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新格局與企業海外并購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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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危機以來，盡管世界經濟復蘇前景不容樂觀、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呈現下滑趨勢，但中國企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勢頭進行海外并購。推動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熱潮的主要外在動因在于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這些深刻變化主要體現為發展中經濟體對發達經濟體的趕超態勢、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內日益呈現“雙分化”現象及南北、南南經濟關系正在經歷重大變遷等特征。正是在世界經濟新格局的背景下，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在宏觀層面上可謂是“長于布局，善謀大勢”；在微觀層面上，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體現為并購主體的“多樣化”、并購方式的“多元化”、并購區域的“廣泛化”和并購增長的“高速化”等趨勢。在為中國企業進行海外并購提供了新機遇的同時，世界經濟新格局也帶來了新的風險和挑戰。中國企業應對此有充分認識，未雨綢繆，及時做出策略反應和政策選擇。
［關鍵詞］世界經濟新格局；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發達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
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對外投資呈大幅增長趨勢，從2008年的521億美元增長到2015年的1180．2億美元。根據調查公司湯森路透（ThomsonReuters）統計，2016年上半年已公布的中國企業并購海外企業的總金額達到1225．72億美元，是去年同期的2．1倍，占全球海外并購總額的20．7％。從不同國家和地區來看，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額超過德國（18％）和美國（12％），位居首位。〔1〕從中國企業的收購對象來看，過去一直以資源能源領域和制造業為中心，而最近開始擴大至高科技、醫療和零售等行業。與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如火如荼相比，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形勢并不十分樂觀。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015年1月29日的《全球投資監測報告》稱，由于受到全球經濟疲軟、政策不確定性和地緣政治風險等因素影響，2014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較2013年下降8％，降至1．26萬億美元。該報告的初步數據顯示，2014年流入發達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同比下降14％，約為5110億美元。其中，美國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排名中下滑至第三位，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降至約860億美元，僅相當于2013年的三分之一。〔2〕人們不禁要問，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呈現下滑趨勢的背景下，究竟是哪些深層因素促使中國企業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海外并購熱潮？此輪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特征是怎樣的？中國企業在海外并購過程中又將面臨哪些風險和挑戰？基于上述問題，本文將以世界經濟格局的新變化為切入點，探討當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現狀、特征、風險及應對。在深入探究影響中國企業進行海外并購的世界經濟新格局之前，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的是中長期內世界經濟格局的演進趨勢，而不是短期內世界經濟的運行情況。眾所周知，短期內經濟的波動處于支配和主導地位，如果從短期的角度考察則會產生“只緣身在此山中，不識廬山真面目”之感，很難得出準確的判斷。單純基于短期分析，我們容易變得“短視化”，也就很難解釋中國企業為何能夠在海外并購方面成功“逆襲”。
一、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國際背景
金融危機后，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中國政府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不斷加快對外投資便利化進程，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內生動力日益加強。在外生動力方面，世界經濟格局出現的新變化也為中國企業推進海外并購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復蘇的形勢并不是很明朗。世界銀行2016年1月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顯示，2015年世界經濟活動并未達到預期，這已經是世界經濟連續第五年低于世界銀行的預測。該報告指出，2015年全球經濟增速已從2014年的2．6％降至2．4％。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世界經濟展望》顯示，2015年全球經濟增長約為3．1％，預計2016年和2017年的增長率分別為3．1％和3．4％。相比2016年4月的《世界經濟展望》，世界經濟活動的回升預計將更為緩慢。〔3〕伴隨全球經濟增速持續放緩，全球經濟增長格局繼續分化，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增長率差距進一步收窄。在世界經濟新的增長動力未形成之前，世界經濟出現了與以往不同的格局和變化特點。其一，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對發達經濟體的趕超態勢漸趨穩定。自金融危機以來，發達經濟體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火車頭的作用大為降低，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大國日益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數據，2000—2014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實現了6．0％的年均經濟增長率，而同期發達經濟體的年均增長率僅為1．8％，在金融危機后的2008—2014年間，雖然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年均增長率為5．3％，但同期發達經濟體的年均增長率卻只有0．8％。〔4〕該組織的最新預測顯示，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年均增長率將從2015年的4％上升至2016年的4．3％和2017年的4．7％，分別高出同期發達經濟體的年均增長率2．1、2．2、2．6個百分點。〔5〕近幾年，盡管美國再次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引擎，但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仍舊無法和20年前相比。事實上，美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還可能在未來幾年進一步衰退。世界銀行預測，未來三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將在3％左右波動。美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預計2016年為20．9％，2017年降到17．4％，到2018年進一步降到15．7％。中國的貢獻率2016年將為27．6％，盡管2018年有所下降，但仍為26．4％。〔6〕隨著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的迅速增長，它們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不斷上升，世界經濟力量對比也朝著有利于發展中經濟體的方向發展。按美元匯率計算，金磚五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占全球比重在2012年已達到20．5％，接近美國的份額；而20國集團中的11個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份額2010年即達到25．2％，超過了美國的份額。〔7〕如果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金磚五國GDP占全球比重早在2006年就超過美國份額；2012年，金磚五國和新興經濟體11國GDP的全球份額分別為美國的1．5倍和2．0倍。〔8〕2014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GDP占世界GDP總量的57．1％，而發達經濟體的比例則為42．9％。〔9〕從總量上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顯示，2008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規模為41．97萬億國際元，實現了對發達經濟體經濟總量的首次超越。〔10〕由以上數據可知，盡管近幾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總體趕超態勢并未發生反轉。其二，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增速錯落不一，日益呈現“雙分化”現象。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致使發達經濟體的經濟遭受重創。在金融危機后的調整和復蘇過程中，發達經濟體內的各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速度不一，經濟實力差距越來越大，分化格局漸趨穩定。從國別與地區來看，美國近幾年表現出不錯的復蘇勢頭，在未來幾年這一趨勢將持續向好。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2010—2014年間美國實現了年均2．2％的經濟增長率。美國經濟在2015年的增速為2．4％，超過2014年的2．2％。2016、2017年美國經濟將獲得2．6％的增長。〔11〕與美國形成鮮明對照，歐元區2014年的經濟增長率只有0．9％，日本為0．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顯示，2015、2016、2017年歐元區的經濟增長率將為1．5％、1．7％、1．7％，同期日本的經濟增長率為0．6％、1．0％、0．3％。〔12〕隨著經濟增長率的變化，美國與歐元區、日本的經濟規模對比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按照市場匯率計算，2008年歐元區經濟體的國內生產總值為14．12萬億美元，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95．9％；2012年這一比例降至76．9％；預計到2020年，這一比例將持續下降至63．0％。不僅是歐元區，日本的經濟規模與美國相比也呈逐步下降趨勢。2008年日本的GDP為4．85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32．9％；2014年這一比例降至26．5％，預計2020年將繼續降至21．9％。〔13〕與此同時，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內部分化也在加劇。金融危機爆發后，主要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速放緩成為新常態。盡管中國經濟增速有所放慢，但無論是增長速度還是經濟體量，中國依然是新興經濟體的引導力量。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2014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高達6．8％；2015年中國經濟的增速約為6．6％，2016、2017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仍將獲得6．3％、6．2％的增長。〔14〕印度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也將保持不錯的增長勢頭。2014年印度的經濟增長率為7．3％，2015約為7．3％；2016、2017年印度的經濟增長率將達到7．5％。而資源型國家俄羅斯和巴西的經濟增長則步履艱難，甚至是出現了負增長的態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顯示，2015年俄羅斯和巴西的經濟出現了負增長的狀況，經濟增長率分別為－3．7％和－3．8％。在未來幾年內，兩國的經濟增速將持續低迷，2016年俄羅斯和巴西的經濟增長率將分別為－1．0％和－3．5％，2017年將分別為1．0％和0．0％。〔15〕從經濟總量來看，按照美元匯率計算，2008年中國的GDP規模為4．33萬億美元，占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GDP規模的23％，較2000年提高了5個百分點；2014年這一比例達到30％。2008年印度國內生產總值規模為1．21萬億美元，占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GDP規模的6％，與2000年基本持平；2014年這一比例為11．9％。〔16〕與中、印兩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2008年巴西、俄羅斯的GDP規模占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GDP規模的比例均為8％，而2014年這一比例分別為5．3％與5．8％。〔17〕可以預見，隨著各個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速度的分化，他們之間經濟總量的差距也將隨之日益擴大。其三，南北、南南經濟關系正在經歷重大變遷。上述世界經濟格局的兩種新趨勢催生了國際經濟關系的深刻變化。一方面，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的關系由以發達經濟體為核心的中心—外圍式的模式，正逐漸演變為更加平等的合作關系。金融危機后，隨著新興經濟體占世界經濟的份額首次超過發達經濟體，新興經濟體認為，現行世界經濟格局主要反映發達經濟體利益，而新興經濟體一直處于被動接受狀態，并沒有獲得與其實力相匹配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因此，它們提出要重塑與發達經濟體的關系。面對世界經濟形勢的發展，發達經濟體不得不開始考慮新興經濟體的主張，并希望借助新興經濟體的力量來解決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這無疑會推動南北經濟關系的重大變革。其中最為突出的一個案例就是二十國集團（G20）機制的建立。西方發達國家在金融危機中受到嚴重沖擊，以七國集團（G7）為核心的原有世界經濟治理機制在危機應對上表現無力，而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作用卻明顯增強。在此背景下，G20于2008年11月在美國華盛頓召開了第一次峰會，拉開了改革世界經濟治理機制的序幕。2009年匹茲堡峰會正式確立G20為“國際經濟合作的首要論壇”，G20也就成為了當今世界唯一的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領導人“平等”對話的平臺。G20的成立不僅有利于新興經濟體擴大發言權，也能更加有效地維護新興經濟體的利益，它更表明了日益一體化的世界經濟需要新興經濟體的參與，世界經濟治理體制的改革與升級也離不開新興經濟體。另一方面，南南合作正在邁進一個新時代。相對于傳統的南南合作，新南南合作表現為基礎不斷穩固、關系更加緊密、層次逐步提高。由于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發展中國家相互之間的貿易互補性很強，這種互補性促進了新南南合作。近幾年，新南南合作比較突出的例子之一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建立。2016年1月16日，服務于“一帶一路”建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在北京舉行了開業儀式。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首個中國倡議設立的多邊金融機構，旨在建立一個以發展中國家為主導的、真正的多國協商共治的全球性政策銀行。它的成立不僅標志著以亞洲國家為主的一種新的地區甚至多邊合作秩序的建立，更為日后更多發展中經濟體之間的合作提供了一個可以參照的范式。綜上所述，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入的情況下，不僅是因為發達經濟體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無法適應世界經濟新格局，還由于以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縮影的新南南合作同時兼具了以發展中經濟體為主導和世界性兩個特點，可以預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新南南合作將成為與新南北合作并行不悖的、甚至是同等重要的國際經濟關系。
二、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特征
在世界經濟格局出現的這些新變化中，中國企業深深參與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中國企業在全球舞臺上正從過去那種單純跟進和被動適應的狀態，向著大力參與、主動發聲、積極引導的方向轉變。換句話講，在世界經濟新格局的背景下，中國企業既要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潮流，堅定不移地“走出去”，還要學會不斷推動自身的轉型與升級，更要在世界上幫助他國、改進國際體系，做到利己與利他相統一。毫不夸張地講，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正在跨入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新時代里，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也呈現出了過去任何時期不曾具有的特征。這些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以南南、南北關系進入深刻調整期和經濟增速“雙分化”為契機，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愈來愈重視布局。從地區布局上看，發達經濟體持續成為投資熱點。2014年，流向發達經濟體的投資為238．3億美元，較2013年實現了72．3％的高速增長。其中對歐盟直接投資97．87億美元，同比增長116．3％；對美投資75．96億美元，同比增長96．1％；對澳大利亞投資40．49億美元，同比增長17．1％。2014年，中國對歐盟、美國、澳大利亞的投資均創歷史最高值，發達國家已成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首選投資目的地。同期，中國對發展中經濟體的投資為976．8億美元，占到當年流量的79．3％，同比增加6．5％。流向轉型經濟體16．1億美元，同比下降29．1％；其中對俄羅斯投資6．34億美元，同比下降38％；2014年，中國對非洲投資32億美元，較上年下降5％，占當年流量的2．6％；對拉丁美洲的投資105．4億美元，同比下降26．6％。〔18〕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借力“一路一帶”加強與阿拉伯國家的合作。至2014年底，中國在阿拉伯國家的直接投資存量已超過100億美元，成為阿拉伯國家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及最重要的原油出口市場。〔19〕從行業布局上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涵蓋了國民經濟的眾多行業。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遍布國民經濟的18個行業大類。其中流向第一產業15．9億美元，同比增長26．2％，占當年流量的1．3％；第二產業311．1億美元，同比下降14．4％，其中流向采礦業的投資165．5億美元，同比下降33．3％，流向建筑業的投資34億美元，同比下降22％；第三產業904．2億美元，同比增長28．7％。〔20〕其二，借勢南北經濟關系經歷重大變遷，中國企業以海外并購為推手，積極推動自身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從金融危機后的情況來看，海外并購為中國企業有效地利用全球價值鏈進行產業升級提供了極好的機遇。與過去不同，中國“自然資源尋求型”和“貿易便利型”驅動的對外直接投資在歐美地區并沒有占據主導地位，而是集中在更多行業，第三產業備受青睞。榮鼎咨詢公司的研究數據表明，2015年中國企業在全球已完成的并購交易數額達610億美元，較2014年增長16％。除了在能源和原材料領域的并購有所下降外，2015年中國企業在金融業、制造業、高科技、娛樂、房地產等領域的投資并購均有大幅提高。從投資區域看，2015年中國企業對以歐洲、美國、澳大利亞為主的發達經濟體的投資額約占中國對外并購額的2／3左右。〔21〕以美國為例，2015年中國企業對美國直接投資達到157億美元，較2014年增長30％，其中并購活動尤其強勁，并購交易達到103起，并購數額達到140億美元。據統計，2015年中國企業在美投資并購總額的64％流向了服務業，而這一比例在2009年僅為14％。〔22〕簡而言之，中國企業通過對美國和歐洲等發達經濟體的投資并購能夠獲得技術、創新與市場，借此得到在國際市場上運營所需的核心資產和技術。其三，由于深深嵌入世界經濟新格局，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在微觀層面上的特征日益凸顯為投資并購主體的“多樣化”、投資并購方式的“多元化”、投資并購區域的“廣泛化”、投資并購增長的“高速化”。從投資并購主體看，國有企業不再是一枝獨秀，民營企業漸漸成為主力軍。中國民營企業近年來積極開拓海外市場，不斷尋求技術突破，塑造國際品牌形象。2014年，中國民營企業對外投資數量同比增加296％，占當年總投資案例數的69％。〔23〕《2014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2014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者達到1．85萬家，其中有限責任公司占67．2％，較2013年提高1．1個百分點，是對外投資最為活躍的群體；私營企業占8．2％；股份有限公司占6．7％；國有企業占6．7％，較2013年下降1．3個百分點。在非金融類對外投資并購中，中央企業及單位559家，僅占3％。〔24〕榮鼎咨詢公司的數據也顯示，2015年民營公司的直接投資占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總額的84％，而這一比例在2010年僅為19％。〔25〕從并購方式看，中國企業跨國并購從單一控股向多元化轉變。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非控股的并購案例逐年遞增，這表明中國企業更多關注交易雙方的業務合作及獲得技術、品牌、管理等目標。2008—2015年上半年，中國企業年均并購案例在占股30％以下的達到53起；在此期間，占股在30％—60％之間的有39起，比2002—2007年間增加了34起，增幅達到680％。〔26〕從投資并購分布的區域看，2014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并購項目共分布在全球69個國家（地區），從實際并購金額看，秘魯、美國、中國香港、澳大利亞、加拿大、意大利等國家（地區）名列前茅。〔27〕從投資并購增長速度看，2004—2014年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并購增長迅速。2004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并購總金額為30億美元，2014年這一數值為569億美元，增幅達到1796％。〔28〕2015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并購總金額為1020億美元，創下了歷史最高值。從2016年前幾個月的表現看，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并購規模極有可能打破2015年創下的紀錄。〔29〕可以預見，隨著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結構的升級和重塑，以G20、金磚峰會為平臺的國家間合作、以中國—東盟自貿區、東盟地區論壇和東亞峰會等為平臺的區域合作及“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必將使得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主體愈加多樣化、并購方式更加多元化、投資并購區域日益廣泛、投資并購增長速度更快。
三、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風險與應對
中國企業在進行大規模海外并購的同時，也面臨著新的風險和挑戰。目前中國企業面臨的風險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在發達經濟體內，中國企業的并購面臨越來越嚴格的安全審查政策。看到中國企業大規模地對外投資并購，美國、澳大利亞以及其他一些發達國家都紛紛調整了相關政策，強化了對中國企業投資并購的安全審查政策。以美國為例，該國日趨嚴苛的安全審查對中國企業的并購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導致大量中國企業在美國的并購案或以失敗告終，如，中海油并購優尼科、海爾并購美國家電生產商美泰克（MaytagCorp．）、西北有色金屬并購美國伏金公司（FirstgoldCorp．）等。根據美國財政部2016年2月19日公布的最新數據，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增加了對外國投資的審查，而來自中國的投資是審查的主要目標。該報告顯示，2014年外國在美投資委員會（CFIUS）共收到了147份企業要求國家安全審查的申請，其中審查最多的是來自中國的投資申請，共計24份。〔30〕2012—2014年間，受到審查的358筆交易中有68筆涉及中國投資者，位列第一。〔31〕進入2016年以來，美國當局對中國企業并購審查力度有增無減。2月25日，由于CFIUS的介入調查，中國紫光集團宣布，放棄對美國西部數據公司（WesternDigitalCorporation）的37．8億美元的參股計劃。2月份，美國45名國會議員致信CFIUS，要求阻擾重慶財信集團對芝加哥證交所的并購交易。不僅是在美國，中國企業在澳大利亞的投資并購也開始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不難看出，針對中國企業投資并購開展國家安全審查將成為中國企業必須面對的風險。對此，中國企業應有充分認識，未雨綢繆。尤其是以下幾點特別需要中國企業重視：（1）選擇恰當的時機展開并購。以美國為例，如果并購交易恰逢總統大選，參選的競爭對手很可能利用政治手段來排擠中國企業，而國家安全無疑是最合適不過的理由。因此，中國企業可以考慮避免在政治敏感期進行大規模投資，以避免成為政治博弈棋子的風險。（2）在審查程序上，盡早在非正規申報階段與CFIUS溝通，了解各委員對并購的態度及對國家安全的具體擔憂。如果確有可能涉及他國的國家安全，企業就應及早進行自愿申報。此外，中國企業可采取一些緩沖措施，將敏感技術和資產從并購目標分離出來。（3）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去政治化的根本在于尊重市場，讓市場成為主導力量，并增強對國際規則的適應能力。只有穩扎穩打、低調行事，中國企業才能減少海外并購的阻力。第二，在發展中經濟體內，中國企業并購正在面臨不斷上升的政治風險和經濟金融風險等。盡管發展中經濟體是中國海外投資并購最具潛力的目的地，尤其是對戰略資源和市場尋求型以及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并購而言，但這些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基礎較為薄弱，較多不穩定因素導致政治風險較高，社會穩定性較差。《中國海外投資國家風險評級報告（2015）》顯示，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的風險評級排名非常令人擔憂，尤其是委內瑞拉位列倒數第二，僅僅好于蘇丹。〔32〕在非洲進行投資并購的中國企業同樣面臨政局不穩、政權更迭等風險。為了能應對在這些發展中經濟體內進行投資并購的社會安全風險，中國企業應做好以下幾點：（1）投資企業必須做好前期的市場調研，了解相關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基本情況，正確評估風險。發展中國家因其發展水平的不同而具有很大的差異性，投資并購的企業要盡可能全面地把握市場信息，特別是深入系統研究目的國的產業發展規劃和政策，把自身優勢與當地市場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2）投資企業要熟悉目標國的外國投資法、稅收法、勞工法、環境保護法及其它與外資企業經營活動有關的各項法律法規。（3）投資企業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對于社會風險非常高的國家與地區，要采取靈活措施，規避風險。第三，不論是在發達經濟體內還是在發展中經濟體內，中國企業并購必須應對文化差異所導致的風險。文化差異風險主要是指投資并購國及其管理人員與目標國的政府、社區、員工及民眾由于文化差異而帶來損失的可能性。在發達經濟體內，公民意識是中國企業必須要考慮的事項。并購初期主要是兩家企業完成所有權和行政上的統一；并購后期就涉及到整合文化的統一，即價值觀念、工作規則等。在發展中經濟體內，中國企業需要面對的困難與風險絲毫不亞于發達經濟體。以拉美國家為例，大多數拉美國家信奉天主教，且通行語言為西班牙語。中國企業的許多技術性和日常性問題都需要通過西班牙翻譯溝通，這給中方人員帶來了很多限制，也影響了與當地居民的交流和互動。不僅是在語言方面，很多中方工作人員由于缺乏文化習俗方面的知識，很難融入當地社會，甚至還有觸犯當地宗教習俗的風險。非洲國家的情況同樣很復雜。一些非洲國家土著部落較多，他們對自己的生存環境有著特殊感情，外國企業在土著人居住的地區投資，經常遭遇強烈的抗議和反對。中國企業要想克服在并購投資過程中所遭遇的文化“水土不服”現象，需要做到以下幾點：（1）并購前期要認真了解目的國的風俗習慣。在此基礎上，充分尊重當地文化習俗，做到入鄉隨俗。（2）大力推動文化整合。在發達經濟體內，對于已經完成并購的中國企業來說，必須將目光放長遠，務必尊重本地工作人員的價值觀念和工作規則。在發展中經濟體內，要努力處理與宗教、社區、股東、工會、部落等利益相關者的關系。（3）培養國際化的人才。中國企業要打造對外投資并購的國際人才培養平臺，培養熟悉目標國的風俗習慣和語言文化的國際化人才。
作者：李莉文 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