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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稅負對產業結構調整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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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稅負對產業結構調整影響

        摘要:合理的產業稅負水平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對湖南省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稅負的多元回歸分析表明:湖南省第三產業稅負與產業結構調整顯著負相關,并且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影響大于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第二產業稅負對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應,但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并不顯著。對湖南省主要行業稅負與產業結構調整的灰色關聯分析表明:湖南省工業和傳統服務業仍居主要地位,而以金融業、房地產業、信息技術業等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的稅收產業導向作用相對較弱。

        關鍵詞:產業稅負;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級化

        一、引言和文獻綜述

        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推動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稅收政策作為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手段,特別是通過稅負的調整,影響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產業間的合理流動以及產業的科學技術創新,進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因此,及時發現并調整現行稅制中不利于產業結構調整的因素,特別是合理確定不同產業的稅負水平,從而充分發揮稅收對經濟運行的調控作用,進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1]在研究稅收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關系方面,國外學者做了大量的研究:一是研究稅收優惠和鼓勵政策與相應產業發展的關系,如EL-Agraa(1997)、Antipa(2010)等;[2][3]二是研究稅收影響產業結構調整的路徑,如Vartial(2008)、Nam(2012)等。[4][5]針對稅負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關系,國內學者近年來展開了相關的研究。左少君(2012)等通過對比分析我國各產業以及行業稅負,普遍認為產業稅負過重,特別是第三產業稅負偏重(歐陽坤和許文,2009),成為制約地區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因素。[6][7]羅富政等(2016)利用我國東、中、西部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認為,產業稅負是影響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因素,并且第三產業稅負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總體上大于第二產業稅負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曹海娟,2014)。[8][1]但是蘇姝(2018)針對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9]因此,政府應針對特定的產業目標,設計差異化稅率以及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來合理分配不同產業間、行業間以及地區間的稅負水平。[10]經貿縱橫122綜合上述研究可以發現,從稅收負擔的角度來研究稅收與產業結構調整定量關系的文章并不多見,且針對各地區的研究結論不盡相同。基于此,本文借助實證研究方法來分析湖南省產業稅收負擔與產業結構調整間的量化關系,為合理界定三次產業稅收負擔和制定合理的產業稅收政策提供依據。

        二、湖南省產業稅負對產業結構調整效應的實證分析

        (一)湖南省產業稅負對產業結構調整效應的計量分析

        1.模型設定和變量說明

        為了實證檢驗湖南省產業稅負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本部分建立以下計量模型:lnRIS=β0+β1lnT2+β2lnT3+β3lnRD+β4lnURBAN+ε(1)lnUIS=β0+β1lnT2+β2lnT3+β3lnRD+β4lnURBAN+ε(2)上式中,被解釋變量為產業結構,具體采用千春暉等(2011)的做法,用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標表示,分別記為RIS和UIS;[11]解釋變量為第二產業稅負和第三產業稅負,分別記為T2和T3;參考曹海娟(2014)、羅富政(2016)等學者的經驗研究,結合湖南省經濟發展實際,將技術創新和城市化作為控制變量引入模型中。其中技術創新利用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從業人員與城鎮從業人員之比表示,記為RD;城市化用城鎮化人口比重表示,記為URBAN。分析的樣本區間為2003—2017年,數據來源于2004—2018年《中國統計年鑒》《湖南統計年鑒》和《中國稅務年鑒》,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并減緩數據的劇烈波動,將各變量做對數化處理。

        2.實證結果與分析

        根據上述設定的計量模型,分別考察產業稅負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影響。表1的回歸結果表明產業稅負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關系,兩個模型的R2分別為0.5126和0.7605,說明模型的擬合效果較好。同時,部分解釋變量的系數在1%—10%的水平上具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說明這些因素對產業結構調整有明顯的作用。(1)第三產業稅負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理論上,第三產業稅負的增加,會降低第三產業的產出占比,同時會影響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產業間的流動,因而與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呈負相關關系,而對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并不會產生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上述實證結果表明,湖南省第三產業稅負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影響均顯著為負,第三產業稅負每降低1個百分點,產業發展高級化水平提高1.0141個百分點,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彈性系數相對較低,為0.8675。這表明第三產業稅負是影響產業結構調整的基本要素。當然,這種負相關關系并不是說明第三產業稅負越低就越有利于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產業稅負要與產業的發展水平及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2)第二產業稅負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第二產業稅負的增加,同樣會降低第二產業的產出,因而能促進產業結構的高級化,二者在理論上呈正相關關系。表1的實證檢驗結果也支持了這一結論。湖南省第二產業稅負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產業發展高級化水平則提高1.1363個百分點。另外,實證結果顯示,第二產業稅負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在統計意義上并不顯著,這說明相對于其他影響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因素而言,湖南省第二產業稅負的影響作用較弱。這可能是由于第二產業主要為工業,對勞動力有一定的技術要求,因而稅負的增加并不會引起勞動力在產業之間的轉移,所以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有限。(3)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技術創新通過采用先進的生產工藝,并對資源進行重新配置,可促進整個產業的技術進步以及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上述實證結果顯示,兩個模型中RD前面的系數均為正數且都顯著,說明湖南省技術創新是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具體而言,技術創新每提高1個百分點,湖南省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則提高0.5321個百分點,相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影響0.3711高出0.161個百分點。其原因在于,隨著技術進步,湖南省各產業特別是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得滯留在第一產業內部的大量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特別是第三產業進行轉移,因而對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產生較顯著的作用。(4)城市化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城市化最直接的表現就是人口在產業間的轉移和產值比值在產業間的調整,城市化與第二、三產業發展高度正相關。表1檢驗結果顯示,湖南省城市化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影響系數為1.1035,顯著為正,這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了較大的拉動作用,城市化是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湖南省城市化與產業結構合理化也呈正相關關系,但兩者的關系并不顯著。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早期第三產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傳統服務業,就業門檻低,吸納勞動力的作用強,而后期第三產業的發展特別是其中的新興服務業多屬于知識密集型行業,就業門檻高,在傳統服務業相對飽和的狀態下,第三產業發展對就業的帶動作用減弱。因此,綜合來看,城市化并沒有對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調整產生顯著的推動作用。

        (二)湖南省主要行業稅負變動與產業結構調整的灰色關聯分析

        上述計量分析表明湖南省第二產業稅負和第三產業稅負是影響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顯著影響因素,但第二、三產業內部包含眾多的行業并且各行業稅負水平差異較大,那么各行業稅負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到底存在多大的關聯性呢?所以下文利用灰色關聯分析來測度不同行業稅負與產業結構調整的密切程度,并通過對灰色關聯度的大小排序來判別主要影響因素。1.特征序列、相關因素序列及數據的來源根據數據的可得性,本部分選取的樣本區間為2005—2017年,以湖南省產業結構調整綜合指數序列為特征序列,記為X0。該序列參考李強(2018)的做法,采用較為客觀的熵值法確定指標權重,對上文構造的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標各年數值進行加權平均計算得到。[12]同時,本文選取工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業(簡稱為批零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簡稱為交通運輸業)、金融業、房地產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簡稱為文化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簡稱為租賃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簡稱為信息技術業)九個主要行業的稅負作為相關因素序列,分別記為X1、X2、X3、X4、X5、X6、X7、X8、X9。這九個序列的數值分別采用各年該行業稅收收入與該行業增加值的比值計算得到。以上數據均來源于2006—2018年《湖南統計年鑒》和《中國稅務年鑒》。2.計算X0和Xi的灰色關聯度灰色關聯度可采用DPS7.05軟件計算得到(其結果如表2所示)。在湖南省行業稅負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中,相對較大的是租賃業、批零業和工業;然后是文化業、交通運輸業和建筑業;影響較小的是信息技術業、金融業和房地產業。也就是說,湖南省在以產業為導向的稅收政策實施過程中,工業和傳統服務業仍居主要地位,以金融業、房地產業、信息技術業等為代表的新興服務業的稅收產業導向作用相對較弱。

        三、結論與建議

        上述研究表明,湖南省未來實現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調整的關鍵,在于保持第二產業穩定發展的同時,繼續大力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并增強第二、三產業對就業的帶動作用。然而以金融業、房地產業為代表的新興產業卻幾乎沒有強有力的優惠措施,這制約著第三產業的突破性發展。當然,稅收并不是影響資源配置的唯一因素,產業結構的調整還應從其他方面尋找出路,上文實證分析表明技術創新和城市化在推動產業結構調整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根據以上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其一,依據湖南省產業發展戰略目標,實施體現以產業為導向的結構性減稅。根據實證分析部分不同產業(行業)稅負對產業結構的影響,調節不同產業(行業)的稅負水平。第二產業稅負相對較高,這是工業經濟發展的結果,但政府應針對第二產業中具有較大發展潛力的高技術產業等加大稅收優惠,以保持第二產業合理穩定的發展。針對第三產業內部不同行業稅負差異較大的特點,對以金融為代表的稅負較高的現代服務業實施精準降稅政策,使產業結構不斷高級化,同時充分發揮稅收政策對生產要素在產業間流動的導向作用,使產業結構不斷趨向合理化。其二,加大對現代服務企業的稅收優惠措施,以培育新的三次產業發展主體。根據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經驗,服務業逐漸壯大并超過工業是大勢所趨。因此,政府應根據產業發展序列,對不同行業采取差異性的稅收優惠政策,充分利用政策導向,大力發展各種生產性服務業,并積極改造提升住宿、交通運輸等傳統服務業,充分發揮金融、信息咨詢、文化等新興服務業對工業發展的支撐和推動作用,以培育和發展新的經濟增長主體,達到涵養后續稅源和有效解決就業的目的,最終實現湖南省產業結構持續合理優化。其三,調整稅收支出力度和方向,積極引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充分發揮稅收的支出調節效應,財政政策要加大對有利于促進技術創新和城市化的基礎設施投入,充分發揮技術創新和城市化進程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作用,積極推進湖南省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

        作者:曾潔 單位:湖南理工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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