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解析動態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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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較優勢理論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李嘉圖的勞動成本比較優勢理論和赫克-俄林的資源稟賦理論無法解釋越來越多和越來越復雜的貿易現象,戰后的新貿易理論企圖另辟蹊徑來解釋新的貿易模式。例如,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基礎上的中度的規模經濟(包括內部和外部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化共同作用的產業內貿易、國家戰略貿易政策的介入由博弈規則確定的貿易模式,但這也只能部分而不能全面地解釋現實中的國際生產和貿易模式〔1〕。本文企圖將這些因素囊括在一個動態的比較優勢框架中。

2動態比較優勢的闡述

Krugman(1987)、GrossmanandHelpman(1991)和Amsden(1989)都使用了“動態比較優勢(Dynamiccomparativeadvantage)”這個概念,但沒有給出一個清晰的定義;弗農的生命周期理論和小島清的邊際產業轉移理論也都暗含了比較動態優勢的思想,但并沒有從這個角度進行論述。我們試圖從以下三個方面解析動態比較優勢。

2.1比較優勢的生產要素構成是動態變化的

除了自然資源、資本和勞動這些傳統要素,技術和知識已取代資本的地位,成為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宏觀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研究中,用技術和傳統投入兩種基本要素的相互作用來解釋經濟增長,推算出技術創新導致80%的經濟增長。羅默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把技術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而且指出技術(知識)是生產中唯一不遵守收益遞減規律的生產要素,一般性技術可以帶來規模經濟,專業性知識能夠提高投資收益,使生產函數收益遞增,帶來市場不完全競爭〔2〕。可見技術物化在勞動和資本各種組合中,會形成新的比較優勢或者增強原有的比較優勢,不再強調單要素的重要性。二戰后的日本,在自然資源和資本資源都缺乏的情況下,利用技術的發展實現了經濟騰飛,緊接著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東南亞四國發展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被稱為“亞洲四小龍”,這些為以上理論提供了實證支撐。新技術的投資、采用、回收技術的完備化,使自然資源可以被改良、再造,也可以用人工合成材料代替本國某種稀缺資源,使傳統比較優勢對資源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背離了現實經濟的發展。例如塑料、光導纖維、合成橡膠替代傳統材料銅、鐵、鋅,經過對本國勞動力的培訓及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帶來的勞動力技能和素質的提高,又可克服服務勞動力數量不足的矛盾,傳統意義上的比較優勢就會消失或者被削弱。例如中國的紡織業和陶瓷制業雖然擁有傳統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但是由于缺乏工藝技術、人力資本等主要生產要素,致使產品的高加工度受到限制,沖淡了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在生產加工過程中,我國都屬于初加工階段,而附有高附加值深加工過程都在發達國家例如美國、日本、歐洲等國家完成。20世紀90年代中期擁有比較優勢的我國紡織品總產值為551億美元;不具有比較優勢的同一產業,日本和美國的總產值卻達到了730億美元、840億美元;同期服裝業產值,我國為176億美元,日本為275億美元,美國為486億美元。我國該產業進出口大致平衡,根據產業內貿易指數,我國與發達國家進行的是產業內貿易,但是不屬于發達國家之間由于追求規模經濟而形成的同一產業的橫向貿易,而是屬于同一產業間的垂直貿易〔3〕。

2.2要素結構比例在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是動態變化的

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生產經營模式初步形成,大大帶動了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彌補了發展中國家由于存在技術和資本等資源缺口對經濟發展帶來的“瓶頸效應”,削弱了這些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相對劣勢,有助于實現本國產業結構的優化,由產業間貿易向產業內貿易轉變。另一方面,一國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積累也使本國的要素豐裕度發生變化,進而影響市場經濟下的要素價格及其配置。各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發展速度的對照和中國出口產品結構變化的有關統計中,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由于內生或外力引起要素豐裕度的動態變化。由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來相對落后的中國和印度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平均增長速度很大程度上超過了美國和日本,中國分別是美國的3.14倍,日本的16.4倍;印度分別是美國的1.60倍,日本的8.36倍;同時我們看到香港90年代初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經過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這種差距在最近幾年得到縮小,國家間的比較優勢差別程度隨時間是變化的。隨著我國的市場經濟改革開放和工業化進程,資本得到不斷積累,出口結構也隨著生產要素存量結構的變化而變動,工業制成品在總出口中所占的份額1980年以來一直有增大的趨勢,2002年已經達到了91.23%;制成品內部出口結構中出現了不均衡增長現象,偏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出口比重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勞動密集型和偏技術密集型的制成品出口比重都呈現下降的趨勢。我們由此可以粗略估計,中國在2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中,資本得到不斷的積累和投資,技術這個關鍵性的生產要素的應用和開發卻是不夠的,這很可能與利用外資的效率問題有關系。隨著生產技術和生產工藝程序化發展,同一個產業可以分成技術和資本密集度差異的諸多區域,例如,信息產業可以分為新技術和新產品的研發、核心技術的生產、零部件生產和組裝區段。同一種產業的價值鏈中要求不同的比較優勢,從而帶來一國在產業價值鏈上的比較優勢,有兩種情況。一類為新興產業中的高科技產品,例如電子產業。這類產品開發創新階段,需要大量的資本和技術作為后盾,屬于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隨國家和鄰近國家對產品的市場需求的增大而走向成熟階段,技術不斷地被模仿和學習,該產品會成為資本相對密集型;當產品的生產技術、工藝、規格都完全標準化,質量和價格成為競爭的核心要素,該產品成為勞動密集型。從要素的可組合性角度來看,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演化過程,跨國公司可以將資本、技術、管理和知識優勢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相結合,發揮綜合比較優勢,這就是跨國公司早期的在華投資戰略。

另一類為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其附加值在一定范圍內會與資本和技術的投入正相關,產業屬性會發生改變,從產品差異性上獲得比較優勢。這種產業因為消費觀念的改變成為衰退產業,但是通過技術創新等途徑可以再生。例如意大利培養出來的世界名牌的服裝和化妝品產業,賦予更多的科技含量和思想創意;隨著全球綠色消費觀念浪潮的興起和環保意識的增強,人們的衣著消費向天然纖維回歸,生態纖維等高科技產品成為時尚。發展該類產業,要抓住市場的動態變化,細化目標市場,滿足高收入消費群體對產品質量及其特別的心理偏好的需求,爭取在歧異性上重新獲得比較優勢。這需要投入本國或者引進外國的資本和先進技術,改變產品屬性,使其升級為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最后我們應該看到,處于經濟中心的英、德、美和日本在發展本國工業經濟時期,都采用了重商保護主義政策。東亞第一代和第二代新興工業國的興起都離不開諸如產業政策、關銳保護、出口補貼等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推動,這有利于推動比較優勢的快速轉化〔4〕;其次,在社會市場和消費者營銷觀念形成的買方市場,滿足不同收入水平層次的消費者的需求,使同一產業的質量不同的產品的所需要的比較優勢呈現復雜性;企業之間的縱向和橫向等各種聯盟方的整合價值鏈可以加快將本國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這些可以總結為經濟主體從環境上創造和獲得的一種外部比較優勢。

3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的現實意義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會發生變化。選擇與新要素結構相適宜的制度政策措施,促使新的主導產業發展,實現產業結構及技術結構的升級,并且創造出要素結構的再次升級,從而使本國經濟進入一個良性循環,這對落后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有現實的意義。要發揮動態比較優勢,需要培育競爭性的市場體系,包括靈活有效的生產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能夠反映生產要素相對稀缺程度的要素價格結構,對本國稟賦結構的變化做出反應,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5〕。動態比較優勢可以通過兩種途徑完成本國產業結構的升級。一種是隨著本國資本和技術的積累,根據國際市場的新動向,通過技術創新改造傳統產業,增加在產業價值鏈中資本和技術密集區段的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實現差異化帶來的比較優勢。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種生產要素跨國界的流動,要做好承接國際產業轉移,要求在這些新興產業上堅持本國的比較優勢和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的互補性,整合各種資源,實現高效率的要素組合,實現本國的跳躍式的產業升級。知識和技術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一國能否將動態比較優勢轉化為產業的升級以及縮小與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差距的動力,技術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發展中國家可以選擇并且引進符合本國比較優勢的技術,通過技術學習和制度學習,發展中國家用“干中學”的后發優勢,實現技術創新,加速向更高層次的比較優勢的轉化。鑒于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大都屬于中小規模的企業,站在本國經濟長遠發展的角度上,國家制定符合本國動態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引導本國企業低成本地進入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將潛在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現實的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