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者對社會治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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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幾年來接二連三發生的精神病人傷人事件則將精神病人推到了風口浪尖，精神病患者已經成為我國嚴重的公共衛生和社會問題。對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禍行為之所以那么關切，是因為現如今管理的缺失已經讓這一問題逐漸凸顯，不僅對精神病患者不利，更會對社區、社會的正常運行秩序以及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帶來不利影響。

關鍵詞：精神病；肇事肇禍；社會治安；綜治

隨著時代的發展，精神健康問題已經逐步受到全社會的關注焦點，并且關注的程度和討論的熱度也越來越高。曾經有人做出預言，二十一世紀人類將步入精神疾病時代。此話雖然有些危言聳聽，但細想一下卻不無道理。人類生活環境的不斷變化，精神疾患的發病率不斷提升，精神疾病患者對于社會的影響因素也越來越多。因此對于精神疾患的預防以及對精神病患者的管控對于現代社會，特別是對于社會的治安來說顯得異常的重要。從現實的情況來看，近年來因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禍行為而引發的治安事件和刑事案件在我國頻頻發生，比如精神病患者傷人、破壞公物、尋釁滋事等行為對于社會的和諧安定產生了不小的負面作用，也成為了我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難點和重點工作。

一、精神疾病概況

（一）精神疾病的概念

精神疾病是指因精神活動紊亂為主要癥狀的疾病，狹義上指精神功能嚴重受損，自省障礙，不能應付日常生活要求與保持對現實的適應接觸，造成對本人與社會嚴重影響或妨害的狀況，即精神病。精神活動紊亂，就會出現各種精神范疇的異常癥狀，例如感知障礙的錯覺、思維障礙的聯想障礙、邏輯障礙、妄想、情感障礙、意識障礙等。各種不同的精神異常癥狀組合，就出現了各種類型的精神病。

（二）精神疾病

現全世界患精神病者人數驚人。一般來說，平均一百個人中就有一位精神病患者，該病屬于常見多發病。根據我國統計數據，精神病不但發病率高，而且呈上升趨勢。以上海為例，1958年上海市普查精神病發病率僅為2.8‰，然而在此之后的數據一路扶搖直上。到了2010年，根據的統計數據顯示，上海市的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已達16.39‰，且每年都以0.3‰的速度遞增。除此之外，各種心理障礙的發病率也已超過5%，本市每年發生精神病人嚴重肇事和肇禍事件都近百起。

二、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禍現狀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曾數據表明，中國內地各類精神病患者已超過1億，其中重性精神病患者約為1600萬，近幾年來接二連三發生的精神病患者傷人事件則將精神病人推到了風口浪尖，精神病患者已經成為我國嚴重的公共衛生和社會問題。據公安部統計，2010年我國由精神病患者引發的刑事案件達6萬起,并呈逐年增長趨勢。在刑事案件以外，因精神病患者而引發的各類治安事件幾乎在我國每天都在發生，而發生地點也沒有固定性，隨時隨地都有可能出現攻擊他人、損壞物品等一些肇事肇禍行為，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開展造成了不小的困難，也影響到了社會的和諧穩定。然而在上海，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禍問題所面臨的形勢更為嚴峻。根據上海市疾病預防控制精神衛生中心在2005年7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所做的全面調查示，這一年中上海市共發生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禍病例1068例，肇事事件占54.4%，多余肇禍事件，極端惡性傷人事件仍為極少數，主要病種是精神分裂癥，占73%。在處理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禍的事件中共動用警力1951次，影響了上海的總體治安環境和市民的安全感。

三、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禍的社會影響

在過去，精神健康問題往往被社會所忽視，對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不僅是醫療衛生部門較為忽視的一環，也同時一直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中的空白地帶。在當今社會上，精神疾病患者常常被標上“不正常人”的標簽，人們也常常會對精神疾病患者流露出異樣的眼光，更有甚者對其嫌棄、侮辱。雖然諸多的法律都給予了精神疾病患者應有的尊重和相應的權利，但是社會在接受這些法律和執行這些法規、規章的時候都總顯得那么力不從心，執行力和結果往往不盡如人意。雖然無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可以減輕甚至免于處罰，無民事責任能力的人能獲得更多的關照，但這恰恰又成為社會上不少民眾對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禍后“無法無天”逃避罪責以及享受不公平待遇的詬病與不滿之所在。雖然精神疾病患者在社會中僅僅是小部分人群，但在其危害狀態的突發性往往會令管理者措手不及，特別是對于上海這樣人口密度極大的城市，精神病患者的肇事肇禍行為會嚴重威脅本地區的正常社會秩序。對精神疾病患者的管控之所以難，是因為精神疾病患者自身存在一定的危險性和不可控力。對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管理不善非但會引起局部的治安事件，甚至還會上升到社會矛盾，嚴重影響治安的穩定和社會的和諧。對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禍行為之所以那么關切，是因為現如今管理的缺失已經讓這一問題逐漸凸顯，不僅對精神病患者不利，還對精神病患者的家屬帶來不便，更對社區、社會的正常運行秩序以及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帶來不利影響。

四、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禍的性質

（一）危害對象的不特定性

在很多情況下,精神病患者的肇事肇禍行為更像是一種自己情感的宣泄，沒有明確的目標和指向性，見人傷人，見物毀物，使人猝不及防、措手不及。比如在2015年11月底，上海一小區內的一名男性在和父母發生爭執后，突然情緒失控，抄起小區內的滅火器、磚頭肆意砸向停放在旁的車輛，共有多達17輛車被其砸毀。由此事件可見，有些精神病患者并沒有特定的攻擊對象或破壞目標，而是具有極大的任意性和不確定性。正是這種漫無目的的行為和侵害目標的不可預知性，使得精神病患者的肇事肇禍行為難以預料，難以防控。

（二）社會危害程度的不確定性

在發病期間,精神病人往往會如脫韁的野馬一般情緒激動，不受控制。主要表現為下手沒有輕重，不分場合，傷害程度大，性質非常惡劣。比如2012年在上海市原閘北區臨汾路附近，發生了一起曾有精神病史的男子惡意行兇的案件。該男子在馬路上見到有過往的車輛便撿起路邊石塊砸毀車窗玻璃，并毫無征兆地用手中匕首向車內人員捅去，共有兩輛過往小轎車受害，造成1死3傷的后果。從此事件中不難發現，精神病患者極有可能在一定的時間內完全喪失理智，從一個有正常思維的智人變成一個"獸性大發"沒有任何情感和自我控制能力的"野獸"。這并不是說精神病患者都是非常兇殘和可怕的，而是想以此來說明精神病患者在發病期間對社會的危害性不可控、不可預知。不得不說有些時候精神病患者的傷害能力非常之強，造成的惡劣影響的范圍非常之廣，對社會造成的安全威脅非常之大。

（三）危害時間的不可控性

大部分的精神病患者并不是一直都處于精神紊亂的狀態，而是間歇性地出現失去理智、精神紊亂的狀況。換言之，有些精神病患者在沒有發病的時期與正常人無異。在實際中，管理者處于尊重人權的角度考慮，并不能對未處于發病期的精神病患者做過多的限制措施，但是精神病患者可能隨時會發病，一旦發病必將令人猝不及防，造成許多肇事肇禍的后果。特別是對于未有過精神病史的患者而言，何時發病并可能對社會造成危害就更加難以預料和防控。比如在2011年3月曾一度轟動全國的上海機場殺母案件，剛剛留學回國與母親團聚的兒子，怎料剛見面就在機場殘忍地將自己的母親用刀殺害。而在此之前，兒子就曾和母親說他一直覺得有人在和他說話，母親意識到了兒子在精神方面的問題，正打算等他回國帶他做檢查，熟料還未等到檢查和治療，兒子就在機場突然發病，母親以及機場的安保人員毫無防備，終使慘劇發生，令人扼腕。

（四）危害行為的反復性

雖然我國精神病治療手段不斷提高，大部分的精神病患者都能得到充分的治療，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由于精神疾病的復雜性和特殊性，治療后即使被認定已經康復的精神病患者也有可能再次犯病并再次做出肇事肇禍的行為，危害社會公共安全。有不少肇事肇禍的精神疾病患者在治愈出院回歸到家里居住生活后，或許是由于沒有得到良好的護理和正確的監管，或許是由于接觸了新的刺激，極有可能使病情再次復發，存在再次危害社會的隱患，嚴重影響了周圍鄰里和社區的安全感。近年來，上海也不乏出現那些病情反復的、愈后復發的精神病患者再次肇事肇禍的案例，而且其多次的肇事肇禍的行為也一定的連續性和相似性。

五、規范性建議

我國精神疾病患病率呈上升的趨勢，如何對精神病患者的社會危害行為進行防控已經成為當今社會治安的一大難點。上海在2014年新修正的《精神衛生條例》中不但寫明了精神衛生工作是本市各級人民政府及街道辦事處的職責，還需要公安、司法行政這樣的職能部門協同做好精神衛生工作。但是在上海現行的相關治安管理條例中卻從未提及該部分內容，因此建議，在現有的《上海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條例》中應當加入對精神病患者的社區治安防控的內容，具體在第二章組織機構與職責中的第八條：“鄉鎮、街道綜治委履行下列職能”的八條職能中，補充第九項職能：“協助有關部門開展對精神病患者的社區治安防控工作，預防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禍。”根據上述上海市精神衛生條例第三十一條和第六十四條的相關規定，所在學校和單位以及當地的公安機關有責任立即對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的傷害自身和危害他人安全的行為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同時，衛計、公安、民政等有關部門也有責任建立精神衛生工作信息共享機制，并按各自職責，負責相關信息的錄入和更新。正是由于精神病患者在發病時的特殊情況會嚴重危及社會治安，所以建議在上海綜治工作中，應當進一步加強對精神病患者的監管，嚴格防范精神病患者的肇事肇禍行為，社區綜治管理機構應當會同衛計、公安、民政等部門加強精神病患者信息的專門跟蹤管理，使針對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禍的防控措施更具針對性、科學性和可行性。預防精神病患者的肇事肇禍行為不是某一部門的一己之力所能完成的，而是要多部門甚至是整個社會的努力。希望上海的綜治工作部門能嚴肅得認識到這個問題并進一步提升社會治安管理水平，維護社會安寧，為上海市民營造一個良好的、規范的、法制的、和諧的社會環境。

作者:張旻 單位:華東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