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尚武精神漸失的社會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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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以來，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的“文學社會學”引起中國文論學者的極大興趣，其［(慣習)(資本)］+場域=實踐的社會分析模式不脛而走，成為論證文學與社會關系的新依據。布迪厄的“文學社會學”理論跨出社會學、人類學和教育學領域，對文學和文化研究具有日益顯著的影響。作為一名社會學家，布迪厄從社會學角度研究文學，在尊重文學自身“規律”的同時，對文學進行社會學考察，其研究成果贏得文學學術研究界的推崇。布迪厄在其專著《區隔:趣味判斷的社會批判》中，提出了著名的社會分析模式，從這個分析模式看來，實踐是場域、慣習、資本三者之間互動的結果。布迪厄主張要打破學科疆界，汲取各種研究方法，“場域”、“慣習”、“資本”既是內容也是方法，在社會學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其文學社會學思想的集中體現［6］。在文學社會學的視野中，所有看似理所當然的事物，其實都有其來源，值得追究。文學作品對私人困擾的描述往往暗含公共論題，社會學家的職責就是揭示個體生活的社會意義，以此探究社會變化的中心問題。讀《在酒樓上》，能強烈的感受到魯迅對知識分子在反封建斗爭中勇敢之精神的肯定，而勇敢正是魯迅所提倡的“尚武精神”［7］。“尚武精神”作為“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具體化，提倡“尚武精神”正是扭轉長期以來中華民族偏離“自強不息”精神的具體實踐。在知識分子追求“自強不息”的成長過程中，受整個社會大環境的影響，面對困境其“尚武精神”的意志發生改變和妥協，導致青年群體普遍存在的迷惘和低沉，魯迅通過簡單的筆調傳達深刻的內涵，反映了當時社會現狀，魯迅期待用文章呼吁青年覺醒。鑒于此，本文以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根據社會分析模式理論為依托，在對魯迅小說《在酒樓上》進行文本細讀的同時，將魯迅筆下的知識分子呂緯甫“尚武精神漸失”的社會現實置于宏觀的社會文化語境之中，梳理其形成軌跡。從布迪厄社會學理論中的“場域、資本、慣習”概念出發，探究魯迅小說中知識分子“尚武精神漸失”的表現與發生，對當時所處的社會背景進行考量，并對呂緯甫尚武精神的漸失進行探討，剖析在特定場域中知識分子尚武精神漸失深層原因，在此基礎上分析五四后期知識分子尚武精神漸失對社會改革所產生的具體影響，進而期望通過本研究對魯迅文學多元視角的解析有所啟發和借鑒。
二、場域:知識分子尚武精神漸失之社會空間解析
(一)民族危亡的社會場域促使知識分子尚武精神爆發
歷史和社會地考察可以發現，文學經典總是與國家意識形態脫不了干系。國家的意識形態其實就產生于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其特定的歷史時期存在于特殊的歷史社會空間之中。場域其實就是社會空間，不同場域有各自特有的價值觀和行動原則。魯迅的《在酒樓上》發表于20世紀20年代，此時的中國正處在社會變革和文化轉型的特定歷史時期，出現了內戰頻發、外敵入侵，國家動蕩、民族危亡的社會空間表征。在這個特殊的社會空間，知識分子顯現出反帝反封建的思維意識，易于體現出敢于斗爭、為國為民的“尚武精神”。“這個當年在求學時和同學們同到城隍廟去拔過神像的胡子，還因為激烈地爭論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于打起來’”是當時以呂緯甫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易于體現“尚武精神”的真實寫照。知識分子為救國圖存表現出的“尚武精神”在特定的場域空間不斷擴散，由于“中國巴黎和會外交失敗”，極大地刺激了中國國民的民族自尊心，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促使的爆發［8］。最大的意義不在于運動本身，而是促使廣大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落后的徹底批判，這種批評思潮是一種集體性行為，是社會思潮的主流，在這樣一個特殊社會場域之中，呂緯甫以一名戰士的形象投身革命，以他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集體表現出的“尚武精神”也就成為了客觀現實。
(二)黑暗統治的社會場域抑制知識分子尚武精神聚合
后期，知識分子追求的民主和自由思想并沒能夠實現國家的統一，現實情況是封建軍閥的割據，北洋軍閥政府實行黑暗的政治統治，國內軍閥混戰不斷，同時還有帝國主義的不斷入侵略，在這種特定的歷史場域之中以呂緯甫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所倡導的民主和自由，在專制主義文化的進攻面前被打得落花流水，毫無招架之力。這樣的社會場域直接導以呂緯甫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曾經力圖改變中國搖旗吶喊的人，經受當時時代的磨難漸漸地失去了革命熱血，“尚武精神”也就慢慢褪去，曾經具有尚武精神的“知識分子”呂緯甫，出現從反叛到皈依、從張揚到逃遁的精神迷茫狀態。尤其是呂緯甫借酒消愁的頹廢神態，顯現出“知識分子”呂緯甫對自我尚武精神的漸失缺乏理性思考。以致，呂緯甫出現“昏昏沉沉”、“模糊敷衍”的精神狀態，是五四落潮時苦悶知識分子的真實寫照，“自強不息之尚武精神”視乎已經漸行漸遠。魯迅通過對當時社會場域的深刻體驗恰恰為這個時代人的生存困境和這個時代的精神特征在文學層面做出了最好的闡釋。在這樣一個社會空間里，給知識分子帶來了一系列的精神困窘，一腔的革命激情并未尋找到救國圖存的正確道路，五四時期形成的“尚武精神”場域，被強大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主義勢力的打壓下，“尚武精神”被漸漸肢解，以致知識分子們沒有了統一、穩定的革命斗爭意識，而個人抗爭又無異于以卵擊石，造成更多的知識分子選擇了消沉地活著，知識分子們陷入嚴重的精神危機。“尚武精神”場域的消逝，也就造成了呂緯甫的“昏昏沉沉”、“模糊敷衍”。
三、慣習:知識分子尚武精神漸失之主觀行為解析
(一)主觀慣習激發知識分子尚武精神之實踐
“慣習”是布迪厄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指社會和歷史因素在個人身上的積淀，并表現于各種習慣了的知覺、評判和行動之中，是一種社會化的主觀性。慣習被看做個人性情的總和。這一時期社會呈現貧窮、落后、愚昧和外敵入侵的屈辱，民族產生危機，為求“中國之再生”，青年知識分子以西方為師，對西方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具有強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積極倡導西式“科學與民主”，欲圖“西學東用”，“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以求適今世之生存”［9］。《在酒樓上》描述年輕時的呂緯甫是受過先進思想熏陶的教員，這個時期的呂緯甫受社會思潮影響，有強烈的反對舊思想的知覺及對舊社會的評判價值觀，有以至于“與別人打起來的行動”。可見當時的呂緯甫為了新的理論，新的思想是多么的努力，甚至于激進。那時，正值辛亥革命，的高潮期，社會趨勢如此，加上呂緯甫年輕，又是教員，更能接受新思想、新理念，能夠無怨無悔、充滿激情地為新思想奮斗，成為一種社會化的主觀性慣習表現，體現了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想，將社會革新視為個人的“志業”，形成“自強不息精神”慣習之表現，從而使年輕時的呂緯甫有內心的充實，有思想的斗志，在主觀慣習的影響下，凸顯“尚武之精神”。
(二)惰性思維降低知識分子尚武精神之行動
小說開篇描述“深冬雪后，風景凄清”之蕭條景象，“我”“尋訪了幾個以為可以會見的舊同事，一個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里去了”;“經過學校的門口，也改換了名稱和模樣”，“狹小陰濕的店面和破舊的招牌都依舊”;“我在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回到故鄉的描述隱喻表達一種真實的社會狀況，在這樣一種語境下，意味著隨時間推移，社會進步受阻，又回到了黑暗狀態，社會的變革趨勢并沒有發生太大改變［10］。由于社會的局限性，知識分子對這一時期的社會充滿了失望，其思維方式也就發生了改變，其“偏激”的思維表象趨于平淡，甚至趨向于一種“惰性思維”，以致“過去的同志都星散了”。由于“惰性思維”的聚合，“尚武精神之慣習”也就隨之發生了改變，降低了“尚武精神”之行動，以致忘卻了當年的他對《女兒經》之類的深惡痛絕的評判，促使“學生的老子連算學都不要教，只要老師教《孟子》《女兒經》等等舊典籍”封建思想的再認同。進而導致呂緯甫“現在什么也不知道，連明天怎樣也不知道，連后一分．．．．．．”的惰性思維慣習。也就自然而然的出現魯迅對“我”多年后再次在酒樓上見到呂緯甫，從當年“敏捷精悍”到現在的“格外迂緩”的行動慣習的巨變;從當年的“激烈地爭論改革”的張揚個性到“臉也‘衰’了，精神沉靜、頹唐，眼睛也失了神采”的精神慣習的變化，暗示了“五四退潮”，社會又回到了黑暗的狀態。因而呂緯甫看不到希望，所以他那最能體現“尚武精神”的斗志、批判、抗戰之行為慣習也就沒能堅守下去。
四、資本:知識分子尚武精神漸失之客觀行為解析
(一)文化資本的趨同，聚合知識分子之尚武精神
人們在各種社會空間之中所處的地位有高低之分，而人們之所以地位不同，從布迪厄的理論來看，是由他們所在的特定場域中擁有的資格決定的。人們不可能擁有完全相同的資格，有的人條件優越，在場域中占據統治地位、維護規則，條件不優越的則只好在場域之中被統治，不同的場域要求的資格不同［11］。從布迪厄社會學概念中，人們所擁有的“資格”其實就是一種“資本”。呂緯甫從青年的“尚武精神”到如今的“昏昏沉沉”，其實就是他所處的特定場域發生變化導致其擁有的“文化資格”、“經濟資格”、“社會關系資格”不斷喪失的嬗變過程。“資本”的概念來自布迪厄的經濟場場域，由“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關系)資本”三種基本類型，不同的場域有不同的資本形式發揮主導作用。魯迅筆下所描寫的呂緯甫是當年和“我”一起工作或戰斗的“教員”是知識分子的代表，象征了其具有的文化資本特質，文化資本可以轉換成經濟資本，通過教員獲得經濟收入，進而獲得了一定的社會關系資本，促使“我們”能夠聚合在一起“激烈地爭論改革中國的方法”。知識分子因文化的趨同而聚合，呂緯甫因“文化資本”也就建立一個志同道合的人際關系網，這些知識分子在反封建反帝國主義以及救國圖存的特定場域內體現了抗爭、戰斗的思想與行動，激發了一批知識分子的“尚武精神”。
(二)經濟資本的缺失，消逝知識分子之尚武精神
由于“的退潮”，社會場域發生變遷，知識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鎮壓，其所處的黑暗環境，社會改革停滯，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民不聊生［12］。經濟資本極具短缺，知識分子們受社會封建專制政治、北洋政府、帝國主義和生存的多重壓迫，以致使呂緯甫為了生活，而只能靠自己僅存的文化資本去維持生活，去教那些曾經被他們批判的事物，自然就有了“我先是兩個學生，一個讀《詩經》，一個讀《孟子》。新近又添了一個，女的，讀《女兒經》(完全復舊了)。連算學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們不要教“學生家長要學什么?他是受社會風氣影響的，家長選擇這個，說明這個有用，不需要你那個算學呀!高斯定理呀!說明社會不需要這個”。這樣的描述。呂緯甫雖然懷念過去，卻無法改變生活的現狀，資本的缺失，使其不得不屈服于現實，在傳統道德倫理中殘喘。布迪厄指出，場內場外之間的斗爭與時代的政治風云和經濟條件有著密切的關系。經濟資本的缺少導致生活的困苦，客觀上導致其文化資本要過多的向經濟資本轉化，以維持最基本的、人的生存需求，其“尚武”的精神資本積累隨著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的轉移也就漸漸消逝。
五、結語
在文學社會學的視野中，所有看似理所當然的事物，其實都有其來源，值得追究。呂緯甫“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精神狀態，以及從當年“敏捷精悍”到現在“格外迂緩”的行動表征，看似私人困擾的描述，卻暗含一種公共論題，并隱喻了個體生活的社會意義。根據魯迅小說《在酒樓上》的個案文本，將呂緯甫“精神狀態”、行動表征”等描述置于宏觀的社會文化語境之中，以布迪厄文化社會學作為理論依據進行解析，表現為一種“尚武精神漸失”社會價值表象，這種表象是五四后期社會劇烈變革所造成知識分子精神實體受場域、資本及慣習的深刻影響下，發生質變的中心問題，體現在與場域(社會空間)、慣習(主觀行為)、資本(客觀行為)深層的社會關系。這種深層社會關系又直接影響“尚武精神的聚合”，導致知識分子的“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精神狀態及“格外迂緩”的行動表征，并最終影響了知識分子改革社會的步伐，甚至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如呂緯甫為了生活，去教《女兒經》了，對社會思想進步產生了消極影響。因此，本研究從獨特的視角分析文學中的關鍵詞語，并根據人物的形態特征認識與反思社會化語境下的價值與意義。文學無所不包，要想如實地認識文學，我們的腦子也得無所不包才行［13］。所以，尊重“語境化”，重視文學與社會的關系研究，“不是參照文本的所謂‘內在或永恒價值’，而是通過參照社會關系的總體地圖，來解釋文化的差異與實踐”，才能準確理解文學中的社會價值［14］。
參考文獻:
［1］王振．詩意的棲居，知識分子的百年鄉戀情結———《秦腔》的文學社會學解讀［J］．牡丹江大學學報，2014，23(8):38-40．
［2］高志明，寧建林．深層解讀魯迅小說《在酒樓上》［J］．文學教育(下)，2008(12):106-107．
作者：王穩 單位：吉林化工學院體育教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