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目錄地理書籍及地理方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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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記載地理狀況的傳統由來已久，歷代史志目錄中記載了大量的地理著作。通過具體分析可知，這是因為《史記》形成的著史傳統和確定統治疆域、方便區域管理的需要。而地理書籍被歸于史部目錄之下，則是因為地理與歷史的關系更為密切，掌管地理事務的官員責任被記錄于《職官志》中，有關職官的專著被列為《職官篇》，附于史部。最后，從元代扈從紀行詩的研究和大數據建設與學術地圖的編制來具體說明地理學方法在文史研究中的應用，強調地理書籍和地理在現代研究中的重要性。

【關鍵詞】地理書籍；史志目錄；地理方法；大數據；學術地圖

一、史志目錄中地理類書籍的著錄情況

我國記錄歷代地理最為全面的一類古籍應該是各地修撰的地方志。地方志部數巨大，且具有很強的區域性與時代性，在這里不再贅述，僅論及史志目錄中記載的地理專著。在我國歷代修撰的總計二十四部正史中，大部分史書都有《郡國志》《地理志》《河渠書》《州郡志》等關于當時行政區域劃分、山川河流分布的專門記載，包括《史記》《漢書》《后漢書》《晉書》《宋書》《南齊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梁書》《新五代史》有《諸夷》《四夷附錄》。并且，如果從廣義的地理概念來分析，如疆域、時令、人口、農耕、蠶桑都可納入地理范疇，這些在史書中則表現為《食貨志》《五行志》《歷象志》等。但是這些范圍過于寬泛，在此不做敘述。另外，如《漢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明史》《清史稿》七部正史，有專門記錄當時典籍著作的《藝文志》《經籍志》，里面對地理類著作進行了詳細的著錄，其中對書籍的分類方式深刻影響了后世四部分類法的形成。《史記》中沒有對西漢武帝以前的書籍文獻進行著錄，所以現在無法得知司馬遷對書籍的具體分類方法。但是，《史記》中有“河渠書”一卷，略可窺之大概。《河渠書》敘述歷代治水的事跡功業，其中涉及許多山川地理概況，也保留了水系泛濫的記載，因此不失為一部簡短的地理學著作。而《河渠書》與禮、平準等七書并列，可以看出在司馬遷眼中，地理是可以與禮樂典制、大政經濟相提并論的一門學問，而不是某個學說的一項附庸。這種記史思想和方法被后來的正史所繼承。《漢書•藝文志》把當時的書籍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個大類，其中“數術”下又分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類。其中“形法”雖然不是專門記載地理類書籍的條目，但是其中所錄的六家書中，“《山海經》十三篇、《國朝》七卷、《宮宅地形》二十四卷”①，卻可以體現出班固對地理類書籍的認識：“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②《隋書•經籍志》記載南朝宋秘書丞王儉撰有《七志》，在第七《圖譜志》中，“紀地域及圖書”③，可以看出當時地理書籍的分類。從對地理書籍的記錄上看，《隋書•經籍志》是現存第一部記錄較多地理書籍的史志目錄。它在著錄地理類書籍時，將之置于史部目錄下。史部目錄下包括十三個子類，分別是國史（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篇、職官篇、儀注篇、刑法篇、雜傳、地理、譜系篇、簿錄篇。史部目錄共收錄書籍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地理類收錄一百三十九部書，一千四百三十二卷，部數約占史部書籍的17%，卷數約占11%。④從《山海經》到《隋諸郡土俗物產》《并州總管內諸州圖》，囊括了唐以前歷代的地理書籍，內容涵蓋了從山川形勢到區劃名圖、風土神異各個方面，甚至還有《交州以南外國傳》《京師寺塔記》《圣賢冢墓記》這樣記述外國風俗、寺塔墓冢的專門著作，可見此時的地理觀念、地理認識大為開放，已經擺脫了漢代為營建城郭宮室為目的狹隘的概念束縛。《舊唐書•經籍志》從盛唐玄宗時修撰的《開元四部錄》而來，其書目分類完全復制《隋書•經籍志》的分類原則，地理類書籍依然被置于史部目錄之下。史部目錄包括十三類：正史、編年、偽史、雜史、起居注、故事、職官、雜傳、儀注、刑法、目錄、譜牒、地理。整個史部目錄著錄了書籍八百四十四部，一萬七千九百四十六卷。其中地理類共錄書九十三部，一千七百八十二卷，部數約占史部著作總數的11%，卷數約占10%。記載內容的分類也與《隋書•經籍志》高度一致。《新唐書•藝文志》史部分類與《舊唐書》的十三類相同，地理類共記載六十三家，一百六十部，一千二百九十二卷。而史部目錄總計五百七十一家，八百五十七部，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四卷，地理類家數約占到史部著作家數的11%，部數約占19%，卷數約占8%。《宋史•藝文志》史部目錄同樣分為十三類，但是十三類的命名和排序相對新舊《唐書》來說，出現了些許改動。史部十三類是：正史、編年、別史、史鈔、故事、職官、傳記、儀注、刑法、目錄、譜牒、地理、霸史。史部著作共著錄二千一百四十七部，四萬三千一百零九卷。其中地理類四百零七部，五千一百九十六卷，部數約占史部書籍的19%，卷數約占12%。《明史•藝文志》史類大目下分十個小類：正史（編年在內）、雜史、史鈔、故事、職官、儀注、刑法、傳記、地理、譜牒。史類著作共一千三百一十六部，合計二萬八千零五十一卷。其中，地理類著作四百七十一部，七千四百九十八卷，部數約占史部著作的36%，卷數約占27%。《清史稿•藝文志》史部分為十六類：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金石、史評。其中，地理類下又分七個小類：總志、都會郡縣、山川河渠、邊防、古跡、雜志、外志。清史稿編撰時沒有對書目的部數、卷數做精確統計，但是從內容所占頁數來看，史部書籍總計占57頁，其中地理類書籍約占18頁，部數大約占到32%。

二、地理書籍歸類、著錄原因分析

第一部分中簡單介紹了歷代官修正史對當時的行政區劃、山脈江河等地理狀況的記載情況，幾乎每部正史都有專門的地理志、郡國志等，其背后有著深層次原因。首先，是受到司馬遷的記史思想和《史記》的影響。前文已經提到，司馬遷是把地理作為與禮樂律歷相提并論的一門獨立學科。司馬遷的這種地理觀念與其父司馬談的思想有一定關系。司馬談雖然生年不詳，但受到西漢初年政治統治思想的影響卻毫無疑問。漢初一方面繼承秦制，把法家思想作為主要統治方針。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對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的學說做了簡短客觀的評價，并未對其中某家予以特別尊崇。而且漢武帝時期獨尊儒術是從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舉賢良對策》開始推行，但武帝并未全盤接受。此時司馬遷方十一歲，受到的影響有限。《史記》對后來的史書編修產生深刻影響。比如，《漢書•司馬遷傳》中，班固雖然對司馬遷的立傳標準表示不滿，“其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⑤但同時也肯定了《史記》“然自劉向、揚雄博及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⑥其次，出于確定統治疆域、方便區域管理的需要。以《漢書•地理志》為例，開篇即言“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云‘協和萬國’，此之謂也。”⑦在廣闊的疆域中，將整個邦國劃分為大小適中的若干塊區域，以便設置下級行政單位，更好實現統治。至于早期文獻中沒有對地理書籍進行編目，即使《漢書•漢書志》已經開始編寫書籍目錄，但地理書籍的數量絕少，“周室衰微，典籍殘缺”⑧。由此可見，當時人注意到記錄地理概況（《漢書》有《地理志》和《溝洫志》），但是可能限于技術、交通條件，沒有對地理進行專門勘測、記錄、研究的著作，或是受地域所限沒有流傳，所以《藝文志》中沒有著錄。而且當時的地理觀念似乎比較保守，只是通過“志”記載區劃、地形，述而不作。認為地理書籍只是為了熟悉九州地勢，以便為“城郭室舍”的規劃提供參考。而且地理類著作一直歸于史部目錄之下，早期史官巫史一體，史書也不是完全記錄現實事件，比如《左傳》中就有很多記夢、記巫的例子。所以，史部著作尚未被單獨分離出來，也是地理類書籍沒有受到重視的原因。在第一部分還梳理了編有《藝文志》《經籍志》的七部正史中對地理類書籍的收錄情況，從中可以清楚看到，地理類書籍從唐代編纂的《隋書•經籍志》開始，就一直被置于史部著作之下。這一方面是因為史部著作從《隋書》開始成為與經典、子部、集部并列的一個大類，史學地位大幅提升，為地理類書籍的歸類提供了可觀條件。另外，也是因為相比較經、子、集，地理與史學的關系更密切。這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掌管地理事務的是各類官員，而記載官員職務所在的書籍被列為“職官篇”，在史部目錄之下，因此地理與史部的關系比較密切。第二，在編寫、閱讀史書往往需要確定地理位置，在確定一地名沿革時也需要借助史籍。也正因此，歷代地理著作大多是出于讀史的需要。比如《三輔黃圖》、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括地志》、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李兆洛《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歷代地理沿革圖》等，在古代史學、文學研究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比如，其中體現出來的地理沿革對梳理文人行蹤、交游的用途。

三、地理在文史研究的應用

（一）關于元代扈從紀行詩的研究元朝特有的兩都巡幸制度，也催發了元代特有的一種詩歌類型，即扈從紀行詩。關于元代扈從紀行詩的研究成果豐碩，具有代表性的有楊亮《元代扈從紀行詩新探》《元代扈從紀行詩的地理意象風貌及價值重估》、趙延花、米彥青《上都扈從詩的文學地理解讀》、李正春《傳統地域文化視域下的元代扈從文人心態》、楊富有《由扈從詩分析元上都多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等等。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已經指出了地理因素造就的不同地域風貌對文學的影響。從上都扈從紀行詩的內容來看，相對于元代其他詩歌，更多地體現出了與唐代邊塞詩類同的特質。“上都扈從詩作為邊塞詩的一種，其描寫的對象離不開兩都之間這塊遼闊的北方邊塞土地，扈從詩中描繪了這里的風土人情，其地域文化特征、地域寓言色彩非常突出。”⑨草原上的地域風貌、風土人情借助扈從紀行詩得以保留，也展現著北地關高險深、蒼涼荒遠的地理景觀。而且文人在描寫異域風光時，一方面將之內化為心理景觀，另一方面出于對草原風光的欣賞如實記錄現實，這兩種記述方式分別形成了扈從詩中“審美地理空間”和“現實地理空間”⑩。

（二）大數據建設與學術地圖的編制地理信息技術（GIS）的發展，為人文地理的發展提供了另一種全新的研究方法。借助GIS系統編制學術地圖，也使得更多原典作品和學術成果可以借助各種程序和軟件變為可視化的圖片。大數據建設，國內目前有代表性的是以浙江大學徐永明教授為首的浙江大學大數據與中國學術地圖創新團隊正在打造的中國學術地圖平臺。國外有代表性的是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包弼德教授主持的“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和“中國歷代人物傳記數據庫”。已經的學術地圖成果，群體人物分布類的比如宋代江西文學家地理分布及作品量情況、《全宋文》作者分布、《全元詩》作者分布圖等；文人行跡類如湯顯祖行跡圖、錢謙益行跡圖等；書目類如浙江家譜目錄查詢、清代福建別集查詢等；篇名類如《全宋文》涉河南省地名的篇名查詢、《全宋文》作者定位查詢。另外還有科舉類、職官類、交通等。以上就地理古籍在史志目錄中的著錄歸類做了詳細敘述，對其歸類原因做了初步分析，也通過數學方法指明其在我國古代的著作呈上升趨勢，并舉例論證歷史地理學在古代文史研究中的應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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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燕穎 單位：河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