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自殺式討薪社會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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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討薪在轉型期的中國早已不是新鮮事，每到年末總能看到一幕幕悲劇上演。2014年12月10日，在云南巧家縣的縣委大院內，面對廣大農民工討要政府長期拖欠的道路工程工資，副縣長做出“隨便你們上訪，死了人事情就好辦了”的答復后，一農民工拿出隨身農藥一飲而盡。盡管事情的最終結果沒有演化為悲劇，但這種用極端方式討薪的行為所反映的社會問題值得人們深思和探討。“社會學的想象力”為人們解讀這一問題提供了范式。

一、社會學的想象力

“社會學的想象力”這一概念由美國著名批判社會學家米爾斯提出，在他于1959年出版的《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中將其定義為：“理解在個人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情和在個人周圍的社會力量之間的關系的能力。”[1]社會學的想象力為人們提供一種洞察力，使每個人得以看清影響社會的無形社會力量，以及他們如何相互作用并最終影響到每個個體，其中最具標志性的成果是區分了“環境中的個人困擾”和“社會結構中的公眾論題”。“個人困擾”與自身及其所直接接觸的局部社會生活相關聯，并回歸個人所處的社會生活環境來解決；而“公眾論題”往往超越個人的內部世界和局部環境，涉及制度中的矛盾、危機或對立。社會學的想象力引導我們從社會制度的角度來探討“公眾論題”的根源。從“社會結構中的公眾論題”的角度理解，“環境中個人困擾”源于社會的病態運作，當人們看到其他人與自己有同樣困惑時，就會形成“困惑”亦或“論題”的博弈，在這個博弈中，社會提供解決個人困惑的機會，即便沒有改變社會的結構性問題，也無法完全消除困惑，但個人由此了解了社會的價值，更深刻認識到自己的命運，并由此改變個人價值觀念。為討薪自殺的農民工正是因為沒有將自己的困惑放置于一定的社會結構中去理解，在“困惑”與“論題”的博弈中戰勝不了自身的困惑，才會選擇這一極端方式。

二、自殺：社會環境中的個體無奈

農民工“自殺式討薪”一直為輿論所關注，社會中不乏對此行為的非議，甚至有人以“跳樓秀”來嘲諷農民工為權利而自殺的現象；也有人指責通過自殺討薪是不理性的，但當今社會的現實條件讓農民工的理性維權的道路困難重重。正當的討薪行動往往遭到非正義的應對，無奈的農民工只有采取爬塔、跳樓等極端方式引起社會及相關部門的關注才最終迫使糾紛得以解決，權利得到保障。選擇自殺是處于社會底層的農民工群體在現有制度結構和社會環境中的無奈之舉。自殺表面上似乎純粹是個人的事情，但是按照涂爾干社會研究方法的準則：“某一社會事實的存在必須根據別的社會事實來解釋。”[2]其實這種表面上的個人煩惱背后透露這社會結構的弊病，現代人的很多個人煩惱，往往是其背后公眾問題左右的結果。

三、自殺式討薪的社會學想象

社會學的想象就是著眼于宏觀的社會結構來考察微觀的社會個人，希望人們面對復雜多變的現代社會，以一種全新的視角去把握或自覺地意識社會結構安排及歷史變遷與個人人際際遇的內在關聯。遵循涂爾干的社會研究方法準則，農民工自殺式討薪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它產生的根源和解決的思路必須回歸到社會本身。因此從社會學想象力的角度來考察農民工自殺式討薪，最重要和首要的任務就是探究這一社會問題產生的深層社會環境因素。

（一）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嚴重社會不公是深層原因

長久以來，我國實行的城鄉二元體制，其導致的社會不公已經成為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嚴重弊病。1.農民工長期的底層社會地位。首先，農民工的前身是長期處于社會底層的農民。在城鄉二元格局下，農業是弱勢產業，農村是弱勢地區，農民中的大多數是弱勢群體，弱勢群體中的大多數是農民[3]。歷史上農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為國家工業化積累承擔著沉重任務，經濟上的弱勢地位進而影響到政治上的弱勢地位。其次，農民工進城后弱勢地位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改革開放后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成為農民工并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是回報與其做出的貢獻卻不相稱，農民工收入低、居住條件差、社會保障缺失，弱勢地位并未得到真正的改變。2.對農民的長期歧視是本質原因。農民工自殺式討薪表面是由于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后的無奈之舉，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層面而已，自殺式討薪的本質原因是社會對農民的長期歧視。許多人看不起農民，包括城里人和官員，甚至農民自己也有自卑心理。因此有學者提出將對農民的歧視歸結為道德問題。

（二）現行制度安排的缺陷和政策的失衡

1.權利救濟制度的缺陷。在當代中國，國家建立了一整套糾紛解決機制，包括由政府、法院、社會自治團體所主導的訴訟、仲裁、調解等方式。然而農民工卻不情愿向這些機構尋求幫助，而是更多地訴諸于私力救濟，但這一方式往往會激發更激烈的沖突，比如農民工圍堵、綁架、廝打及自殺等。為什么農民工寧愿選擇自殺也不愿訴諸法律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呢？首先是因為維權成本高，耗時長。即使是糾紛得到解決，也可能因為收益不能彌補經濟成本的支出而面臨得不償失的風險；其次，維權的程序和法律復雜。中國現行糾紛解決機制的復雜性和高成本，損害了農民工訴諸于法律維權的積極性；最后，維權的實效性差。即便農民工走完各種法律程序、付出巨大成本后，在實施的過程中權利可能依舊得不到真正的維護，制度本身的公正性缺乏保障。

2.利益表達機制的缺失。科塞的“安全閥”理論認為“：在不破壞社會結構的前提下，使不滿情緒得以釋放出來可以維護社會整合。”[4]因此健康、充分的利益表達是社會的解壓閥，如果體制內的利益表達缺失，“安全閥”功能不能得到良好的發揮，各種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引發沖突。農民工自殺式討薪就是在合理的利益表達一味受到不公正限制后采取的過激行為。首先，農民工利益表達身份的不平等。我國長期實行的城鄉二元戶籍制使得農民工群體與城市居民在身份表達上存在嚴重的不平等；其次，農民工利益表達渠道不暢。現行制度下可被選擇的利益表達渠道主要有新聞媒體、政府信訪和社會團體等，但在利益分化中處于不利地位的農民工群體來說，可利用的資源是有限的，合法渠道不暢通，因此不得不采取極端的非理性方式來引起上層的關注，這就是所謂的“弱者的武器”[5]；最后，有效利益表達組織的缺位。組織在利益主體的利益表達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我國基本沒有專門為農民工代言的組織，利益表達的無組織化是權利保障的主要障礙。

（三）不同團體亞文化之間的沖突與碰撞

社會及文化的分化是對社會問題進行“社會學想象”的一個重要方面。“亞文化”是邊界分明、性質不同的團體之間相互區分的標志，它指明了社會中不同團體間發生沖突的可能性，對于社會問題的研究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社會團體往往認為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并試圖去影響甚至改變其他團體，從而不可避免地與其他團體發生沖突。因此，社會成員傾向于將有別于自己亞文化的社會狀況視為社會問題。所以，一些社會狀況是否是社會問題，要看它是否觸犯了特別集團亞文化的價值觀。討薪的農民工群體與拖欠工資的資方屬于不同的利益團體，共享不同的價值觀和準則，也就是說農民工和資方之間產生不同的亞文化。對于資方而言，利益最大化是唯一準則，將農民工工資潛規則為可以隨意挪用的資本，把農民工討薪視為對自身利益的損害。相反，對于農民工而言，拖欠工資是對自身合法利益的嚴重侵犯。兩個利益團體的價值觀念產生沖突與碰撞，并且農民工處于弱勢地位。因此，農民工自殺式討薪可以理解為與權勢集團的亞文化沖突碰撞的無奈結果。

（四）權利及權威的不當運用

韋伯曾把“權力”界定為即使遭到其他團體的反對也能實現自己意愿的能力，他認為權利的加強會導致權威的出現。許多社會問題的產生都離不開權力及權威的不當運用，因此社會問題的解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權力和權威的良性運行。然而在云南巧家縣發生的討薪新聞事件中，在農民工訴諸于政府部門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時，副縣長卻以“隨便你們上訪，死了人就好辦”的言論無情回應。作為權力部門，在解決農民工欠薪問題時，地方政府應切實發揮主導作用，但是副縣長的言論無疑透露著對農民工利益的漠視。政府部門權力及權威的不當運用致使矛盾激化。米爾斯提出的“社會學想象力”為人們深入理解農民工自殺式討薪提供了方向，使人們看清影響農民工討薪的無形力量。從“社會結構中的公眾問題”入手，全面、深入了解農民工自殺式討薪的社會環境和社會結構因素，并為進一步解決這一社會問題提供引導。

作者：尚雪娜 單位：天津理工大學法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