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數據庫與學術期刊合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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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知網推出的與學術期刊合作新模式在具體的出版方式和經營方式方面較原先合作模式具有較多的優點，符合學術期刊轉型升級的要求，但是在實際的推行過程中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文章在比較中國知網推出的與學術期刊合作的新舊模式的基礎上，分析新合作模式的優點以及不足，提出新合作模式推行的可行路徑。

【關鍵詞】“互聯網+”　學術期刊　媒體融合　合作模式

一、新舊合作模式的比較

此次中國知網推出的合作模式較之前合作模式的差異主要在于出版方式和經營方式兩個方面。新的出版方式全面支持傳統學術期刊數字出版轉型，新的經營方式契合了當前傳統學術期刊對于訂閱發行或開放獲取等多樣化的需求。

1.出版方式的區別

原合作模式中的數字出版即數字化出版，只是將印刷版的文獻內容實現了數字化傳播。新的出版方式在優先數字出版的基礎上，提供了增強數字出版、協同研究全過程出版、數據出版等新型數字出版方式。增強數字出版即在傳統文獻中增加或鏈接各種必要的相關數據（或者有研究價值與應用價值的數據），形成一個有內在聯系的數字作品；支持科研項目的多項成果同時發表和分項注冊，支持研究過程與結果的多媒體表達，有利于學術研究成果的可重復性和充分利用。協同研究全過程出版即對合作發表的文獻，在作者姓名處采用鏈接附件的方式，詳細記錄每一作者在協同研究過程中的具體貢獻和成果，可以替代傳統學術論文的作者排名，有利于形成協同研究的科學化合作機制。數據出版即出版由觀察、觀測、監測、調查、實驗等數據構成的研究成果。

2.經營方式的區別

原有的經營方式以數據庫發行為主，個人讀者采用流量計費方式下載。根據合作模式中有關著作權專有授權和非專有授權的不同約定，支付不同的著作權使用費。新的經營方式，根據付費對象不同可以劃分為訂閱型（下游用戶付費）和開放獲取（OA）型（上游作者付費），學術期刊需要根據自身的發展需求和定位，明確經營方式，再選擇相應的合作模式。在訂閱型經營中，印刷和數字出版期刊均以收費方式發行，包括數字與印刷出版合作經營、數字出版總發行、數字出版與多渠道發行、多渠道轉載發行。開放獲取（OA）型經營是指網絡期刊出版者通過開放獲取（OA）方式向社會公眾提供全文免費下載的服務，并提供數據長期保存服務，分為OA合作出版和OA轉載出版兩種方式。

二、新合作模式的優勢與不足

可以說，原有的數字出版合作模式只是涉及傳播手段，這次中國知網推出新的數字出版方式，通過為傳統學術期刊提供數字出版平臺，支持傳統學術期刊開展全面的、多角度的新型數字出版，有利于傳統學術期刊的數字出版轉型。

1.新合作模式的優勢

新合作模式在原先合作模式的基礎上為學術期刊的發展提供了更多選擇，需要學術期刊明確自身出版方式和經營方式后，再結合自身發展戰略進行選擇。無論哪種合作模式，中國知網作為數字出版平臺和傳播渠道，都將為學術期刊的數字出版轉型和融合發展、為提升中國學術期刊的影響力，提供可持續的技術和機制保障。（1）符合國家利益。由于我國學術期刊發展相對滯后，重要的創新性科技成果的和檢索使用等被國外著名出版機構所控制，已經形成了“兩頭在外”的被動局面。[2]一方面，在現有的科研評價體系下，國家投入大量科研經費所產生的創新性科研成果，其中大多數發表在國外，并需要支付較高的論文處理費；另一方面，國內科研人員和科研機構在使用這些成果時，還需要付費購買國外的版權或者數據庫。這些重大的創新性科技成果是國家的戰略性內容資源，不能長期依賴于國外，急需國內科研評價體系的轉變，中國學術期刊也需迎頭趕上，這關系到創新型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因此，以中國知網為代表的一系列商業數據庫打造的大型學術平臺符合國家利益，國家需要打造幾個類似于愛思唯爾、施普林格的巨型學術出版集團，與國外的大型學術出版集團同臺競爭，實現追趕和超越的目的，使中國從世界科技大國向世界科技強國加速邁進。（2）契合并有利于傳統學術期刊轉型升級的需求。學術期刊是科研文獻的主要載體和平臺，科技期刊的科學發展對于創新型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對于提升中國科技文化國際交流的話語權以及推動中國科技出版產業發展轉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新的合作模式為學術期刊的科學發展提供了市場定位、品牌建設與推廣以及期刊的選題策劃、組約稿等內容的強大的技術平臺和數據支持，完全符合傳統學術期刊全面升級轉型的需求，有利于提高學術期刊選題策劃與組約稿的有效性。新的合作模式是按照學術期刊編輯部需求研發的期刊選題策劃系統、作者評價庫、科研項目跟蹤庫、學術不端文獻檢測系統等，能夠有效分析國內外文獻資源、科研熱點與新的增長點、讀者的個性化需求等，為學術期刊提供選題策劃與組約稿的信息服務，有利于學術期刊實現選題策劃的科學化，提高學術期刊組約稿的針對性和成功率，從技術上提升了學術期刊品牌建設與推廣能力。（3）能夠更好地為學術期刊作者服務。中國知網為學術期刊提供了數字出版等平臺系統，為作者提供了研究成果查新系統、稿件內容新穎性分析系統、學術不端文獻檢測系統，即為作者提供了前瞻性質量把控的條件和手段；還提供了投稿、審稿、編發校等技術支持，而且通過作者實名注冊，為各期刊文獻作者免費開通作者論文集編輯系統及文獻下載權限，并提供文獻的引證來源和下載次數，向國內外作者、科研管理部門編輯部以及學術期刊等各類信息，增加了作者對中國知網和學術期刊的黏合度，符合期刊與作者的實際需求。

2.推行新合作模式的困境與不足及其原因

（1）當前中國社會在一定范圍內、一定程度上缺乏誠信，對于中國知網推行合作新模式具有阻礙作用。換言之，中國社會誠信體系在一定時空范圍內的缺失影響到中國知網的擴張。誠信是一個人安身立命的前提，也是一個社會不斷發展的基石，它能夠保障社會平穩有序運行。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一段時間內，在加強經濟建設的同時，不自覺地忽視了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這反映在價值觀念上就是工具理性的盛行及價值理性的缺失。在社會生活中產生了信任危機，如果缺乏契約精神的約束，就會導致社會運作效率的下降，社會運行成本會越來越高。當前的中國社會急需重構社會誠信體系，只有社會具有了公平合理的運行規則，且人人都遵守這一規則，社會才能平穩有序地運行。為此，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技術期刊編輯學會理事長朱邦芬教授曾在2016年11月舉辦的中國學術論壇上提出誠信建設問題。此前，一些商業數據庫以較低的價格從學術期刊編輯部購買期刊的數字版權，再以極高的價格銷售給高校圖書館，以致2016年北京大學等多數高校因其漲價太高而不得不聲明暫停使用，這種行為不由地讓學術期刊擔憂未來的命運，一些商業數據庫在市場條件下如此追求經濟利益，如果未來商業數據庫一家獨大，撇開學術期刊編輯部，獨自承擔學術論文的采稿、審稿、出版、發行工作，那么學術期刊編輯部又何去何從？（2）原先的合作模式下，學術期刊負責內容生產和紙質期刊的出版發行，學術期刊的網絡出版主要由各大商業數據庫負責。學術期刊的全面轉型升級發展，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資金和技術，才能形成一定的集群規模和集群效應，個別或者少量的學術期刊自身及其主辦單位無法承擔如此巨大的人力、財力、物力投入，必須依賴外在的社會資本大力參與。因此，新的合作模式符合“互聯網+”時代對于學術期刊的發展要求。目前，國內大型商業數據庫，比如萬方數據、維普等參與學術期刊的數字出版，是以學術期刊將自己期刊的全部或者部分數字版權交由大型數據庫為前提。[2]“互聯網+”時代的數字版權對于學術期刊來說不僅是學術期刊核心資產版權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中國知網推行的新合作模式，對于學術論文首發出版采取DOI方式，推行學術期刊網絡版出版，實現作者在網絡版上發表文章，弱化了傳統（紙質）學術期刊的地位，采用首發方式、論文錄用數據庫和編輯部共同蓋章，這就將學術期刊編輯部篩選、的核心權利逐漸轉移，商業數據庫分享甚至分割了原本屬于學術期刊編輯部的核心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學術期刊的核心利益。這就是數據庫推行合作新模式的困境所在。

三、解決困境的路徑

按照勞動分工理論，勞動分工的目的就是在同樣的付出下能夠得到更多更好的產出，勞動分工適用于一切工作中，其優勢已被普遍認知。[3]按照勞動分工理論，在新的合作模式下，傳統學術期刊專門負責學術內容的生產，堅持“內容為王”的發展理念；作為技術平臺的商業數據庫，負責內容生產后的數字加工，堅持“技術為王”的發展理念，將學術內容加工成適合于消費者/用戶需求的各級各類產品，甚至滿足其個性化的需求；網絡運營商堅持“渠道為王”的工作理念，將各級各類知識產品有效及時地推送到消費者/用戶的手中，完成整個知識生產、消費的全過程。基于這種理念，以上三者之間應當是緊密合作的伙伴關系，按照一定的合同或者契約進行緊密合作，從而實現三方共贏，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三者之間的界限有些模糊，分工還不夠明確。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兩個方面解決目前面臨的困境。

1.國家行為的支持和推動

雖然中國學術期刊出版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目前還缺少真正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期刊群，距離期刊強國的目標還有相當長的路程。[4]因此，中國學術期刊的科學發展需要國家給予政策等層面的支持，打造與愛思唯爾、施普林格并駕齊驅的學術出版航母，是國家利益在期刊領域的具體體現。其實，國家有關部委已經做了大量工作，但是還需要繼續支持學術期刊的發展。為了改變我國學術期刊發展滯后于科學研究的狀況，國家有關部委近年來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支持中國科技期刊發展的政策和辦法，并不斷加大支持的力度。例如，兩年前，中國科協、財政部、教育部、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六部門共同實施了“中國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提升計劃”，[4]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實施，有效地推動了我國學術期刊的科學發展。另外，在打造期刊強國的過程中，雖然以中國知網為代表的一系列商業數據庫與學術期刊編輯部有共同的目標——建設期刊強國，但是在具體操作層面上又是不同的利益主體，學術期刊編輯部核心利益需要保護。政府作為裁判員，代表國家利益，應當有一個具體部門關注和協調商業數據庫與學術期刊編輯部之間的合作及其矛盾，在商業數據庫和學術期刊之間尋找平衡，一旦發現商業數據庫有侵害學術期刊利益或者學術期刊有不配合學術共同體發展的情況，應當予以協調和制止。這樣才能使雙方消除顧慮，聯合一致、攜手合作，推動中國學術期刊“走出去”，促進學術期刊的科學發展，實現學術出版產業轉型升級，提升其國際競爭力。

2.商業數據庫與學術期刊之間形成有效的利益分享機制

大型商業數據庫盡量不做危害內容提供商或學術期刊核心利益的事情。預出版、優先出版、網絡首發，尤其是中國學術期刊的網絡出版，已經分享甚至剝奪了學術期刊的內容資源、作者資源和審稿專家資源等核心利益。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商業數據庫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本身沒有錯，但是如果分享、剝奪了學術期刊的核心利益，壓制或者限定學術期刊合理的經濟利益，則是不合適的。若此，商業數據庫與學術期刊的合作將是非共贏模式，長此以往將導致兩敗俱傷，所以全國高校文科學報研究會理事長蔣重躍曾在2016年11月舉辦的中國學術論壇上提出“在學術期刊對于數據庫了解不多的情況下，數據庫對期刊不要步步緊逼”的觀點。如果任由商業數據庫不加限制地發展，那么可以想象，其商業發展首先必然是從擠壓和剝奪學術期刊的核心利益和經濟利益開始的。雖然學術期刊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但是國內數量眾多的學術期刊的現狀，正如曼瑟爾•奧爾森所言，集體行動的困境導致集體行動的非理性結果。[5]這會嚴重影響質量。其次，如果任由商業數據庫不加限制地發展，商業數據庫在成功繞開學術期刊之后，就會從作者身上賺錢，那將會嚴重影響質量。最后，商業數據庫也很可能像國外學術期刊一樣，發生用高昂的定價把普通科研工作者拒之門外的情況。所以，商業數據庫可以發展，但是具有公益性學術把關人的學術期刊的核心利益和合理的經濟利益一定不能損害。在新的合作模式下，學術期刊與以中國知網為代表的一系列商業數據庫本著誠信原則和契約精神，在合理、明確、透明的利益分享機制下攜手，既有利于國家利益的實現，又有利于商業數據庫與學術期刊的長期合作。

作者：芮海田 王佳 趙文義 單位：長安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