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下黑名單相對人法律權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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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社會對安全穩定、誠實信用等問題的日益重視，近幾年黑名單制度被廣泛運用于航空運輸、醫療、食品、銀行信貸等多個領域。由于我國黑名單制度總體還處在起步階段，缺少完善的理論支撐，黑名單制度的性質與設立標準、依據等基礎問題并沒有達成共識。例如缺少社會信用建設相關的法律法規，故明確黑名單對相對人權益限制范圍以及處分力度有利于營造優良的信用環境。雖然黑名單制度是以保護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為初衷而設立，但是要警惕以“否定自由”名義侵害“肯定自由”的風險，即黑名單制度存在公眾利益與黑名單相對人合法權益的矛盾。

關鍵詞：黑名單制度；黑名單相對人；利益沖突

一、黑名單制度概述

順應我國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要求，為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黑名單制度應運而生。黑名單制度有利有弊，一方面黑名單對于失信人能夠起到一定的懲戒與監督功能，通過權利清單的方式予以法定約束，充分利用黑名單制度建立社會誠信體系；另一方面，黑名單制度有可能對黑名單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造成一定程度的侵害。

（一）黑名單制度簡介

第一，根據不同的分類標準黑名單的種類便不相同，若按黑名單的制定者為標準，黑名單分為“行政黑名單”和“普通黑名單”；按黑名單是否公開為標準，黑名單分為“公開型黑名單”和“備案型黑名單”；按黑名單是否限權為標準，黑名單分為“限權黑名單”和“不限權黑名單”。雖然黑名單種類紛雜，但卻體現出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態度。第二，黑名單是針對失信行為的一種懲罰方式，其意在約束和監督失信人，而達到一種信用治理，修復已經被破壞的社會秩序。黑名單制度增加了失信人的信用成本，以求市場監管效率，降低監管成本以及激勵市場主體守法守信的效果。

（二）黑名單制度的社會功能

不言而喻黑名單制度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當下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穩定秩序尤為重要，黑名單制度正是迎合這種需求成為社會治理的一種手段。當然不同的角度發揮的作用亦是不同。1.從黑名單相對人角度來看：通過對違法主體違法信息的公布，使其名譽和信用遭受貶損，從而失去“公眾的贊助、國家的信任和社會所倡導的友愛”，讓其主動對自己行為進行反省與改正。2.從黑名單制定者角度來看：黑名單是一種監管手段與處罰手段。通過完善公民和法人的信用記錄，讓守信者通行天下、失信者寸步難行，才能強化公眾對法律法規和市場規則的敬畏。3.從社會公眾的角度來看：黑名單制度有利于建設誠信社會，營造穩定的社會秩序和營商環境，對弘揚傳統美德具有一定的作用。

二、黑名單制度引發的公眾利益與黑名單相對人利益沖突

筆者對于黑名單制度在認同的基礎上，對相對人權益保護提出一點拙見。因黑名單制度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應當以謹慎的態度對待，切不可在盲目實施中失之偏頗。在現行黑名單制度中發現如下問題：第一，黑名單制度因缺乏統一規范而存在不當使用、濫用的現象。雖然國家政策鼓勵各行業建立黑名單制度，但是在無完善規范的情況下，黑名單制度很難發揮其正能量的作用，伴隨而來的還有比較復雜的法律問題。第二，黑名單制度的標準、法律依據、法定程序以及相對人的權利救濟等都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問題。第三，法律規范不完善，相對人保護機制缺失，失信聯合誠信機制導致限制黑名單相對人合法權益進一步擴大化，雖然公眾利益得到了保障，但黑名單相對人合法權益進一步受到侵害。綜上，目前現有黑名單制度多存在于政府部門及部分壟斷性行業之中，除少部分以相應法律為來源基礎，其他大多依據各地區層級較低的地方規范性文件。無論是從民法還是行政法角度，對于黑名單制度都難以找到法律淵源以及理論借鑒，由于存在一些立法級別低、甚至無法律依據的黑名單類型，黑名單制度下所賦予的行政權就無法保證合法又合理，因此法律依據乃至合同依據的缺失依然是一重大隱患，對公民、企業的合法權益也會構成潛在威脅。例如，一些航空公司的黑名單制度既沒有法律依據也沒有合同依據，其在實施過程中難免產生諸多問題，不僅侵害黑名單相對人合法權益，也會給司法實踐帶來一定困難。再者，當小懲足以達到終極目的時，因為聯合懲戒機制再加重黑名單相對人責任，可能適得其反，甚至引發破罐子破摔的連鎖反應。

三、黑名單制度的實踐反思

概括而言，黑名單制度背后暫無明確的法律規定，必然會引起一系列的適用問題，例如存在法定程序的缺失。由于黑名單是基于當下經濟環境以及互聯網技術聯合而催生的制度體系，所以一方面是符合歷史發展的方向，但另一方面該種制度的構建又缺乏規范借鑒，因此實踐中存在的現象以及侵害黑名單相對人合法權益問題對于完善黑名單制度有十分重要的指引作用。1.尋找相關案例進行簡介以及分析，案例的種類來源于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6377號裁定書、（2017）最高法行申7568號裁定書。（1）第一個案例中，該案中是對于黑名單列入的不服請求刪除黑名單。行使黑名單權利的主體為政府辦公廳，高宇紅、葉麗萍、汪新生、陳冬梅、盧漢春等五位當事人因不服決定，當然被列入的名單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可見該類黑名單設立的不具有法定程序和法定標準，那么基于此種情況應當賦予被征人辯解的權利，黑名單的納入應當謹慎。（2）第二個案例中存在的問題，對于黑名單的刪除并未有嚴格的法定程序，通常情況下取決于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該案例中黑名單的確認主體為北京市的公安局，然而被列入黑名單的當事人屈玉引稱自己因精神分裂難以控制自己的行為為由請求撤銷，但是實踐中該類請求黑名單刪除的復議請求往往未被列入行政復議的范圍，因此對于黑名單當事人并無完善的救濟機制。2.其他可能存在的問題，政府對于經營者或者個人實施黑名單制度應當根據嚴格的法定程序方可確定，事實上現實中還存在一種過度信息曝光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權利滋生為剝奪權利（例如剝奪經營者自由經營的權利）濫用黑名單權利。

四、黑名單問題的解決以及完善意見

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提出，均對社會信用建設提出了規范落地的要求，“達芬奇造假”“寶馬車事件”一方面侵害公眾權益，另一方面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正是基于此種情況國家十分重視社會信用以及思想道德建設，黑名單制度設置的初衷在于對失信行為的懲治。而筆者認為該種懲治下的約束力并非唯一效能，還應當具有社會監督的功能，黑名單制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2019年1月5日，“失信聯合懲戒制度化”被列入十大憲法事例，此舉表明黑名單制度的建設能夠形成“信用治理”的凈化器。俗話說“人無信，則不立”，何況又是一個國家。筆者不否認，黑名單制度所能帶來社會治理、踐行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效用，但是黑名單制度并非不存在任何問題，它對于黑名單相對人所將要面臨的成本以及權利行使都應當建立一個懲戒的范圍，如權利被行政機關濫用，則要承擔行政賠償。一個制度完善與否應當看是否對當事人提供了完善的救濟機制，既要事前預防、事中監管，又要事后懲罰與救濟。為平衡公眾利益與黑名單相對人權益之間的利益沖突，筆者還有如下建議：1.首先要確定黑名單行為性質，對于應當列入的行為人必須要制定嚴格的程序，該種嚴格程序應當包括依法履行告知、說明理由并且要充分給予被征人的陳述以及辯解，適當情況下可擴大聽證制度適用的范圍。2.完善被征信人的救濟機制、增加刪除條件的申請認定程序。事實上黑名單的作用不僅在于懲罰更是對被征信人行為的矯正，當其行為滿足一定條件可以提前予以刪除，當然除了訴訟程序提供救濟外還應當專門制定相關的復議程序。3.保障黑名單相對人的基本生活權益，對其限制設定具體范圍，不能無范圍、無邊界、無時間地限制其權益

五、結論

我國現行的黑名單制度處于法律實踐先于法律制定的狀態，黑名單制度是當下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一種手段，目的在于維護合法的權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維護市場穩定秩序。雖然制定黑名單的初衷是維護公眾利益，對失信人員進行懲戒，但是要警惕以“否定自由”名義侵害“肯定自由”的風險，即黑名單制度存在公眾利益與黑名單相對人所享有合法權益的矛盾。黑名單相對人的權益保障及黑名單的法律依據、法律性質都亟待解決。解決這些問題有助于創建我國社會主義信用體系及處理相關矛盾，緩和公眾利益與黑名單相對人利益的矛盾，達到黑名單制度應有的社會價值即均衡各方利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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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耿曉偉 單位：河北經貿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