立城鄉一體化稅收制度，把對“三農”的課稅納入既有的工商稅制體系，推進增值稅鏈條的延伸。伴隨著農業稅的取消，那些以農業為主地區的農村基層政府幾乎失去了所有的自主性財源。建立城鄉一體化稅收制度，有利于提高農產品功能區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實現其主體功能，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本文作者：程艷瓊 單位：山西財經大學財政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