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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古代“六藝教育”可大致劃分為“射御之教”、“禮樂之教”與“書數之教”三種類型。而縱觀之,便可略知“生存教育”的重要性:“射御之教”重在進行生存教育;“禮樂之教”始終為生存教育所貫穿;“書數之教”與“六經教育”均以生存教育為藍本。
關鍵詞:六藝;生存;教育;重要性
我國古代的教育與人類生存需求密切相關。而“六藝教育”,作為夏、商、周三代學校教育的主要內容,頗具研究意義。縱觀我國古代六藝教育,便可推及“生存教育”的重要性。本文將依次從“射御之教重在進行生存教育”、“禮樂之教始終為生存教育所貫穿”以及“書數之教與六經教育均以生存教育為藍本”這三個方面對生存教育的重要性加以論述。
1“射御之教”重在進行生存教育
“射”,指射箭技術的訓練;“御”,指駕馭戰車的技術訓練。兩者相輔相成,為我國古代六藝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細細研讀史料,不難發現:“生存教育”在“射御之教”中具有重要地位。射技是原始時代的人們為獵食和防衛必然練就的生存本領。換言之,射技為生存教育奠定基礎,它以幫助人類生存為主要目的,傳授生存經驗,是一種生產技能,更是一種生存的必要手段。古有《彈歌》為證:“斷竹,續竹,飛土,逐宍。”這首獵歌反映了漁獵時代的狩獵過程,更反映了古人以“射”為生存技能,而上述生存技能的傳承與發展正是古人繁衍生息的重要保證。五帝時代戰爭頻繁激烈,掠奪、攻伐不斷。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射藝教育的基本性質從原始社會的生產技能漸漸演變為奴隸制社會的軍事技術。與此同時,“御”也脫引而出,成為我國古代軍事教育的重要內容。隨著奴隸制社會的不斷發展,“射御”成為鞏固奴隸制度的法寶,為統治者所重視。對于統治者而言,建朝后依然面臨鞏固王權的嚴峻斗爭,他們要依靠武力鎮壓奴隸反抗及不甘淪為屬國的其他氏族部落的反抗。因而,“尚武”之風在奴隸制社會逐漸蔓延開來,軍事教練與武士培養成為生存教育的重點。此時,作為生存必備技能的“射御之教”更成為了六藝教育的重中之重。
2“禮樂之教”始終為生存教育所貫穿
“禮樂之教”是六藝教育的中心。“禮”起源于祭祀,最具神圣、莊嚴意味,培養出人們敬奉神明的虔誠意識。人們在祭祀的過程中,祈求保佑庇護,其實質也是一種生存本能的釋放,而“禮樂之教”恰到好處地把握了人們的生存本心,對人們進行正合時宜的生存教育。古人崇拜自然,奉“稷”為植物神。為滿足日常生活所需,人們對農業生產的發展尤為重視,對農作物迷信崇拜,舉行各種禮俗儀式和活動以求豐收,來保證自我生存。原始宗教所孕育的禮教發展途徑繁多。除自然崇拜以外,圖騰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巫術活動中的禮儀教育也始終圍繞“生存”展開,為人們安定有序的生活做出了保障,例如:原始喪葬禮儀實質灌輸了現實社會人倫道德的要求,包含著血緣相親、尊敬長輩的生存教育,將個體的“人”塑造為“社會人”。“禮者,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禮樂之教”,被看作立國的準繩,是國家命運之所系。它維護了宗法等級世襲制度,奠定了為人的基本生存準則。綜上所述,生存教育始終貫穿于“禮樂之教”。
3“書數之教”與“六經教育”均以生存教育為藍本
古人重鬼神之事,故占卜之學備受推崇。甲骨文與數的教學均以生存教育為藍本。人們尊敬、屈服、供獻、討好神,以達到免災降幅、保護康寧的目的。同理,人們斥責、咒罵、威脅并驅趕鬼,目的在于辟邪驅鬼,保持平安。此外,古時掌管天文的官吏負有“授民以時”的職責,他們以此為生存技能,向百姓告朔。總之,人們以生存教育為重要基點進行“書數之教”。書教關乎國計民生,而學詩也是從政、干政的重要條件。學詩為言,所言者,是安國治民之策,學詩也就是學王者師。換言之,學詩即學生存之道。《詩》為古代教育提供了最有效、快捷、廣泛的傳播形式,而在上古社會,它甚至是唯一的教育形式;即使在發明文字以后,它也仍然是比文字更重要的教育形式。孔子有言:“不學詩,無以言”,此言從語言形式上充分肯定了詩教不可替代的工具性質。孔子編輯和傳授《書》,以“垂世立教、示人規范”為政治標準,目的在于培養施政人才,振興周代文武之道。由此可見,《詩》和《書》的實用效能是我國古代生存教育的一大亮點。荀子一方面繼承孔子的“六經教育”,另一方面又根據時代的需要有所改造和選擇,提出“養欲”、“節欲”之道,賦予“禮”以“法”的新內容,主張在武力的基礎上,實行“禮治”,以鞏固統治秩序。就荀子改變思維方式以順應時代潮流的行為本身而言,這亦可視為生存教育的一種動態發展模式。綜上所述,“書數之教”與“六經教育”均以生存教育為藍本。參考文獻:[1]張惠芬,金忠明.中國教育簡史[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11.[2]孫培青,杜成憲.中國教育史[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6.
作者:任適 單位:常熟理工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