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信用失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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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用失范的社會歷史根源

當前的信用失范問題，從發生的范圍來講，幾乎包括了社會的所有領域，而不僅僅是在經濟領域。據媒體報道，在經濟領域可計算的直接損失每年高達5855億元人民幣；[1]從發生的程度來講，侵占、貪污、受賄、挪用達千萬以至數億元的要案已是屢見不鮮，“據估算，國內每年僅透過地下錢莊流出境的黑錢即高達2000億元人民幣”[2]；從失范的手段來看，直接往關系人命的食品、藥物里攙加有毒物質，造成大規模中毒死亡的惡性事件年年都在發生，說明一些人對生命的冷漠已達到極點。可以說，對于信用問題的危害性已經到了不可不高度重視的程度。目前，關于信用失范的研究已經很深入，研究普遍認為信用失范現象并非是市場經濟的單純伴生物，；深入探究我國信用失范現象當中表現出的濃厚的民族文化特性，并從中找出相互間的關聯性，以制定有效的治理方案，應是學界和決策部門共同努力的方向。

（一）社會歷史背景

遵從儒學的中國傳統文化雖然把“仁、義、禮、智、信”奉為至上的倫理圭臬，但是，長期的封建制度和落后的社會經濟所導致的封閉性和不流動性卻阻礙了文化的發展和交流，也使得儒學的倫理要義在流傳中發生了很大的變異。人們以往的活動領域極其狹小，聯結社會關系的紐帶也很清晰簡單，更多更遠的交往既無可能也無需要，加上農業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安土重遷，這樣就使人們倍加重視地域內部、家族內部、親屬內部、朋友之間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具有濃郁的中國文化特色的人情社會。這種人情社會一方面成為維系傳統文化得以穩固延續的保證，另一方面又成為社會個體團結互助、獲得安全感的堡壘。在有限的地域內，強大的家族力量常常可以形成以其為中心的地方勢力，稱霸一方。在舊中國，法律影響的范圍十分有限，這又給家族私法的存在提供了社會默認的合理性。因此，個體對于家族戒律的認可和順從是第一位的。中國雖然地域廣大，東西南北中文化特色各異，但對人情社會的接受認可卻是相當一致的。交往領域的限制、地域紐帶的緊緊連接、家族利益的至高無上，所有這些社會因素的綜合作用，就使得“信義”觀念演變成為一種非常狹隘的觀念，即在人情社會內部講“信義”，因為個人行為在此范圍內是可控的；人情社會之外是無所謂“信義”的，因為個人行為在人情社會的視野之外是不可控的（現實中，“欺騙熟人”的事情也有增多的趨勢，但這正是利用了“熟人可信”的傳統觀念）。因此可以說，傳統的家族制度和文化理念是造成目前國民信用意識脆弱這一天生缺陷的根源。觀察今天的信用失范行為，很多都是在這種人情意識的支配下發生的，不講原則的友情相助在民間則常被視為美德。人情往來，大到無視國法，一個普通的銀行職工就敢為朋友挪用上千萬元的銀行資金；而一般性質的人情往來，從冒名替考、修改文件證書、修改考分、偽造學歷、冒充文章作者、到作偽證、說人情等等，不勝枚舉，人情牌成為我們社會中暢行無阻的最有效的通行證，而作為法制社會公民的社會責任意識和法制意識卻極為淡漠。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口的流動使得很多人脫離了以往的地緣和人緣的束縛。這樣一來，有利的因素是簡化了流動人口的社會關系，有助于按照新的契約形成新的關系，即一種更為現代的人際關系；不利的因素是沒有了熟人社會里的那種對于個體行為的可控約束力，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信用失范行為的發生率。因此，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是本地人對非本地人本能的不信任，而排外的作法既來自管理層，也來自普通民眾，形成了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間的相互不信任，強化了不同人群之間的對立情緒，進而加大了管理的難度和管理的成本，也是導致信用失范現象增加的社會心理因素之一。傳統意識依然在支配著今天人們的行為，固化或強化這種行為的另一種歷史因素則是由于改革開放之前人們長期處于政治運動當中，傳統文化中的“和”觀念受到蔑視，代之以“斗爭”、“批判”、“改造”、“揭發”等政治名詞，人人自危，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遭到強烈的沖擊和踐踏，“見面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的舊訓死灰復燃。更有甚者，三分話也未必是真話，唱高調、說空話、假話、違心話一度成為中國社會的公害，這種遺害至今沒有完全消除。尤其是在“”其間，封建社會“忠”的觀念大行其道，對長官意志盲信盲從，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觀念和“誠信”的觀念卻幾乎從中國的人文環境中消失。

“”以后，中國社會開始了劃時代意義的改革開放，這二十多年里，發生了真正意義上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建設取得的成就給今天的中國人帶來了民族自豪感，市場經濟建設為跨區域經濟合作提供了可能和需要，而我們所處的信息時代又極大地擴展了人們的視野，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中國的普通勞動者第一次能夠享受到在國內外旅游的樂趣；便利的交通條件、競爭的機制加快了工作和生活的節奏；戶籍管理制度的松動又為人們的自由遷移提供了機會。這就形成了一種復雜的背景。急速的變化，勢必在制度建設上、管理上、認識上、觀念上都留下許多滯后的東西。人們使用著現代化的設備，現代化的通訊手段，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卻以落后的觀念指導著行為，看重的依然是拉關系，送人情，暗箱操作，弄虛作假，行賄受賄，錢權交易。無疑，現代化的技術條件為所有這些行為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渠道和機會。但是，卻嚴重地擾亂了市場經濟運行的正常秩序。現在，一些地區如上海、深圳，都已經出臺了個人信用征信體系的管理辦法，這是個人信用管理上的可喜進步。制度的建立、完善應該和市場經濟的發育是同步的過程，健全的制度同時也能夠起到幫助社會成員避免失范的作用。但是，目前比較嚴重的問題是對各種法律法規、制度條例的無知、無視、歪曲、有意違反和戲弄，而且，這些行為既出自被管理者，也同樣出自管理者，行為動機的核心仍然是保護地區利益、部門利益、行業利益、階層利益、小團體利益、熟人利益和個人利益。我們知道，市場經濟產生大量的機會，這些機會又帶來各種利益，而對利益的爭奪導致了社會關系的錯綜復雜，因此對利益的爭奪也表現出多向度性，其最直接的表現就是當前信用失范的行為并不是簡單的集中于某一特定人群或某一特定部門，而是見之于各種人群、各種部門當中，從政府部門到科教文衛部門、從國有企業到民營企業、從強勢群體到弱勢群體、從官到民。這使得幾乎所有的部門都在抱怨其它部門的失范，所有的人都在抱怨別人的失范，并為自己的失范找到事實上、理論上和心理上的依據和支持。這就給信用環境的治理帶來了極為困難的局面，因為不信任感必然帶來不安全感，不安全感的積聚就會形成不安定的社會因素。因此，追求起點的公平是保證和維護社會安定團結的要義，也應該是各級政府部門的行為準則，同時也是治理信用失范現象的治本之路。

（二）文化土壤

“信用”的概念同“誠信”或“信義”的概念是有所區別的。“信用”應該算是一個外來概念，它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誠信”和“信義”概念的最大區別在于它的重點是放在“用”字上，是對“信”的落實和使用，是對往來對象以往的“信”的積累的一種評估。“信用”當中包含更多的是社會活動信息量，而不是文化信息量。它主要是關注一個人在公共領域中的行為，記錄一個人在公共關系中遵守規則的程度，因此，對一個人的信用優劣狀況可以做適度的量化評估，這樣就可以理解金融機構的所謂“信用額度”的含意。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都有成熟的“個人信用征信系統”，尤其在信息時代，對個人信用狀況的調查和了解已成為輕而易舉的事情。“個人信用征信系統”的另一大好處還在于個人信用行為受到監督的同時，還可以享受到優良信用記錄帶來的好處，如信用貸款的權力，透支的便利，以及商貿往來中的種種優先權。所以，有人說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但是，“個人信用征信系統”只是記錄個人在公共領域中的信用情況，而不涉及私人間交往，它的作用主要是規范公共領域秩序。“信用”概念與“誠信”和“信義”概念的另外一個區別是它含義清晰，具有可操作性。只要是履行合同契約，遵守既定的規則，就是做到了有信用。它沒有高不可及的理想理念，凡人不可達及的境界，而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和可以完成的標準。儒家傳統文化中的“信義”和“誠信”的概念包含更多的是文化信息量，比較抽象，比較難于把握和實踐。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他用“義”和“利”的對立關系來說明“君子”和“小人”在人格上的高下，只有鄙視“利”，追求“義”，才有可能成為“君子”。

從這種解釋里，我們就可以清晰地分辨出“信用”與“信義”、“誠信”之間的區別。前面提到，“信用”是對信的落實，它最終目的是追求“利”，但是，對“利”的追求必須建立在交易各方公平競爭的原則上，以不傷害對方利益為前提。“信義”則不同，追求“信”是為了到達“義”的境界，而“義”是完全排斥“利”的追求的，在傳統文化中，這是兩個根本對立的概念，不允許有絲毫的兼容。逐利是很卑微的活動，只有行為當中沒有任何逐利的念頭才可以稱之為“義”，“小利害信，小怒傷義”，來不得絲毫的妥協，必須“大公無私”才能達到“信義”的標準。“信”是達到“義”的途徑，也是實現“義”的前提條件。一個“信義”之人，確實是達到了極高的人生境界，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無論在任何社會當中都是如此。但是，由于“義”的這種高不可攀的理想性質，所以，對于普通人而言，它已喪失了對日常行為的具體指導意義。“信義”的連用，既是對“信”概念在意義上的提升，又是對“義”概念的世俗化，“信”即“義”，表明社會對“信”的需求。在當今社會，已經很少有人直接使用“信義”一詞，更多的是使用“信譽”一詞。“信譽”較之“信義”，去掉的是“義”的不確定性，使這一相近的概念在意思上更加清晰明確了。這種詞語上的變化也揭示了社會文化中的變化。“信譽”已經完全成為現代的概念，標示著一個人的信用是和他的名譽相聯系的，信譽的好壞只是對普通人日常行為一個方面的評價。誠信的概念較之“信義”的概念要民俗化了許多，更容易被接受，被衡量，所以它比較接近于“信用”的含義。但是，“誠信”依然是一個停留在文化層面上的概念，它沒有包含誠信之“用”的意義，即沒有和人們的經濟活動聯系起來。因為，逐利與實用始終是儒家傳統文化所蔑視的行為。雖然人的生命活動是不可能脫離利益追求的，但它卻是不可言說的，以不言說來掩飾利益的實際需要，由此而產生了一種脫離實際、夸夸其談的治人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中缺少的另一種人文要素是民眾缺乏對“權”的認知。“權”這個看似十分抽象的概念在古語中只是“秤錘”之意。《詞海》中給出“權”的兩種古語的解釋：

（1）《廣雅•釋器》：“錘謂之權。”《漢書•律歷志上》：“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亦指秤；

（2）稱量之意。《孟子•梁惠王上》：“權，然后知輕重。”如今，已經不再使用“權”的秤錘之意，但尚在使用中的“權衡”一詞依然可見“稱量”之意。在“權”的古義消失的過程中，古人對“權”概念的引伸、發揮卻是極為豐富和富有想象力的。如：權變、權柄、權臣、權貴、權勢、權術、權詐等等，從這些詞匯的深刻含義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古文化對“權”的敬畏之感，同時也能看到古代文人對“權”的透徹、精辟的理解和高度概括。從傳統文化對“權”的描述性語言中還可以看到另一種指向，即“權”無論是作為權利而言還是作為權力而言，都是屬于統治者階級的，屬于社會中的強勢群體的，與普通民眾無關。在官僚集權統治的制度下，民眾只有服從權，普通民眾作為社會一員應該擁有哪些權利（權力）是沒有被思考過的。近代中國，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運動開始，民權被第一次響亮地提出來，但民權思想的傳播和落實卻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歷史過程。如今的中國社會雖然已經在廣泛地使用“權”的概念，尤其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社會個體公民作為權利主體進入市場，開始大量接觸到權益的問題，權利（權力）的意識開始被喚醒。但是，仍然有很多人至今對民權的含義、對公民權利（權力）的具體內容都是很茫然無知的。沒有“權”的概念，沒有對個人權利（權力）的具體明確的認知，也就不明白在社會活動中自己有權做什么，無權做什么，即不知道自己的權限有多大。舉個最簡單的例子，行路的問題。行人、騎車人和駕車人各行其道是最基本的交通規則，但就是有人不能遵守這個最基本最簡單也是最安全的規則，而是隨心所欲。比如一個騎車人在機動車道上騎行，覺得無所謂，反正你不敢壓我，但是他已經侵犯了機動車的行駛權，并將自己置于危險之中，卻全然不覺。所以，有人提出應該進行“路權”的教育。類似的權力教育是多方面的，不知道個人的權利（權力）究竟有哪些，究竟有多大，就有可能在懵懂無知中犯下侵權的錯誤。很多的信用失范行為就是在對權限無知的情況下發生的。比如作弊、比如借錢不還（僅指小數額、親友間）、比如不守承諾等等，沒有心理上的不安，沒有感情上的歉疚。當破壞規則成了經常化的行為，交往中不確定的因素就會增多，目前又缺少對失信行為的約束與懲罰手段，使社會經濟活動中的不安全感增加，導致交易手段退化，因此有人驚呼：信用已成為我國最稀缺的資源！

（三）道德教育的偏差

中國傳統文化是很注重道德教育的，有許多道德教育的典故，如孔融讓梨、司馬光砸缸救友、愚公移山、三顧茅廬、臥薪嘗膽等等，又有“百行以德為首”之說。新中國建立以來，從小學即開始設立德育課程，類似的課程一直開設到博士生，政治思想的教育幾乎伴隨一個人的一生。但是，為什么在這樣強大的道德教育環境中，全民道德水準卻呈現出嚴重滑坡的現狀？信用成為最稀缺的資源？面對這種現狀，應該承認，我們的道德教育出現了嚴重的偏差。

1．道德教育應以人性為本。以人文關懷為出發點，以培養自覺的道德行為文化為目標，要擯棄以往那種空洞的、居高臨下的、說教式的、遠離生活的道德教育方式。首先，應該改變一種觀念，即認為道德教育就應該是不茍言笑的，是苦行的，其實非也。道德教育同樣可以寓教于樂，它也同樣應該是合于人性的，這正像你幫助他人就可以從中得到樂趣和滿足感一樣，這樣本真的感情我們從幼童身上也可以發現。其次，還應該改變一種觀念，就是認為道德就是犧牲、奉獻、割舍、受苦受難，其實不然。以人文關懷為出發點的道德行為應該是利人利己的，因為合乎社會發展和進步的規范都是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的，只要遵守規范就是合于道德，就是達到了既關心別人，也關心自己，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使生活在共同體內的各方都能夠愉快的相處。試想，如果總是要求某一方做出犧牲，共同生活、協作關系還能持續下去嗎？所以，道德教育的核心應該是倡導人文關懷。第三，我們應該讓道德教育化作每一個人的自覺行為，只有這樣，道德教育才不會流于空談和形式。因此，道德教育不要提出令少年兒童不解其意的大口號，而是應該給學生示范，怎樣做好身邊的每一件小事，并使這些行為化為本能，化為自覺，化為一個合格公民的基本素質。

2．道德教育應該以規則教育為基本內容。讓幼童首先熟悉游戲規則，讓他們在游戲中體會協作的關系，體會遵守規則帶來的益處，破壞規則受到的懲罰。隨著年齡的增長，讓他們繼續學習社會的規則，成人的規則，這樣的規則教育有助于培養穩定的性格，有助于使道德教育具有可操作性，使道德教育落到實處。

3．道德教育應該倡導參與精神。這種參與應該從制定規則開始，到遵守規則。到修改不合適的規則，當然，首先是通過游戲來體現。青少年在參與的過程中，學習協作，學習互相幫助，學習選擇規則，學習鑒別規則的合理性，學習修改規則，學習充當組織者，學習主持正義。兒童有參與權，這是聯合國兒童權力公約的規定，規定指出：兒童參與家庭、文化和社會生活是兒童的基本權利之一，而不是成年人的恩賜；兒童有權對影響兒童的一切事項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兒童也有權要求成年人傾聽和參考自己的意見。

4．道德教育必須要以堅持尊重事實、尊重他人、維護自尊為核心。在道德教育中應該力求避免羞辱對象的言行。中國傳統的教育文化是以批評為主的教育，所謂知恥而后進。但是事實上，這種教育的效果是很不理想的。一個在罵聲中長大的孩子，其自尊心已經被傷害到對任何批評都無所謂的麻木狀態，他從不知道被尊重、被贊許是什么感覺，他又怎么可能去尊重別人？他的動機總是被別人歪曲，他又怎么可能去尊重事實？沒有受到過尊重、得到過榮譽的人是不會有羞恥感的，羞恥感只會在文明的環境中產生，而沒有羞恥感的人對于破壞規則、信用失范是不會有內疚的。所以，道德教育的目的應該是培養尊重事實、尊重他人的修養和自尊的心態。信用行為的基礎是道德修養，沒有正確的道德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也培養不出信用精神來，打造中國的信用長城必須要從基礎教育入手，用法律來治理成人社會，用教育來培養少年兒童，從兩個方面用兩種不同的方法做起，有希望改變目前信用失范的局面。

（四）經濟利益的誘惑力和驅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機制極大地調動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為社會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造就了大批的富人。致富的效應、財富的吸引力、物質利益的現實需求、貧富差距帶來的生活水平的反差和身份地位的反差是造成人們心理失衡的根源。在這種心理基礎上，普遍地表現出浮躁的心態、急功近利的投機心態現。為了追求財富，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不擇手段，利用職務之便、工作之便、人情之便積聚財富，而信用已經成為被人們丟棄在一旁的擦鞋布了。按照市場經濟發育的規律，在建設的初期，有一個資源重新積聚、重新配置的階段，所謂市場經濟建設的初期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一定會伴生很多失常的社會現象，即使是在市場經濟制度已經非常完善的資本主義國家，其建設初期也有過非常混亂的局面。這一時期，舊的信仰、觀念遭到沖擊、動搖、解體；新的觀念模糊不清，令人費解，只有一個念頭是清晰的，這就是沒錢不行。在市場規則尚未完善，遵守規則尚未成為人們的習慣時，一切有可能賺錢的機會都會變成人們手中博弈的骰子，誘惑著人們逐利，去瘋狂。

二打造中國的“信用長城”是一個長期的法制

建設過程、社會教育過程和文化重建過程不可否認，是市場經濟的沖擊引發了信用危機的問題，沒有市場經濟肯定不會有如此嚴重的信用危機浪潮。但是，在這里，應該搞清楚兩者的關系，沒有市場經濟也有信用問題，只是不會展示得這樣徹底，不會讓我們從這樣一個角度來反思我們的文化，反思我們的教育，反思我們的國民性。以往，我們沒有見到過這樣大規模的信用失范現象，因為在非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和單位使用的都是政府信用，沒有自主的信用可供使用。一旦個人和單位成為市場中的自由主體，手中便有了信用可以支配。但是基于上述種種原因，導致信用失范嚴重，說明我們還遠沒有成為成熟的市場主體。今天的信用失范有其必然性，但并不是無藥可醫。如果僅僅因為信用失范問題的發生而否定市場經濟制度帶來的社會進步，那決不是唯物主義者的態度。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市場經濟制度在暴露信用問題的同時，也在對信用失范進行著治理。一種社會問題的暴露，只是說明了有產生這種問題的社會根源和社會基礎，一個誘因使問題浮出表面，正是提供了解決問題的機會。但是，也不能把解決的過程想得太簡單。基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上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規范化將是一個長期的、艱難的法制建設過程，同時，也是一個長期的、艱難的社會教育和文化重建的過程，這三者又必須是同步進行、同步發展的過程。市場經濟建設為中國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中國公民第一次能夠在憲法和法律的保護下作為市場主體參與到國家和民族的建設中來，也使自己有了致富的機會。但是在市場中并非是可以為所欲為的。市場經濟建設要有良好的秩序和環境，秩序由法規構成和維護，環境由公民遵守法規的“文化自覺”[3]性來維護。而這兩方面的資源都是我們嚴重缺乏的，目前來看，尤其是第二個方面更加缺乏。目前，中國頒布的法律已成體系，雖然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成績是有目共睹的，完善需要一個過程。相對而言，主要的問題還是在于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在法律的框架里循私舞弊，即司法的環境是令人擔憂的，也就是說，遵法守法非但沒有成為普通公民的文化自覺，也遠遠沒有成為司法人員的文化自覺。因此，在法制建設的過程中，既要有來自官方的努力，也要有來自社會基層的努力，這就是新聞監督和輿論監督。讓每一級政府部門、每一個司法機構、每一個關乎國計民生的決策都置身于法律、法規的監督之下，讓公民參與法制建設的過程，以培養全民族遵紀守法的自覺精神。

遵守市場經濟的規則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很多地區、很多企業、很多人在市場經濟的搏擊中已經深深地嘗到了其中的甜酸苦辣。有些地區、企業、個人用背信棄義的方法，制造兜售偽劣商品，得到過一時一事上的好處，卻最終因為信用缺失而陷入聲名狼藉的困境，難以繼續發展下去。最著名的案例有早期的溫州劣質鞋案，使溫州鞋后來在全國范圍內遭到抵制，以至很長一個時期里溫州企業家不敢在自己生產的鞋上標注“溫州”字樣；河北白溝的冒牌貨使河北省的名聲長期受損，河北貨一度成為冒牌貨的代名詞，至今使人們對河北的商品心有余悸；有中國“百載商埠”之稱的廣東汕頭曾是中國知名的商業口岸。1858年，恩格斯在《俄國在遠東的成功》一文中稱汕頭是“中國惟一有一點商業意義的口岸”。就是這樣一個商業文化名城，一度因信用問題和假貨幾乎遭遇到“滅頂之災”，產品賣不出去，發票沒人敢收，很多企業和投資者遷往他鄉，2001年，汕頭的GDP竟然出現了負增長；更令人提起就痛心的事情是大量的偽劣商品走出國門，敗壞了國家和民族的形象，在莫斯科的街頭豎立的廣告牌上竟然寫著這樣的話：“不要購買中國商品！”現在，在全國范圍內已經開始了一場關于信用失范的檢討和反思的行動。這就是一個社會教育的過程和文化重建的過程。社會教育過程是通過媒體和各種宣傳渠道來進行的宣傳教育活動。通過揭示、曝光不良信用的單位和個人，失信行為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社會危害，懲治的結果等等，來教育民眾。這一過程同時也是調動民眾參與的過程，讓民眾了解監督的權利，給民眾提供監督的依據和方式，類似于3•15消費者權益保護日的行動，讓輿論監督的聲音通過正常的渠道發出來。管理部門也需要改變思維定勢，改變那種對批評意見或是置之不理，或是驚慌失措、壓制的態度。其實，只有讓不同的聲音發出來，才有可能全面的了解情況，也才有可能制定出妥善的處理方案。因為，不同的聲音代表著不同的意見，甚至代表著不同群體的意向，被忽視的聲音或意見恰恰可能成為政策、法規制定后的反對力量和隱患，而歷史的正確方向常常是在各種意見的爭執聲中確定下來的，綜合、代表了大多數意見的方案才有可能堅持到最遠。

人們在接受新規則、用新規則約束自己的同時就是文化重建過程的開始。比如，汕頭地區在吃盡信用危機苦頭之后，下決心把汕頭地區建設成全國最有信用的城市之一。2001年5月29日，在政府的主持下，汕頭市各界代表舉行了莊嚴的《信用宣言》；2002年1月，頒布了《汕頭市民信用公約》，規范了個人的行為及對他人、家庭和社會的責任和承諾；2002年4月1日，汕頭市信用網開始試運行，5月13日正式開始運行，網站開通一個月時間里有60萬人次造訪。從打造信用經濟開始，短短一年多的時間，汕頭的經濟開始復蘇。守信獲益，失信失利成為汕頭人刻骨銘心的教訓。一種新的文化已經在汕頭人的觀念中扎下根。類似的信用經濟建設工作在我國很多城市中已經啟動，如果說像汕頭、溫州這樣的“重災區”都能夠實現信用重建，沒有理由對當前的信用狀況表示過分的悲觀。許多地區的信用重建已經拉開了全國范圍內信用重建的序幕，只要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不變，只要堅持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不變，信用問題終究會得到根本改觀。我們現在擁有了一種制度，它能夠幫助我們修正發生的錯誤，它也能夠幫助我們懲罰違規者，這就是市場經濟制度。但是這種制度并不是抽象的存在著，而是由無數正在學習、成熟的市場主體積極參與著，維護著，與制度、規則互動著，促使著這個制度發展和完善。現在，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都已經從這種制度中受益，它已經成為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堅定不移的選擇，所以，建設市場經濟制度，建立信用經濟是最終可以實現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