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世界經濟形勢及中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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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2年世界經濟形勢依然比較嚴峻

（一）主要發達國家都不同程度地面臨著債務困境、失業困境、經濟增長乏力困境和宏觀經濟政策效力遞減困境等挑戰

從債務形勢看，歐債危機可能會進一步惡化。目前已經出現了由希臘等“外圍國家”向意大利、西班牙等“核心國家”蔓延，從公共部門向銀行業蔓延，從西歐地區向東中歐地區蔓延的趨勢。由于歐元區內利益博弈激烈，部分國家經濟增長疲弱，借債成本增加，歐債危機形勢可能還會繼續惡化。2012年一季度，歐元區部分國家陸續到期的國債總額近1萬億歐元，資金缺口在7000億歐元左右，到時很可能出現部分國家違約的風險。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超過100%，奧巴馬推動的減赤計劃進展也不順利。考慮到州和地方政府情況，美國債務形勢更加嚴峻，處于危機邊緣。日本公共債務占GDP比重高達200%，中央財政支出每年用于國債利息支付的比重約為23.3%，每年中央政府收入的一半左右又要靠債務融資。盡管日本債務主要由國內投資者持有，但債務的惡性循環與日本國內政局動蕩疊加，很可能使得日本債務形勢惡化。2012年若出現歐債危機的“重災國”無序違約的情況，很可能會導致主要發達國家集中進行債務重組，可能給世界經濟帶來更大沖擊。從就業形勢看，失業率高企是主要發達國家的頭號難題，預計主要發達國家嚴峻的失業形勢將延續至2012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失業率一直在9%以上，而且呈現出長期化的趨勢，出現了四五十歲白領大量失業的問題。歐元區2011年11月份的失業率上升至10.3%，創1998年6月以來的新高。西班牙、希臘和葡萄牙失業率均創下歷史新高，分別高達22.8%、18.3%和12.9%；法國、意大利和英國失業率分別為9.8%、8.5%和8.3%，都創下了2011年以來新高；德國和荷蘭失業率分別為5.5%和4.8%，也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從經濟增長形勢看，主要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均比較疲弱。美國經濟復蘇放緩，2011年前三個季度，美國經濟增速分別為0.4%、1.3%和2.0%（均為環比折年率），低于2010年3%的水平。但總體上看，2012年美國經濟形勢有可能維持低速復蘇的態勢。歐元區經濟下行風險累加，存在二次衰退的可能。受歐債危機拖累，歐元區經濟下行趨勢明顯，二季度經濟增長由一季度的0.8%大幅下滑至0.2%（環比），曾經表現強勢的德、法兩國經濟幾近停滯，三季度歐元區經濟僅同比增長0.2%。目前，反映歐元區經濟信心的經濟敏感指數、商業景氣指數和制造業PMI指數已經連續7個月下滑，且已低于其長期平均水平。日本經濟在地震災后重建帶動下實現了緩慢復蘇。但從中長期看，日本經濟仍面臨債務負擔沉重、勞動力缺乏、內需不足、產業空心化等很多深層次問題，導致經濟發展缺少動力，在世界經濟中難以發揮重大作用。從政策空間看，受制于主權債務高企，各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財政政策受到嚴重制約。前期保持低利率政策，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操作空間也很有限。美聯儲在金融市場上“賣短買長”，實施“扭轉操作”，但能否啟動家庭消費和企業投資，前景仍不明朗。同時，工資和福利水平上升，加劇了美國的核心通脹壓力，美聯儲有可能被迫提前結束低利率政策。歐洲央行連續小幅降息，將歐元區內利率降至1%，近期又啟動了期限長達3年的長期再融資計劃，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但對解決歐債危機和促進歐元區實體經濟增長可能仍然不夠。加之歐元區內通脹抬頭，將對歐洲央行的進一步寬松貨幣政策形成制約。

（二）新興經濟體整體上經濟增長較快，但還難以承擔起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重任，經濟增長預期下降

盡管與發達經濟體相比，新興經濟體已經率先從金融危機中走出來，實現了全面復蘇，但應對金融危機出臺的大規模刺激措施所造成的負面效果也開始顯現，同時發達經濟體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新興經濟體國內的通脹壓力不斷加大。在金磚五國中，印度和俄羅斯的通脹率均高達9%以上，巴西和中國的通脹率也分別達到了7%和6%以上的水平。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疲弱,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新興經濟體，使其經濟增長面臨下行壓力。摩根斯坦利預計拉美各經濟體2011年經濟增速將由4.6%下降至4.4%。巴西政府下調2011年經濟增長預期至3.7%，而此前為4%。高盛下調巴西2011年經濟增長預期自4.5%至3.8%。俄羅斯經濟一季度增長2%，是2010年同期的一半。二季度增長3.4%，低于此前公布的3.7%，三季度提速至增長4.8%，但總體上看增長速度仍然緩慢，摩根大通將俄羅斯今年經濟增長預期從4.5%下調至3.7%。印度政府將2011—2012財年的經濟增長預期下調至8.2%，之前對經濟增長的預期為9%。近期隨著經濟的減速和國際收支狀況的惡化，部分新興經濟體匯率明顯貶值。2011年4月底以來，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土耳其貨幣對美元匯率均貶值10%以上，有的貶值幅度達到20%；在4—10月份的半年時間內，這些國家貨幣的實際有效匯率也出現了幅度在6%以上的貶值，上述國家貨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貶值多數發生在7月份以后的3個月內。貨幣貶值反過來加快了資本流出的步伐，國際收支狀況惡化，有的已經影響到實體經濟部門，工業生產減速甚至出現下降。新興經濟大國巴西、土耳其等不同程度地出現了上述情況，這些現象的同時發生，在歷史上往往是新興經濟體發生金融危機的征兆，值得警惕。

二、中國的對策

全球經濟形勢嚴峻以及由此帶來的政策取向，將對我國經濟走勢和宏觀調控帶來挑戰。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乏力，將抑制我國外需；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也將加劇全球流動性泛濫，使我國可能再次面臨人民幣升值壓力、輸入型通脹壓力、外匯儲備保值增值壓力和“熱錢”流入壓力，加大我國宏觀調控的難度。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國際經濟的嚴峻性和復雜性，堅持“穩中求進”的指導思想，在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保持宏觀經濟政策基本穩定、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保持社會大局穩定的前提下，繼續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新進展、在深化改革開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一）在穩外需的同時把擴內需作為經濟發展的戰略基點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互動加強，外部需求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強。但從今后一個時期看，世界經濟可能處在一個緩慢復蘇、低速增長的結構轉型時期，可能導致我國經濟增速放慢。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要實施穩定外需的政策，積極尋找新的出口市場、挖掘新的外部需求。近年來，在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僵局的情況下，各國通過建設自貿區或更緊密的經濟戰略合作安排，來贏得更大利益。我國應該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積極推動中日韓自貿區建設，適時參與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談判，尋求與更廣泛的經濟伙伴建立自由貿易區。另一方面，應該把擴大內需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基點。環顧全球，大國經濟一般都以內需為主，國內需求也一直是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未來應該把擴大內需作為我國抵御國際經濟風險的首要選擇。繼續穩妥地推進城鎮化，拓展內需增長的新空間；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擴大中等收入比重，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完善基本的公共服務體系，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費預期；改善居民消費環境，積極促進消費結構升級；調整優化投資結構，鼓勵擴大民間投資。

（二）繼續把穩定物價作為重要的宏觀調控目標

綜合考慮導致本輪物價上漲的各種因素，2012年初物價漲幅有望從高位呈小幅回落之勢。物價漲幅雖然下降，但從經濟增長的長周期看，拐點之說可能過于樂觀。我國宏觀調控的經驗表明，我國的通貨膨脹一旦上來，治理起來就很困難，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把通脹降下來。因此，應該把穩定物價作為需要長期應對的重大問題，調整調控的思路和理念，改變價格管理的方式，制定更長周期的政策措施。要有總需求管理的辦法，不能只考慮一個環節，簡單地把CPI與貨幣政策掛鉤，為通脹一個目標而采取收縮政策，使經濟增長整體形勢受到影響。未來可以重點考慮通過改善生產供應機制的辦法，增加短缺產品的供給。采取多種手段平抑農產品價格大幅波動，通過設立價格調節基金來建立農副產品價格穩定機制與供應保障機制，必要時可動用它來應急，建立價格經常大幅波動的重要農產品（如糧食、豬肉）儲備制度。建立存款利率與通貨膨脹掛鉤的機制，解決我國負利率問題及帶來的潛在風險。對大學生、低收入群體和貧困人群，應盡快建立起應對物價上漲的動態補貼機制，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擴大海外投資，建立穩定的農產品和資源海外供應基地。

（三）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從政策效果來說，財政政策可以在促進經濟增長、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和保證有效供給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未來既要加大財政政策在直接增加總需求方面的作用，同時也要發揮其杠桿撬動作用。考慮研究推進預算制度改革，建立預算編制、執行、監督相互制衡的體制和機制；調整政府債務結構，保持適度的政府債務規模。在基本維持2011年債務規模的基礎上，適當削減中央債務，適度擴大地方債務規模，加快建立規范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制度，健全地方政府性債務管控指標體系；堅持結構性減稅。研究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以增值稅擴圍為切入點，加大稅制結構改革力度，降低流轉稅收入比重，支持小微企業和服務業大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實施有利于節能環保和增加就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加大對如新能源、節能環保等高新技術行業企業的優惠力度；優化支出結構，保障民生支出。進一步加大各級財政保障性住房投入力度，加大對農民工、高校畢業生等重點群體的就業培訓補貼，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投入力度，適當提高養老、醫療、城鄉低保等保障水平；加強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通過加大農業投入、降低稅率、提高農補、核定扣稅等財稅政策，夯實農業基礎，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全面建立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

（四）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盡管未來國際經濟形勢趨于嚴峻，但貨幣政策還不宜全面轉向，特別是在物價和房價都沒有明顯下行的背景下，貨幣政策大幅轉向可能喪失前期的調控成果。2012年貨幣政策可以根據國民經濟運行情況，在保持穩健的基礎上進行靈活適度微調，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支撐。預計隨著歐債危機形勢惡化以及全球經濟下行風險，世界各國貨幣政策寬松潮可能來臨，我國大幅放松貨幣政策的必要性下降。2012年可考慮重視實施“定向寬松”的結構優化貨幣政策。以結構優化為原則的信貸投放能夠較好地兼顧實體經濟需求和積極引導經濟結構調整的政策目標。把更多資金投向中小企業“、三農”、保障房等領域，通過增加食品和居住類商品的供給來緩解當前成本推動的物價上漲壓力。現代服務業、節能環保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低碳經濟等有利于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領域也可能獲得更多的信貸支持。可以考慮適當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為經濟增長提供必要的貨幣支持。

（五）合理把握好投資的規模、力度和節奏

在世界經濟形勢不樂觀的背景下，要保持我國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還需要保持適度的投資規模。從國際經驗來看，在經濟起飛階段，通過大規模的資本投入來促進經濟發展是一個經濟規律。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規模以后，過高的投資率就會變得不可持續，會給資源、環境和生態帶來巨大壓力。在當前國內外環境下，宏觀調控要在投資方式、投資規模和投資領域等方面進行改革創新和調整。首先要確保國家已經批準開工的在建水利、鐵路、重大裝備等項目資金需求，重點抓好在建和續建工程，對已開工的項目，要加大資金支持力度，避免“半拉子”工程。其次要堅決停辦各類不必要的國際國內大型會議和運動會，堅決停建一些地方過度超前的標志性建筑、中央商務區、城市軌道交通設施及超大型的樓堂館所，堅決整頓各類重復建設的園區。對于一些關系國計民生、對經濟長期發展有帶動性的投資，要科學規劃，合理發展。

（六）繼續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

深化財稅改革，包括調整財政轉移支付結構，加強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推進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和房產稅改革試點，合理調整消費稅范圍和稅率結構，全面改革資源稅制度，研究推進環境保護稅改革。深化金融改革，包括利率市場化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特別是在當前，在人民幣出現貶值預期，人民幣升值壓力減輕的背景下，抓住時機積極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研究場外市場體系建設、債券市場發展、證券發行體制改革和期貨市場發展，加快落實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繼續深化國有企業、行政管理體制、文化體制等改革和事業單位分類改革。

（七）把改善民生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立足點

反思歐債危機，普遍認為，處于債務困境中的歐元區國家主要是因為其高福利開支。但克魯格曼認為，這一觀點值得商榷。處于歐債危機中的“問題國家”并不是福利開支最大的國家。瑞典因福利高著稱，但經濟表現很好，是目前少數幾個GDP高于危機前水平的發達國家之一。而現在所有處于麻煩之中的歐元區國家，福利開支占GDP的百分比都低于德國，更低于瑞典。加拿大的福利開支也很高，但應對危機的效果很好。因此，不能認為福利支出是經濟發展的包袱。要把改善民生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改善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保障就業，要把促進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位置。重點加強對離校未就業高校畢業生的就業服務和就業援助，保證農民工工資足額發放，維護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應大幅增加教育投入。認真做好社會保障工作，繼續落實社會保障各項政策措施。安排好困難群體和災區群眾生產生活，加強經濟運行調節，保障煤電油運正常供應。保障食品、藥品安全。堅決遏制重特大事故發生。依法依規妥善處理群眾反映的問題，嚴肅查處征地拆遷等領域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