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80后生活方式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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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志安 單位：廣東技術師范學院

全球化進程在全面推進世界經濟市場化的過程中，迅速地傳播著該階段特有的、與全球化資本控制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后現代文化。后現代文化通過人們當下的生活模式表現出來，在我國乃至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廣州找到自己的主體，即80后。全新的文化形式塑造著全新的社會主體，80后的生活模式既是對傳統價值和審美的否定，也是對它的突破。在發展中，后現代文化日漸顯露出自己的積極性和建設性。它孕育著廣州乃至我國社會進步和未來發展的全新可能性，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在思想和文化創新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一、探究后現代文化的建設性

后現代文化是作為與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相對應、甚至對立的文化風格提出來的，它打破了現實主義的批判性，以及現代主義對審美表達的形式上的追求。后現代文化的美學風格是遠離整體性和價值追求，以碎片化的形式刺激著人們的感官。但單純的文化風格僅僅具有相對的意義，它并不能錨定后現代文化的具體歷史內涵。詹姆遜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中為后現代文化確立了晚期資本主義的唯物主義坐標，為其尋找到固定的社會本體，即它是從晚期資本主義中生發出的、資本控制的產物。“在后現代主義中，由于廣告，由于形象文化，無意識以及美學領域完全滲透了資本和資本的邏輯。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藝術、無意識等等領域無處不在，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處在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而且文化也就有了不同的含義。”①后現代文化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風格。利奧塔從否定性的角度探討了后現代主義的含義，“我將‘后現代’定義為對元敘事的不信任”②（P233），并由此否定了人作為元敘事的主體地位，“人們并不是作為主體而存在。”②（P232）破壞性是利奧塔后現代主義邏輯的必然結果，其后留下的是自啟蒙以來笛卡爾關于主體的、理性主義的一片斷壁殘垣。但利奧塔正犯了馬克思所批判的唯心主義錯誤，即他在否定了被賦予主體地位的人之后，又樹立起另一個原初狀態的人。馬克思關于人本質的論述表明了人的主體地位的合法性，“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作為主體的人體現出兩個方面的構成性：一方面，他被生活在其中的社會系統所構成，一方面，隨著社會的發展，人是進步的。人的主體地位是在社會變化發展中獲得的，人不是永遠停留在原初意義上的他者。人在改造社會的物質生產中構成自身，并隨著社會進步獲得自己的超越性和主體地位。馬克思關于人本質的論述與后現代學者大衛•格里芬的建構的后現代主義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后者認為后現代條件下作為主體的人是被生活于其中的社會構成的，后現代文化構建了當代人的生活模式。“個體與其軀體的關系、他（她）與較廣闊的自然環境的關系、與其家庭的關系、與文化的關系等等，都是個人身份的構成性的東西。”①大衛•格里芬稱這種后現代精神和生活模式為“有機主義”或“在家園感”，它取代了現代人的統治欲和占有欲。由此，后現代文化也成為廣州80后生活模式的構成性環境，或者說前者是后者的家園。

二、尋找廣州的后現代文化“家園”

要尋找廣州的后現代文化家園，首先需要梳理的前提性問題是“中國的后現代文化何以可能”。晚期資本主義的本質是資本的全球化控制。中國在資本的全球化空間中不僅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且資本對人的控制程度也與日俱增。這在廣州這樣的現代化都市表現得尤為明顯。資本的全球化控制突破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空間意識形態界域，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文化當然具有后現代文化的特征。中國的后現代文化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真實的。廣州的后現代生活模式就是從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變遷中形成的文化風格，它是80后生存于其中的后現代文化家園。建筑文化、地鐵文化和網絡文化是廣州三個典型的后現代文化符號，它們之間構成空間、空間轉移以及空間交往方式的社會系統，體現了廣州后現代文化的整體性風格。

1、高度，透視廣州城市空間的建筑文化。廣州城市建筑的一個獨特屬性是對高度的追求，這些高度體現在與時展相一致的縱向歷史性序列上，如從愛群大廈、廣州大廈、白云賓館，到中信廣場等一系列能夠代表廣州發展的時代性特征的建筑。就高度而言，廣州的摩天建筑頗值稱道，其中的代表是國際金融中心和新電視塔。國際金融中心高432米，是大陸第二，而新電視塔高610米，則是世界第一。摩天建筑是經濟發展的要求，也是科技水平的體現，更是人類能力的象征。世界絕大部分的摩天建筑頂端都設有觀光塔，人們在塔上領略的不僅是城市的繁榮，更是感嘆人類令自己恐懼的力量。美國“9•11事件”之后，摩天建筑的存在以出人意料的政治原因受到審問。建筑的高度成為人們謀求政治發聲的對象，這其中表征的是撞和被撞之間、野蠻和文明之間的巨大政治和社會落差。但在發展中國家，摩天建筑的命運截然不同。自近現代以來，在國際政治和經濟力量的對比中，發展中國家一直是被壓抑的對象。而與發達國家相同甚至有所超越的摩天建筑則具有心理上的暗示功能，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是對等的，它平衡了兩者間政治、經濟和社會力量的差距。發展中國家城市中一幢幢像劍一樣刺破天空的摩天建筑是對自然的示威，是自身力量的宣言，是主體能力的自我確證。廣州的摩天建筑在對高度的追求中，體現了自己的意識形態。這可以通過媒體對新電視塔宣傳的自豪感中呈現出來。金羊網一篇被廣為轉載的報道中第一句話就是：“珠江邊上這座拔地而起的通天塔令廣州有了一個驕傲的‘世界第一’。”該文在標題上多用帶有開創性和震撼性的話語，如“傳奇”、“紀錄”、“廣州名片”、“‘第一海拔’是這樣煉成的”、“萬余鋼構件沒有一個是相同的”、“1000噸水箱鎮住塔身防晃動”、“高速電梯1分半鐘直達頂層”等；在細節描述上更不吝溢美之詞，如“空中云梯”、“女性之塔”、“‘少女回眸’的曼妙身材”。②就觀光功能而言，從新電視塔上生成的視角所指向的是整個廣州市，人們看見的不僅是整個城市的空間地圖，而且是不同空間區域發展的歷史性連接。從這個意義上說，該建筑的真正所指不是它本身，而是其背后整個城市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它的高度和角度所表征的是廣州人的奮斗敘事，它所繪制的是廣州人的無意識精神地圖。

2、殖民，在時間中連接生活世界的地鐵文化。地鐵是把地理上分割的城市建筑連接起來的橋梁，并實現生存于其中的人的空間快速轉移。地鐵站點是完成人們進出地鐵或實現線路轉換的場所，它不是人們的生活空間。但當今地鐵站中設立的面包店滿足了人們的飲食需求，雜志店滿足了人們的閱讀需求，干洗店滿足了人們的衛生需求，懸掛的電視滿足了人們的信息接受需求。總之，除了睡覺，地鐵站幾乎可以滿足人們所有的生活需求。于是，這個只是滿足人們空間迅速轉移需要的橋梁最后成了人們的生活空間。地鐵站從公共空間向生活空間的轉化標志著當代的經濟、社會系統向人們傳統生活空間的侵略和殖民。當代社會，全新的資本力量開始控制和改變人們傳統的生活世界組織和意義闡釋模式，獨立自主的系統從外部侵入生活世界，就像殖民的主人進入部落社會一樣。廣州的地鐵文化也無法逃越資本對人們生活世界進行殖民的當代社會癥候。地鐵站中五花八門的店面一方面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它也是當代社會資本力量對人們生活世界的壓縮、擠兌和侵入的表征。像體育西和長壽路這樣的地鐵站，它的上層就是商業中心，商業中心和地鐵站融為一體。地鐵站被資本浸透著，我們甚至可以看見商業中心那粗大的柱廊一直向下延伸到地鐵站臺，這些空間都是資本和商業的勢力范圍。這是商業和資本對生活世界的強勢侵入和殖民的寓言。人們從邁出車廂的一剎那，就被包圍和淹沒在資本和商業的世界里，并在其中疲于奔命。地鐵站中總是人們的匆匆腳步，有時甚至能看見很多人在不同的線路之間奔跑。地鐵是城市現代化的表征，也同樣是資本的產物。“有說地鐵是‘先進城市俱樂部’的會員證，地鐵的存在，不僅是交通的需要，更成了城市的標志物。地鐵落成的年份，拉出一張城市現代化的序列。”①潘國靈在他的著作《城市學》中以獨特視角考察了香港的地鐵文化。他認為香港的地鐵是一個生活空間，也是一個媒體浴場，而這些是與后現代商品發展邏輯密不可分的。這個診斷對廣州這樣的現代化城市同樣適用。

3、消解，真實世界中虛擬化生存的網絡文化。網絡的基本功能是滿足人們方便、快捷、大量的溝通需求。其功能的充分發揮依賴于從相應社會發展水平中生發出的溝通需求，否則互聯網只能處于被閑置的狀態，或者僅僅滿足聊天和游戲等低水平的邊緣化利用。這意味著互聯網的溝通方式要與城市的發展腳步相吻合，它的方便、快捷和大量的信息傳輸與廣州的快節奏生存是協調一致的。廣州的互聯網發展迅速，“城市實現信息化的基礎就是構建一個無所不在的完善發達的網絡，在這方面，廣州一直領先于全國。目前廣州是三大通信樞紐、三大因特網核心節點、三大互聯網絡交換中心，已成為全國三大信息港之一，與北京、上海形成鼎立之勢。”②網絡還模塑了與其相適應的虛擬化生存模式，其典型的符號是以發達的網絡為基礎的“羊城通”。羊城通是2001年投入使用的廣州市公交車電子收費系統卡。隨著網絡普遍地運用和技術進步，該卡的適用區域已經擴展到整個珠三角地區；功能也從交通領域拓展到電信電話和小額消費，甚至包括機關事業單位考勤、門禁系統、物業管理等領域。廣州大學城的羊城通更具有公交、食堂、醫療、圖書館通行、上機/上網通行、帶門禁的通道等信息管理功能。這使羊城通成為集公交通、電信通、商務通等諸多功能于一體的珠三角廣義的多功能電子支付媒介。假設羊城通的功能可以隨著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和普及被無限地放大，那么它將在人們生活的意義上產生虛擬化效應。當羊城通的收支功能強大到足夠統籌人們所有的經濟活動時，他們的收入和支出就抽象為羊城通上數字的增減。于是，那些傳統社會使用真實貨幣做出納產生的喜怒哀樂都蕩然無存，人們一生的勞碌奔忙和勤儉節約的目的只是在羊城通上多增加幾個數或少減去幾個數，這在形式上蛻化為數字游戲。

三、廣州80后的烏托邦謀劃對策

烏托邦并不是一個否定的概念，也不意味著它對現實的無能為力，它是人類永恒的自我謀劃。在當代社會，人們聽命于并依附于全球化的資本控制，一切歷史的烏托邦似乎都已經失效。但哈貝馬斯認為目前狀況只是烏托邦“新的非了然性”，它提供了新的烏托邦謀劃機遇。“然而非了然性同時也起一種社會信托給自己的準備行動的功能。”③在這樣的烏托邦祈使令下，哈貝馬斯頑強地想象出交往行動的道德烏托邦。詹姆遜也認為，資本全球化條件下，烏托邦并非不可想象，而是人們不愿意想象。廣州第一代80后已進而立之年，他們在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積極效應已逐步顯現，后現代文化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接受全新文化形式的80后，給未來提供了廣闊的可能性。廣州的經濟、文化以及空間因素，鑄模出80后全新的社會主體，即社會發展的“新人”。這些新人們帶有當下社會發展階段的時代性特征，并在這個全新的時代中塑造著廣州的未來。后現代文化塑模出的80后首先表征著從現代性視野下的解放；構建了廣州80后的生活模式和精神狀況；塑造著全新的社會主體，并使其承載著廣州未來烏托邦的使命。在這樣的主體意識中，關于未來烏托邦的想象可以借助三個相互關聯的空間力量完成：

1、與發達國家的落差，形成主體的超越性需求。廣州80后的生活模式與資本控制下發達國家的后現代文化在形式上具有相似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兩者具有相同的經濟和文化生活水平。他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落差，并刺激前者努力在經濟和文化生活水平上追趕后者，這形成廣州80后對社會現實的超越性需求，落差因此成為廣州80后進步的心理動力。這種心理動力因為主體的地位，帶有強烈的發展中國家意識形態色彩，是我國民族復興的精神動力。主體通過對現實的改造進行自我確證，這客觀上也成為廣州未來的烏托邦動力。主體的自我確證是通過對現實的資本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超越來實現的，即它不是簡單地趕上發達國家與其并駕齊驅，或者讓資本對生活世界控制得更徹底，讓文化價值變得更碎片化；而是要做得更好，實現對資本和后現代文化的全面超越，擺脫后現代生活模式。后現代文化在把主體從現代性意識中解放出來的時候，又把他安置在資本的牢籠中。但它的碎片化本身蘊含了重新整體化的可能性，這使廣州80后對未來生活模式的創新也成為可能。“創新是人的本質，是人的主體性發展的最高境界。創新能力是人的能力的最高形式。”④于是，廣州的文化生產應該不是對好萊塢的簡單復制，經濟發展也不是對資本滲透的簡單移植，不是把自己變成外資，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實現對資本的利用。

2、我國的政治規范性，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傳統。四項基本原則的作用在實現對資本和后現代文化全面超越的過程中能夠得到充分的體現，即它能夠保證此過程的社會主義方向。廣州市80后的生活模式是30余年改革開放的成果，也是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新起點，更是全新的思想再解放形式。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方面學習西方的技術和經濟模式，一方面否定他們的價值觀。這充分表明廣州80后具有對晚期資本主義進行辨證否定的能力，這是主體走向成熟的表現。在廣州后現代文化家園中形成的是不同于西方的、有著自己個性的中國特色的新思想，是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相匹配的主體意識，也是在面對全球化過程中形成的具有獨立性和自豪感的主體意識。廣州的后現代文化因此具有一種否定性和超越性的能力，對它的充分利用是先進文化所應有的功能。這使廣州80后的生活模式及其否定性對全國的經濟和文化發展，以及新一輪的改革開放過程具有示范性意義。廣州在30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形成了充分吸收西方甚至是人類一切文明成果的先進經驗，廣東省也成為全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在此基礎上，廣州市的經濟發展以及后現代文化所形成的新一輪革命性效應，也必將使廣州市成為文化大市、廣東省成為文化大省。在全國新一輪的改革開放浪潮中一馬當先，成為新的排頭兵。

3、與港澳、東南亞在地理上連接，形成開放的區域整體性。廣州以及廣東省地理上屬于嶺南，號稱南粵。它在空間上與港澳和東南亞有著便利和頻繁的交流，處于內地與海外的空間連接點上，是我國對外開放在地理空間上的重要節點。珠三角地區粵港澳一體化的步伐不斷加快，與東盟之間的經濟互動也日益頻密。廣州80后以及傳統的文化已成為其與港澳和東南亞形成開放的區域整體性的重要力量。港澳、東南亞的經濟以及文化發展無疑受到資本的更為強烈的控制，其生活模式和文化具有更濃厚的后現代風格，這與廣州80后的生活觀念和思想意識具有一致性，從而使區域內交流顯得更便利和諧。就傳統文化而言，廣州與港澳、東南亞同屬于粵語亞文化圈。在這個區域內，粵語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人們的溝通，相同的語言包含著相同的價值符碼和思維方式。這使得該區域內的人們在交流時能夠保持主體、價值和情感的相互認同，并使他們的相互交往更加協調。廣州未來的發展因此不僅具有與港澳、東南亞之間的區域整體性特征，而且具有相應獨特的民族形式。

四、結束語

美國二戰后出生的人被批判為“垮掉的一代”，如今他們卻是美國社會的精英，并主導著新的世界格局，這可能就是黑格爾“歷史的狡計”。但這不意味著我們在歷史面前無能為力，而僅僅暗示我們應該更謹慎地對待歷史以及其中任何一個可以發揮影響力的因素。在我國新一輪改革開放中，80后是未來社會承前啟后的中堅力量。然而國內理論界、學術界以及思想界很少以積極和樂觀的態度來重新認知和定位他們。這種態度的消極影響是深遠的。它不僅不利于形成對80后正確和公正的看法，更不利于在新一輪的改革開放大潮中發揮未來中堅力量的主體積極性以及潛力。

總之，以積極的視角看待廣州80后，可以消弭對他們一味的批判和斥責的聲音，并在其中找尋建設性效應，這無疑是和諧廣州的一種共建形式。以謹慎和積極的視角審視每一代歷史主體應該是一貫的科學態度，只是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全然不同于傳統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