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重大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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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問題

(一)主權債務危機的原因

一些學者研究了主權債務危機的制度性和機制性原因。應霄燕認為，主權債務危機是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斷深化和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各種反經濟危機政策和措施疊加的必然結果，是資本主義制度經濟和政治危機深化的集中表現。［1］劉志強認為，一國內部制度的策略性博弈、財政收支制度的軟約束和非正式規則下的各種機會主義行為，都是財政風險形成及擴大的重要原因。另外，歐元區的外部制度也是促使財政風險向債務危機轉化而沒有平穩過渡的重要因素。［2］陳新認為，歐債危機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為救助機制失調。基于道德風險考慮，歐盟本無成員國貨幣救助機制。歐債危機爆發后，歐盟試圖增強金融穩定機制的作用，但卻面臨各成員國不同的經濟、政治和利益立場歧異導致的決策困境。［3］一些學者從經濟結構、財政政策等方面揭示主權債務危機的原因。陳志昂等認為，希臘等國長期以來不僅承受著亞洲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競爭，同時面臨發達國家的生產率沖擊，導致產品喪失競爭力，這種結構性矛盾與失衡產生“夾層效應”并最終引發危機。［4］鄭慧認為，公共財政負擔沉重、經濟缺乏競爭力是引發債務問題的根本原因;歐元區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國別差異較大是引發債務問題的結構性原因;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二元結構矛盾”、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缺失是引發債務問題的制度性原因;救援計劃遲緩出臺、措施實施困難重重是債務危機久拖不決的現實原因。［5］郝宇彪等認為，希臘等五國長期形成的高額財政赤字是引發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直接原因;美國三大信用評級機構下調希臘等五國債券評級對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起了助推作用;歐元區的經濟制度缺陷與內部的經濟結構不平衡是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深層原因。［6］

(二)主權債務危機的國際影響

一些學者分析了主權債務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孟艷認為，主權債務風險加大將拖累全球經濟發展:使經濟復蘇前景更不樂觀，加劇了金融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的動蕩，使未來通貨膨脹風險日益增大，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面臨資產貶值和經濟滯脹風險。［7］孫韶華等引用了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梁艷芬的觀點，認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正從希臘等邊緣國家向意大利、西班牙等核心國家擴散，從公共財政領域向銀行體系擴散，引發金融市場持續大幅震蕩。各成員國債務鏈相互交織，危機加深并拖累銀行系統和實體經濟的可能性上升。［8］一些學者著重分析了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郭春松等認為，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有以下影響:一是使中國外匯儲備風險劇增。二是使中國輸入性通脹的壓力增大。三是中國出口業將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四是人民幣面臨更大的升值壓力。［9］姚鈴認為，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將對中國和歐盟經貿合作產生一系列不利影響:使中國對歐出口增勢明顯減弱;使歐盟內部保護主義傾向抬頭，歐盟對華貿易政策會更加激進;歐盟自貿區戰略對中國構成潛在威脅;中國對歐“走出去”面臨兩方面處境，一方面債務危機的爆發使很多歐盟國家和企業資金短缺，為中國企業擴大對歐“走出去”提供難得的機遇，另一方面多數中國企業還不具備在歐盟這一成熟市場開展大規模投資經營的能力，勉強進入，最終可能大敗而歸。［10］

(三)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謝世清認為，歐洲主權債務與“中國式主權債務”———地方政府債務有諸多相似之處，但卻存在本質區別。雖然我國并不具備爆發“歐洲式主權債務危機”的相關條件，但由于地方政府權責不對等、熱衷追求GDP和政績工程、經濟發展模式不合理、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等原因，我國仍存在爆發“中國式主權債務危機”的隱患。［11］鄭慧認為，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對我國有如下啟示:審慎退出經濟刺激計劃，防止宏觀經濟大幅波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由投資出口導向型向消費導向型轉變;重視地方債務風險，防患于未然;管理好熱錢的流動，防范投機資本的沖擊;完善金融體系，夯實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12］王黎明等認為，要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和金融市場的監管，避免經濟無序發展。在房地產政策調控方面，除保持政策的穩定性以外，對中央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行為也要采取適當的行政干預。［13］

二、貿易保護主義與中美貿易摩擦問題

(一)后危機時期貿易保護主義的新趨勢

高虎城認為，當前貿易保護主義呈現新的發展趨勢:一是將貿易摩擦與國內政治掛鉤。二是企圖利用貿易摩擦影響和改變貿易伙伴經濟體制與政策。三是不斷挑撥新興經濟體之間的貿易關系。四是挑起貿易摩擦制造談判籌碼。［14］韓景華等認為，后危機時期貿易保護主義的目的不再局限于保護國內幼稚產業，而更多的是把精力放在盡快擺脫經濟危機上。后危機時期貿易保護主義體現出許多新的趨勢，主要有:采取貨幣貶值、提高關稅、進口限制、補貼及技術貿易壁壘等手段保護本國產業，使世貿組織應對貿易保護主義作用受到限制;以“碳關稅”為代表的貿易壁壘凸顯。［15］陳龍江等認為，全球貿易保護呈現一些新的特點:經濟復蘇后發達國家仍是全球貿易保護措施的主導者，但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也在抬頭;貿易保護措施的種類繁多，其中，貿易防御措施、關稅措施和國家援助措施占主導;中國是貿易保護措施的最大受害者;金融中介服務、交通運輸設備、基本金屬和農產品部門是全球貿易保護措施的主要受害部門;發展中國家實施的貿易保護措施的影響范圍更廣。［16］

(二)造成中美貿易失衡和摩擦的原因

黃曉鳳等認為，美國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與中美貿易失衡存在直接關系，且具有相互促進的“放大效應”，出口管制是引發并加劇雙邊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17］杜曉郁等認為，中美國際收支失衡的原因為:第一，中美國際地位失衡，中美兩國在市場經濟地位問題、知識產權糾紛、社會壁壘、技術性貿易壁壘等方面存在國際地位的嚴重失衡。第二，國際分工體系是中美國際收支失衡的重要原因。第三，匯率問題的背后是國際貨幣體系失衡。［18］于友偉認為，某些貿易伙伴國貿易收支的惡化主要是由于其經濟總量擴張導致對“中國制造”需求增長所致，匯率對貿易平衡的影響有限。對美國等發達國家，要減少其相對于中國的貿易赤字，關鍵是逐步取消對華技術產品的出口限制，試圖通過逼迫人民幣升值來改善貿易平衡的想法忽略了問題的本質所在。［19］

(三)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

陸燕認為，在后危機時期，面對世界經濟結構調整和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我國的外貿發展戰略應注重五個方面:堅持出口和進口并重;加快服務貿易發展;堅持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并重;深化多雙邊經貿合作;積極妥善應對國際經貿摩擦。［20］馬雙等認為，中國對特保案等問題可采取以下針對性對策:政府繼續加強磋商機制建設;建立和完善產業損害預警機制;打破跨國公司的合謀動機。［21］韓景華等認為，針對后危機時期貿易保護主義出現的一些新趨勢，我國應適當調整戰略。規避貿易保護主義，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積極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實現從應訴者到申訴者的角色轉換，積極參與貿易救濟規則的多邊談判，推動世貿組織相關規則修改;推動和參與碳減排協議，發展低碳經濟，增強產業國際競爭力;充分發揮政府貿易預警和貿易調查制度的作用，健全快速反應機制;促進企業實施海外并購戰略，開拓新市場。［22］

三、經濟全球化與經濟安全問題

(一)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經濟安全問題

一些學者指出經濟全球化對金融安全、產業安全、貿易安全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巨大影響，并揭示了其原因。丁冰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些地方盲目大量引進外資，并放任其控制我國許多重要產業，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受到威脅，這是我國當前國家經濟安全的最大威脅;金融風險特別是巨額外匯儲備的風險，是我國當前經濟安全最引人注目的焦點。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受國際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的結果。［23］郁德強等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產業轉移呈現一些新特點，這對我國的產業安全造成一定影響:我國被動承接了國際產業轉移，加劇了產業結構的失衡;在國際產業分工中處于從屬地位;某些關鍵行業的資本和技術控制權被跨國公司占據;有些市場被跨國公司控制。［24］劉薇娜認為，在經濟全球化與貿易自由化背景下，轉軌國家的貿易安全處于兩難境地:一方面，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貿易安全不能閉關鎖國，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另一方面，目前的經濟全球化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所倡導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為基礎的，轉軌國家不可能與發達國家具有同樣的話語權，也不可能獲得均等的利益。轉軌國家的貿易安全受到很大威脅的主要原因:一是其經濟基礎薄弱，進出口商品結構不合理。二是外貿依存度很高。三是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四是WTO的某些規則和協議約束著轉軌國家外貿制度與政策的選擇。［25］一些學者研究了經濟全球化影響一國經濟安全的內在作用機理。鄭柏清等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存在條件趨同。擁有較高金融安全水平的發展中國家，全球化有利于其經濟發展;金融安全水平較低、國內金融環境不穩定的國家，卻不能因全球化程度的深化而受益。［26］張漢林等認為，貿易全球化短期內會擴大中國的收入差距，原因可歸結為“人口紅利陷阱”，但長期內將有助于縮小中國的收入差距;生產與投資的全球化也會擴大收入差距，而金融發展與深化對中國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最大;技術進步、受教育程度提高和勞動力由低級部門向高級部門的轉移，則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收入差距。［27］陳炳才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許多外部和內部的因素會威脅一國的金融安全，導致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這些外部因素主要有:美元制度的缺陷;金融資本實力強大的發達國家(通常也是儲備貨幣發行國)的投機資本，對以實體經濟為主的非儲備貨幣國家的經濟金融體系構成巨大威脅;外部危機傳染導致的連帶危機。內部因素主要有:急于通過開放來謀取利益、獲得地位，但結果適得其反;資本市場開放過早導致危機;外部資金過度流入導致金融泡沫而產生危機;短期外債占外匯儲備比重過高甚至遠遠超過外匯儲備而導致的償還危機。［28］

(二)中國應對經濟全球化實現經濟安全的策略

葉衛平認為，國家經濟安全的風險不僅來自國外，也來自國內，國家經濟安全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間有深刻的內在聯系: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控制國際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的風險;加快轉變內需與外需關系的處理方式，有利于維護國家經濟主權安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關系的處理方式，有利于維護國家基本經濟制度安全。［29］丁志杰認為，在新的國內和國際經濟環境下，中國需要拓展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更深層次地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以完成在全球經濟分工中由儲蓄者和存款者向投資者和銀行家角色的轉變。具體而言，需要從以下幾方面努力:實施“走出去”戰略，加快對外投資步伐;實施金融強國戰略，提升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優化外貿結構，重視貿易的福利效應;控制外匯儲備增長速度，實現儲備的保值增值;協調對外開放政策，防止國民財富漏損。［30］衛興華等認為，重視我國的經濟安全，首先，要處理好發展內資與外資、利用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的關系，將經濟發展與經濟安全統一起來:一是適當降低外貿依存度，重在依靠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來拉動經濟增長。二是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適當降低對引進外資的依賴，按照經濟發展的戰略要求來利用外資。三是加強自主創新，提高研發能力，發展自主品牌，破除對“比較優勢”的迷信，不能滿足于廉價勞動力的“紅利”，不能不顧付出過高的資源與環境的代價，應改變在國際分工體系中長期處于低端的局面。其次，維護好我國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的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風險，構建合理有效的金融安全管理框架。要做到以下幾點:維護中國的金融主權，謀求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加強和完善金融監管制度，構建有效的金融安全網;對資本的跨境流動實施有效調控和監督;加強對金融衍生產品的風險管理。再次，要處理好財富分配關系，緩解和遏制兩極分化。堅持、發展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31］

四、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

(一)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必要性和長期性

一些學者分析了當前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指出了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必要性。王道平等認為，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原因。在該體系下，匯率調整很難解決儲備貨幣發行國國際收支赤字和全球失衡問題;無論儲備貨幣國選擇國際收支盈余、赤字還是平衡的政策，都難以避免會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和不穩定。［32］朱純福認為，美元的內在矛盾成為世界經濟失衡、匯率大幅波動及流動性泛濫的重要因素。解決美國主權貨幣國際化助推的貿易赤字、財政赤字和巨額債務問題，需要美國政府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的重大調整，還需要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大改革，從美元主導的單一貨幣模式轉變為多元模式。［33］另一些學者認為，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姚大慶認為，美元全面發揮了國際間的價值尺度、流通手段和儲藏手段的職能。從國際可交易性來分析，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美元的核心地位無法動搖。［34］謝世清認為，二十國集團峰會(G20)推動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份額和投票權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糾正了它們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地位與IMF份額極不匹配的狀況。然而，份額改革只是IMF整體改革的一部分，IMF治理結構還遺留諸多問題，如領導人選拔程序不透明、執董會席位分布不均衡、政策決策程序仍由發達國家主導等問題。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主要機構，IMF的改革仍有待進一步深化，而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也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35］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方向和方案

戴相龍認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可行方案，就是建立主要貨幣匯率有協調的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現在的改革方案應是促進建立多元化的國際儲備貨幣，建立非主權國際儲備貨幣目前很難做到。［36］鄭新立認為，改革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需要從四方面努力:建立多元競爭的國際貨幣體系;建立國際儲備貨幣的監測預警制度;建立國際金融安全合作救助機制;發揮G20對構建新型國際貨幣體系的作用。［37］喬依德等認為，改革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終極目標是“全球信用全球管理”。在目前尚無法設立世界中央銀行、創建世界貨幣的情況下，可采取漸進的改革路線，核心內容是在多元化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中加強特別提款權(SDR)的作用，通過擴大SDR的發行規模、增強其國際貨幣職能來推動改革。［38］王永利主張，必須加快推進全球貨幣體系和金融體系的改革，盡快扭轉貨幣失控、信用泛濫的局面。嚴格控制各國貨幣的信用投放;對金融產品和交易進行甄別和有效控制;加強貸款人貸款投放的用途限制，并同時加強借款人資金使用的監控;強化金融機構破產倒閉制度;適應全球化要求，盡快統一全球財稅金融政策和監管。［39］

(三)中國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的策略

陳紹鋒認為，短期內，我國應聯合其他國家敦促美國保持美元匯率的穩定，將購買大量美元外匯儲備的資金轉向投資海外實業和企業并購;從中長期看，我國仍應在國際貿易、外匯儲備、對外投資等方面減少對美元的依賴，而適時穩妥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是我國恰當的政策選擇。［40］趙柯認為，中國與歐盟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的合作有很大空間，通過雙方貨幣合作，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提高中國在國際競爭中的“巨額融資”能力，對建立一個更為公平、有效、多元的國際貨幣體系具有重要意義。［41］高海紅認為，中國應積極推動東亞貨幣合作。現階段可行的步驟是，以儲備庫增資和機制多邊化為契機，進一步強化區域流動性機制，并在中期建立區域貨幣基金;大力鼓勵在區內貿易、投資和金融救助中使用本幣，增加新的本幣計價的區域債券發行;區域匯率政策協調可設定一個開放性的目標，在可行范圍內考慮聯合行動的必要性。［42］

五、人民幣國際化問題

(一)人民幣國際化前景

高海紅認為，人民幣國際化以人民幣區域化為起點。中國在東亞區域的經濟聯系以及中國參與東亞區域金融合作的制度建設，構成人民幣擴展在東亞區域使用的基礎。將中國香港作為在有限的資本項目可兌換下人民幣走出國門的岸外市場，以及發揮人民幣在東亞區域匯率協調中的作用，是實現人民幣區域化路徑的重要環節。這將推動人民幣成為區域儲備貨幣甚至載體貨幣。［43］徐奇淵認為，在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人民幣國際化取得一系列重要進展。第一，人民幣流出和回流的機制進一步完善，與其他經濟體簽訂雙邊本幣互換協議，開展跨境貿易的人民幣結算試點，推動了境外個人人民幣業務發展。第二，人民幣的投資渠道進一步豐富，為建立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做準備:在中國香港發行人民幣國債，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香港金管局簽署了《補充合作備忘錄》，為開發人民幣定價的金融產品創造了條件。［44］

(二)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挑戰和制約因素

徐奇淵認為，人民幣國際化面臨一系列挑戰:中國實體經濟的競爭力還有待提升;中國國內金融市場不夠完善，其發展的廣度、深度仍不夠，金融市場的彈性和適應能力較弱;出于宏觀經濟穩定的考慮，目前中國仍對資本項目實施較為嚴格的管制，人民幣尚未實現自由可兌換;從地緣政治上看，中國向周邊地區的貿易、金融擴展，將引起美、日的警惕。［45］李婧認為，進一步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運行面臨諸多挑戰。在制度層面上，中國需要進一步在不顯著改變原有框架下開放金融市場，提高銀行業的服務能力和在全球配置資源的能力，完善外匯市場，改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同時，中國需加強亞洲生產網絡的建設，逐步改善貿易結構，提高外貿企業的定價能力。［46］郝宇彪等認為，國內金融市場發展不足、匯率與利率尚未完成市場化改革、人民幣在資本項下不可自由兌換，是制約人民幣國際化的直接因素，然而其根本障礙還在于我國科技水平較低、產業結構滯后、經濟發展方式有待轉變以及資源配置方式不合理等實體經濟因素。［47］

(三)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策略與路徑

殷劍峰認為，我國應吸取日元國際化的教訓，在國內金融改革基本完成前，人民幣國際化應從激進、危險的“貿易結算+離岸市場/資本項目開放”模式轉向漸進、穩定的“資本輸出+跨國企業”模式。［48］戴金平等認為，從區域擴展角度分析，人民幣宜采取先“周邊化”再“區域化”最后實現“國際化”的發展路徑;從傾向職能角度看，推動人民幣成為國際化的“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關鍵環節。［49］高靜認為，我國可采用政府和民間共同推動的方式，多層次、全方位地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堅持“走出去”戰略與人民幣國際化相結合;抓緊建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大力發展人民幣金融衍生品;組建大型國際零售貿易商，掌控國際商品定價權和人民幣結算主動權。［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