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觀的歷史表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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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景觀的歷史性及其表達的欠缺

從“景觀”術語的起源及其學術運用的主流來看,它傳統上是地理學的壟斷性話語,①具有明確的可視性與場所性;從景觀的實際內涵來看,它又具有深刻的歷史、社會、文化背景,因此也應當成為歷史學的專門研究對象。當然,景觀還有其他多種屬性,例如,美學屬性、可感知的屬性等,但相對而言,只有其歷史屬性在重要性上堪與其地理屬性相提并論。這里謹以當今正處于快速演變中的城市景觀為例來說明。城市環境、城市空間與城市社會的發展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內容豐富的景觀變遷史,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的頻繁轉換、替代與復雜組合,其實就是城市環境不斷變化、空間不斷盈縮、社會不斷興衰演替的物質表現與文化映射。研究城市史,不僅要研究城市歷史過程中的重要事件、政治制度、經濟脈搏、思想文化潮流之類形而上的問題,以及體現這些問題的典型現象,更要研究作為“城市臉面”的景觀體系的空間分布、系統組織結構與時空演變規律,并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深入地分析景觀背后的社會、經濟、文化驅動機制,同時,還要充分關注景觀所蘊涵的深層文化意義及其與整體城市文化性格的內在聯系。也就是說,以地理學的空間原理結合歷史學的發生學研究理念,對城市景觀的歷史演變進行專門的、系統的研究,將使傳統的區域史、城市史研究走向一個更加廣闊的創新空間。總之,無論是復原景觀演變的時間空間過程、演變規律和結構特征,還是揭示景觀背后所蘊涵的社會、經濟、文化意義及其發生學根源,都需要歷史學的深度參與,這正是“景觀”術語的歷史性。然而回顧以往,能夠充分考慮景觀歷史性的學術研究成果卻十分寥寥。其結果是地理學的景觀解釋模式一直占據主流地位,而更加綜合的、能夠將景觀的地理屬性與歷史屬性有機結合的解釋模式至今未能真正建立。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孕育景觀原始概念的母體學科———地理學,在景觀解釋方面長期處于強勢地位。即使是比較重視對景觀文化內涵進行解釋的景觀地理專門研究,也并沒有將景觀的歷史詮釋落到實處。

20世紀以來,景觀專門研究在地理學中的地位持續上升,景觀話語與區位、環境、區域話語并列為地理學的核心話語。①景觀地理學者不僅重視景觀在地表的客觀分布、組成結構和系統層級這些頗具地理學科傳統特色的內容,同時也注意到景觀作為人們認知對象的主觀性、精神性、歷史累積性的文化一面。他們意識到,人們對同一景觀對象的認識,會因其文化背景、知識積累和社會經驗等方面的差異而存在區別,而不同社會群體在景觀認知上所形成的各自解釋體系,正是豐富多彩的區域社會文化的曲折映射,現實世界也因此有了更加多樣的涵義。20世紀中期以后,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形成了以景觀感知為對象的研究方法,具有更強的文化分析傾向,而且許多非地理學出身的學者也廣泛參與進來,影響較大的如美國城市規劃學者凱文•林奇在20世紀60年代創建的城市意象空間方法。凱文•林奇的方法與地理學的結合點在于他采用了意象地圖調查手段。林奇以道路、區域、邊界、節點、標志物為五個基本要素,要求受訪者用點、線、面形式描繪出他所指定的城市景觀的意象地圖,然后從中分析不同社會屬性的居民對周圍城市景觀的心理印象和文化評價。林奇創建的繪制意象地圖的方式,減少了人們用語言表述心態感知時的主觀性和可能的心理顧慮,具有更強的資料客觀性,因而受到文化地理學者的借鑒和模仿,并產生了大量城市景觀地理方面的學術成果。但是,林奇作為具有地理學素養的城市規劃學家,并不習慣以歷史變遷的視角來觀察研究對象,故而該方法也暴露出了明顯的缺陷,即由意象地圖切入而分析受訪人對環境的心理感知時,林奇只注重受訪人現有的社會屬性和文化素質,例如學歷、職業、年齡、居住區域等要素對其心態的影響,而沒有注意景觀演變的歷史過程對受訪人文化認識的疊加性滲透,也忽略了人們對歷史知識把握的程度本身就存在差異。舉例來說,一個只有十年演變史的景觀對象,與一個已有100年演變史的景觀對象,在同一感知主體的心理認知層面絕對會留下文化意象的差異;而一個在城市里生活五年的人,與在同一座城市里已經生活了50年的人,對城市景觀的認識也絕對不會是相同的。所以,有些對于景觀文化研究來說非常重要的問題,例如:這種景觀意象是如何形成的?這種景觀的過去和現在分別意味著什么?林奇就很難準確地做出解釋。

總之,林奇的分析模式雖然充分考慮了景觀的地理性,也考慮了景觀認知的主觀性,卻忽略了其客觀存在的歷史性。專注于景觀感知的研究者,不僅需要弄清景觀演變的歷史過程,更需要弄清人對于景觀演變歷史的特殊認知,以及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現代地理學在景觀研究方面存在著歷史表述欠缺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那么,地理學中與歷史學最為靠近的分支———歷史地理學,在將景觀的歷史性與地理性的結合方面又進展如何呢?我們可以歐美歷史地理學界景觀學派的代表人物克利福德•達比(CliffordDar-by,1909—1992)和卡•索爾(CarlO.Sauer,1889—1975)的工作為例進行回顧。克利福德•達比1928年畢業于劍橋大學地理系,1931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之后長期擔任劍橋大學、利物浦大學地理學教授、系主任。其代表作《清冊地理》(DomesdayGeogra-phy)①至今仍在國際歷史地理學界具有深遠的學術影響。達比運用水平橫剖面法,對中世紀英格蘭一些特定歷史橫斷面上的地理景觀進行了系統、細致的復原,并進一步分析了各個橫斷面上人地關系的特性。達比的著作具有地理景觀史的意義,即從物質形態層面上再現了英國地理景觀的形成過程,這非常符合地理學“解釋地表”的原始精髓。然而,在今天的歷史學者看來,該方法的缺陷也恰恰在于,地理景觀史并不能替代“景觀的歷史學分析”,前者僅是表層的歷史,而后者才是深層的歷史研究。雖然達比一貫主張要建立“地理背后的歷史”,但在其實證研究中卻很難做到地理學與歷史學的有機融合,而真正的歷史學分析方法處于缺席狀態。達比對歷史景觀的復原,仍然習慣性地沿用了地理學平面分布的空間理念,所不同的只是景觀平面的數量有所增加,而最應該體現歷史地理學特色的工作,即對歷史景觀的動態變化過程、內在結構、驅動機制、社會文化映射機制等進行歷史學意義上的重構與發生學分析,卻顯得比較貧乏。卡•索爾于1915年獲得美國芝加哥大學地理系的博士學位,曾擔任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地理系主任長達30余年,他所創建的伯克利文化生態學派,因重視區域自然景觀與文化景觀的邏輯關系而蜚聲國際歷史地理學界。雖然索爾的學術思想為傳統歷史地理學注入了自然景觀、文化景觀的生物學演替等新鮮內容,①但伯克利文化生態學派的景觀理念仍然具有強烈的地理學性質。例如:索爾十分強調自然環境的基礎作用,并認為自然特征在文化景觀的塑造中持續地發揮作用,一部區域史實際就是自然景觀不斷地被改造為文化景觀的歷史過程;他關注文化景觀的形態學變化和生物學更替,而不太關注其所折射出的復雜的人類歷史進程;他雖然把人類活動視為自然景觀向文化景觀轉化的中介,但卻沒有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真正融合進入文化景觀的分析過程。因此,索爾的景觀思想與達比的景觀思想相類似,都存在歷史學分析理念的缺失。

二、景觀歷史地圖及其在景觀歷史表述中的基礎作用

基于對景觀歷史表述方式的探索,本文特別提出“景觀歷史地圖”的概念:它是指以某一特定區域內往日紛繁復雜的景觀變化為專門表達對象的歷史地圖;在今天的學術研究條件下,它又應當是以數字化技術為支撐的更便于景觀研究者深度利用的地圖。設計合理、數據完善的景觀歷史地圖,應當起到彌補以往學術界對景觀歷史表述欠缺、促進景觀史綜合研究的平臺作用。通常意義上的歷史地圖,不僅用地理學的觀點觀察一個地區的歷史,而且用歷史學的觀點觀察一個地區的地理,可謂跨越歷史學與地理學之間鴻溝的最佳學術語言,但隨著時代、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學術的繁榮發展,其局限性也顯著地暴露出來。我們本著探索景觀歷史研究方法的目的,對傳統的歷史地圖從內容到形式提出以下修正,同時也作為景觀歷史地圖的表達要領。

(一)景觀歷史地圖在內容上必須突破以政治要素為核心的傳統局限,并以表達小尺度區域的人文景觀為重點

現有的歷史地圖多以圖集的形式出現,一般分為區域性歷史地圖集與專題性歷史地圖集。區域性歷史地圖集以復原歷史上不同時期不同區域單元的疆域、政區、重要地名、軍事據點、水系、海陸變遷為核心,承襲了沿革地理學一貫重視區域框架結構和政治要素的傳統。其所表達的區域尺度可以從一個大洲到一個國家再到一個省區、一個城市,但所表現的人文內容大部分是歷史上各個政權的疆域邊界、內部政區設置、民族與城鎮分布等政治軍事要素,而遠遠沒有以結構學方式對待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異常豐富的具象與非具象人文景觀,所以傳統的區域性歷史地圖實質上就是配附地圖的政治史或者某種程度上的軍事史。在歐洲,此類地圖的經典之作是《羅馬帝國衰落后的近代歐洲歷史地圖集》、②《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等。①中國目前最重要的歷史地圖成果是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其以表現中國歷史上清末以前各朝代疆域的盈縮和政區層級、隸屬關系變化、政權更迭為主要內容。1980年以后,以我國不同省區、城市為單位的次一級區域性歷史地圖集也相繼編繪出版,代表性的有《北京歷史地圖集》(侯仁之主編,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1997年版)、《西安歷史地圖集》(史念海主編,西安地圖出版社1996年版)、《上海歷史地圖集》(周振鶴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廣東歷史地圖集》(司徒尚紀主編,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5年版)、《山西省歷史地圖集》(劉和平、謝鴻喜主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另一類歷史地圖類型是以歷史上某一專門景觀的分布或者某一特殊歷史事件發生過程的景觀表現為主要內容的專題歷史地圖,前者如《中國歷史地震圖集》(國家地震局與復旦大學編繪,中國地圖出版社1986年版、1990年版)、《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集》(國家氣象局氣象科學研究所編繪,地圖出版社1981年版),后者如《太平天國歷史地圖集》(郭毅生編繪,中國地圖出版社1990年版)、《中國抗日戰爭史地圖集》(武月星編繪,中國地圖出版社1995年版)等。這類歷史地圖對某一領域的專題歷史研究具有重要的資料價值,但表達的人文要素較為單一。為深入研究某一區域景觀史提供資料平臺的景觀歷史地圖,必須在上述兩類傳統歷史地圖的內容框架上產生新的突破。真正從時間序列上復原某一區域景觀的變化過程,需要的是密度大、類別全、時間空間精度高的歷史景觀資料,要能夠通過各種景觀資料的收集、處理和地理坐標定位,連續、動態地展現一個區域內不同歷史時期的景觀變化走向,并提供進一步研究景觀背后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規律的可能性。

(二)景觀歷史地圖應針對現實需要,注重表現城市化時代的景觀變化過程

就像任何精神文化產品一樣,地圖具有時代性和思想性,不同時代的社會環境、文化思潮和學術風氣,對地圖所體現的內容和編繪風格都有一定程度的滲透。學術脫離不了時代的影響,時代背景既是孕育學術的溫床,同時也規范了學術發展的走向。今天是城市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時代,城市景觀不僅成為地球上最引人矚目、變化速度最快、內容最為復雜、自然生態與文化效應最強的景觀組成部分,而且也引發了一系列學術研究的熱點問題。例如,快速發展的城市化使大量傳統文化遺產日趨流失,使人類生存環境劇烈變動,使人群文化性格發生變異,使傳統社會結構產生震蕩,這些問題的發生機理與后續效應,無不與城市景觀演變的各個層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城市化這一現實問題應當受到景觀史研究者的密切關注。突破傳統城市史研究的局限,從研制城市景觀歷史地圖起步,進而書寫一直處于缺失狀態的城市景觀史,是歷史學隨時代而進步的表現。在景觀史研究中完全可以根據城市景觀資料比較豐富的優勢,加大城市化階段景觀變化研究的分量。

(三)景觀歷史地圖的形式應在發揚史學傳統的基礎上走向數字化

在今天的科學技術條件下,完全可以將傳統歷史學的資料收集、考證手段同數字化手段相結合,使景觀歷史地圖與傳統歷史地圖相比具備以下優勢:1.所涵蓋的歷史景觀資料盡可能全面,做到科學分類;2.所涉及的所有景觀數據,具有經過嚴格歷史學考訂的時間屬性、空間屬性和歷史變遷信息儲存,既滿足地理坐標定位的需要,又可為進一步研究提供基本的資料依據;3.便于使用者查詢和提取不同時間斷面上的景觀分布數據;4.便于使用者利用現有數據,加工制作成適合進一步研究需要的其他形式的景觀地圖;5.所有景觀數據整體能夠動態地反映不同時間斷面之間的景觀變遷趨勢和內在結構差異,彌補傳統景觀地理學手段不能充分揭示景觀歷史變化的缺陷。欲達到上述要求,須將對象城市、對象區域內漫長歷史過程中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建筑、聚落、產業、人口、社會階層等人文要素發生、發展、演變、消亡的時間節點和空間位置,全面、系統地加以提取,制成地理信息系統數據庫,并按其時間、空間屬性分層定位在城市(區域)地圖上,同其社會屬性建立鏈接,從而創建起能夠全面反映區域發展歷史進程的數字化信息平臺。在今天的國際文化學界,數字化理念對于研究者來說并不陌生,但與傳統歷史學科的結合尚屬充滿挑戰性的新領域,主要問題在于歷史資料的連續性較差,對史料精確度進行辨別與考證的工作量很大。但只要建立起高水準的研究團隊,堅持歷史學考證傳統并科學地拓展史料來源,具備現代技術理念,就可望在上述方面取得突破。數字化的景觀數據庫和景觀歷史地圖,融入了歷史學時間變化與地理學空間變化的基本理念,兼顧景觀的地理屬性與歷史屬性,并具有信息承載量大、便于查詢、數據連續性強等優點,它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開展景觀史研究的基礎平臺,也是體現新的景觀歷史學研究與舊的景觀地理學研究之差異的重要標志。

三、例證:“上海城市人文歷史地圖”的制作與運用

本部分立足于上海史研究現狀,以“上海城市人文歷史地圖”的制作與運用為中心,對前述景觀歷史研究的理念和路徑進行例證分析。

(一)前期基礎與存在問題

目前,上海城市史研究成果十分豐富,但也同國內其他城市一樣,缺乏一部科學理論指導下的城市景觀史,更未上升到對景觀研究方法論的探討。以往上海城市史研究的主要問題有三個。其一,研究理念和方法過于單一地局限在歷史學、社會學范疇內,對于任何城市歷史現象都天然具備的地理空間屬性卻沒有清晰的認識。其二,不同領域內的成果之間缺少聯系,缺乏統一理念的整合。其三,多數成果以列舉歷史現象、剖析重要事件、追究制度思想等抽象描述為中心,忽略了歷史進程可以連續、動態、直觀地進行展現的一面。這些成果大多采取舉證式或者個案式的研究方法,以點代面,難以全景式地展現歷史現象的空間結構、空間聯系和空間差異,所揭示出的規律究竟適用于多大的空間范圍也并不清楚。舉例來說,如果要進一步研究上海開埠初期城市化起步的一段歷史,就不可回避地必須了解:那時的鄉村區域如何在土地、人口、產業、生活環境諸方面向城市區域一步步地轉換?城市馬路與地產業怎樣一步步向鄉村的肌體內滲透?長期延續下來的水鄉農業聚落如何解體,城市居住區如何擴大?原住居民與外來人口的生活是怎樣一種交融狀況?所有上述問題,共同指向了將地理學空間理念和景觀歷史變遷研究方法引入上海城市史研究的必要性。以景觀為媒介,以景觀的演變過程重建城市歷史的發展進程,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有效途徑。2006年筆者曾經從理論和方法論的角度,提出城區史的研究思路,倡導以城市空間內部組成———小尺度的城區為單位,開展多學科交叉的城區史研究,以期對城市史進行更為精細多元的重構。①在關于城區史的方法論問題上,筆者將地理學方法置于重要的地位。經過幾年的探索實踐,本研究團隊對城隍廟、靜安寺、徐家匯、提籃橋等16個歷史城區的物質空間與社會空間演變過程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內容涉及各城區發展過程中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人口、居民日常生活、社區公共空間、居住空間、活動空間、意象空間等各個領域,并在此基礎上對上海城市歷史的內部結構形成了新的認識。②這些前期工作為進一步引入數字化技術制作高精度的上海城市景觀歷史地圖,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綜合的上海城市景觀史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礎。

(二)“上海城市人文歷史地圖”的內容與編制原理

相對于中國其他城市而言,上海城市景觀的歷史演變進程及其所反映的社會文化發展軌跡,具有十分鮮明的特色,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時期。第一階段自1291年建縣之始至1842,歷時552年,是濱江臨海的一個普通縣城。該時期的上海社會文化具有鮮明的江南區域特色,并帶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強烈印記。第二階段自1842年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中英江寧條約》、上海被規定為五處對外開放通商口岸之一開始,此后歷經107年至1949年,上海的角色由近代中國的一個商貿中心,逐漸發展成為全國乃至遠東最大的國際大城市。其中從開埠后數年起至20世紀40年代初葉,城市的主體部分又為租界,其社會經濟文化進程深受近代西方文明的影響。該時期的上海海納百川、中西結合,城市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水平均處于中國乃至國際的前沿地位。第三個階段自1949年起至今60年,上海是現代中國的一個獨立自主的新型國際通商城市,尤其是1990年浦東開發開放后再次實現城市化飛躍,躋身于著名國際大都市之列,各方面發展突飛猛進,社會文化進一步體現出多元而先進的優勢。上海城市人文歷史地圖所要表現的內容,就是將如此多元而獨特的區域發展進程,轉化為連續而動態的景觀歷史地圖形式,以GIS技術為支撐加以全面、科學、系統的直觀展現。上海城市人文歷史地圖的基礎部分是上海城市歷史景觀數據庫的設計與構建。數據庫以ACCESS軟件支持,以每條景觀記錄的時間、空間屬性為關鍵字段。所有景觀記錄均以規范的地名形式命名,凡是在現有資料條件下可考的歷史地名信息,均全部加以提取并按照標準格式輸入數據庫。更為重要的是,對不同來源的資料加以嚴格的考證和相互參證,以提高數據的真實性和可信性。資料考證和推理過程在數據庫中建立專門字段加以儲存,以備研究者查詢和進一步使用。

(三)基于歷史發生學原理和系統化原則的個案分析

數據庫完成后,可以采用結構學方法對景觀數據進行分級、分類提取,并生成不同時間斷面、不同空間尺度、不同專題的數據集或者景觀分布圖。以近現代為例,在時間設定的前提下,從城市空間類型上可分為以下數據集:(1)整體城市景觀數據集,(2)作為城市組成部分的區片景觀數據集,(3)作為區片組成部分的街區、社區景觀數據集等。從城市聚落類型上可分為:(1)花園洋房景觀數據集,(2)普通里弄景觀數據集,(3)棚戶區景觀數據集,(4)城鄉結合部景觀數據集等。從城市產業類型上可分為:(1)商業景觀數據集,(2)金融景觀數據集,(3)工業景觀數據集,(4)公共事業景觀數據集等。從城市文化類型上可分為:(1)娛樂景觀數據集,(2)宗教景觀數據集,(3)教育景觀數據集等。在此基礎上,采用歷史發生學原則對不同類別景觀的空間分布、組織結構、歷史演變、影響因素和其所涉及的社會背景、重要事件等進行分析,構建景觀史研究的重心。在該部分中,地理學傳統的景觀形態分析方法、景觀感知分析方法,甚至是社會學、心理學、美學、建筑學等相關學科的方法,也完全可以適當地加以借鑒,因為景觀史本來就是涉及面非常廣泛的學術領域。以下試以近代上海城市空間擴展中相當突出的聚落類型———棚戶區景觀為例,來簡述這一類別景觀史的研究路徑。棚戶區屬于近代以來上海城市聚落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目前所收集的數據來看,棚戶區的原始形式是上海開埠后出現在城鄉交錯帶的外來貧窮人口的聚居區,之后隨著城市空間的擴張,棚戶區也向周邊呈現出快速擴散之勢。至1949年為止,上海城市中心區已完全被數百處規模不等的棚戶區所包圍,大約有1/4的城市人口生活在棚戶區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隨著城市戶籍政策的緊縮,上海流動人口減少,棚戶區擴散一度得到控制,基本處于靜止狀態。1980年后,隨著城市空間再度大規模擴張,棚戶區逐漸被分割包圍在新的城市區域內。20世紀90年代至今,政府加大對棚戶區的改造力度,延續了100余年的棚戶區景觀形態已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縱向來看,棚戶區景觀的空間分布經歷了從城鄉交錯帶———市區邊緣———市區范圍內———大規模改造拆遷———居民重新被安置在市區邊緣的變化歷程。至于在今后的市區邊緣是否生成另一種形式的棚戶區,或者僅僅是發生人口結構的貧困化,是需要基于歷史經驗進行反思的一個社會課題,也是本個案研究的一個目標問題(由于篇幅所限,各個時期的棚戶區空間分布圖從略)。進一步研究發現,棚戶區景觀形成和早期演變的驅動因素中,既有人文因素,也有自然因素;而后期棚戶區景觀的發展演變,則更多地是政治、經濟、城市改造等人文因素的作用。上海開埠后,近代化的城市土地利用方式改變了原有的鄉村景觀格局。隨著租界城市空間不斷向鄉村地區擴張,鄉村聚落所依存的河道體系因經濟價值發生轉變而在物質形態上被瓦解。地產商越過租界線,在附近鄉村地區購置土地、開發房地產、修筑馬路,是早期上海城市空間快速擴張的重要方式。官方又沒有成熟的管理經驗可循,于是,城市外圍的河道系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淤塞阻斷等問題。

①鄉村河道逐漸淤塞,城市又能提供大量新的就業機會,便吸引周邊鄉村的農民進城謀生,①那么河道體系的重要性自然漸被忽略,其完整性也更難維持。當城市空間擴張到一定程度,河道體系之管理即從傳統的嚴密走向社會轉型期的疏懈,造成一個變化中的管理空檔期。將淤未淤、欲治不治的河道與堤岸空間,為大量來城市謀生的外來貧困人口提供了最初落腳的場所,這正是棚戶區起源的自然環境基礎。由河道淤塞而引起的鄉村風水形勢的轉變,也對棚戶區的擴散具有一定影響。風水觀念在鄉村精神文化領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隨著城市空間向周邊蔓延,原來許多家族處心積慮構建起來的風水形勢不復存在。較之于一般農田而言,墳地及周圍空地,都屬于產出率有限的低收益土地,可為外來貧困人口提供更為廉價、支付得起的居住用地。外來的貧苦人“或聯合向地主立約租賃,或由地主允其結廬,隨便納若干之租費”。②有的甚至直接被占用,而業主則懶得管理。在20世紀30年代,居住在滬西小沙渡一帶鄉村邊緣的貧苦人,每月付一元左右的地租,即可租得一方丈的地皮,來搭建自己的棚屋,③這比在市區租房要便宜得多。一些外來戶還有可能租到條件稍好一些的“祭田”或“祠田”來建造私房。祭田是族中的公產,一般委托給有能力的族人經營租佃之事。當時在城市空間擴張的步步進逼之下,風水形勢發生變化,祭田的管理日漸松懈,族中管事的人往往變賣或低價出租祭田以獲利。由于風水田本屬族中公地,又不便大張旗鼓地變賣或出租,“租額大都較輕”,正常年份也就“三至五斗”或折合成相應的金錢,④這也給棚戶區的擴展提供了方便。在自然—人文環境交互變化的條件下,早期棚戶區在城鄉結合部的夾縫里產生并逐步擴展,具有顯著的區位邊緣化特征。其占用的河浜、堤岸、風水田等物質空間,均屬于低收益的土地,甚至河浜、堤岸之類傳統上不被列入常規的土地資源。低成本的生存資源成就了早期的棚戶區,也為其后來在整體城市空間中的邊緣化地位埋下了伏筆。在棚戶區規模基本成型的20世紀30和40年代,棚戶區由于景觀破敗而一度被認為是城市的病灶,成為政府強制拆除的對象。即使政府規劃少量的平民村住宅來安置棚戶區人口,也一般是利用郊區的廉價土地,而且由于阻力重重難以真正付諸實施。⑤1949年后,由于土地私有制被取締,棚戶區失去了空間擴張的條件,這時棚戶區人口密度反而增大。不過這時由于棚戶區不再向外圍擴張,逐漸被包裹在有所擴大的市區范圍之內,從城市版圖上看,棚戶區似乎融入了整體城市空間,甚至成為中心城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棚戶區人口結構的演變也體現了明顯的社會邊緣化或弱勢群體的特征。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許多本地的農村人在城市就業,空出的農田為外來貧民提供了臨時的生存資源。他們在家鄉就以種田為生,來滬后沒有別的技能,租田來種倒是較好的生路。

據1949年10月上海市政府對8239戶棚戶區居民的職業調查,在附近村莊種田的共有2291戶,占總戶數的1/4強。①除從事農業外,民國時期棚戶區人群另一個最為顯著的職業特點就是臨時工數量多,缺乏穩定性。人力車夫、臨時雇工一般占有較大比例,其次是小商小販、小手藝人,還有部分無業者。新中國成立后,上海市重點發展工業,同時著力解決城市失業問題,棚戶區人群的職業結構開始趨向穩定,其主體集中在工人階層。1978年至今,我國經濟體制處于改革進程中,棚戶區人口的生存手段和相關社會身份再次發生變化。最明顯的是現今50至60年齡段的棚戶區人口,由于企業體制轉軌和市場的變化,他們大多數在享受社會養老保險的基礎上轉而自謀職業。其中許多人當初就業時系接替父輩崗位,又經歷過上山下鄉的知青生涯,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再就業領域以服務行業為主。除了對棚戶區形成機制及其所反映的社會經濟問題進行歷史發生學研究外,我們還引入感知地理學方法和凱文•林奇的意象空間調查方法,將棚戶區景觀史的客觀過程與其所具有的城市文化心態效應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初步得出的結論是:與棚戶區相關的城市區域文化形象已根深蒂固,由于棚戶區曾經存在而形成的區域歧視心理很可能會長期延續下去,這對上海城市文化整體的健康發展是不利的。本個案從收集棚戶區景觀的基礎歷史地理信息開始,繼而對數據的時空分布狀況進行觀察,以此為線索對棚戶區景觀的產生、演變、驅動機制、社會文化效應等進行系統性的研究,最終對棚戶區這一城市問題產生和演變的整體過程及其不同階段的特征形成全面的認識。如果像以往一些研究那樣,僅僅描述棚戶區人口生活困苦的表象,不將其作為一種具象景觀進行時空過程的復原,進而深挖其背后的社會機制,就很難獲得對棚戶區歷史與文化的全面認識。在此研究過程中,以歷史學、地理學為中心的多學科方法得到了綜合運用。當然,本個案只是目前正在進行的上海城市景觀史研究體系的一個支脈,但是,窺一斑而見全豹,本文所申述的景觀史研究理念大致如此。總而言之,綜合、系統的景觀史研究,將為推動傳統的歷史學研究、地理學研究、二者的融合性研究以及其他學科方法的融入,打開一條新的通道。但這是一個大工程,它需要扎實的個案積累,需要根據不同區域的景觀結構特征、資料分布狀況和社會文化背景,先開展有針對性的個案研究。本文引為例證的“上海城市人文歷史地圖”的構建及其深度運用,只是整體探索的一個部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