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歷史題材紀錄片創新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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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人文歷史題材紀錄片《中國》，自2020年12月7日在電視端和網絡端開播以來，不僅收獲了很高的收視率，還贏得了知乎8.3分、豆瓣8.6分的好評。《中國》以群像式結構還原人文歷史圖景，通過虛實結合、聲畫交融、多元傳播等方式和手段，實現了紀錄片的寫意影像建構，在傳播弘揚歷史文化之余，亦使紀錄片形成了詩性美學風格。在影像民族化、主流歷史觀表達方面的把握，在敘事方式、傳播渠道等方面的創新與突破，都為當下人文歷史紀錄片的創作發展和傳播策略提供了重要借鑒。

【關鍵詞】《中國》群像結構；寫意影像；傳播渠道

由湖南衛視、芒果TV、北京伯璟文化聯合出品的人文歷史紀錄片《中國》，自2020年12月7日在電視端和網絡端開播以來，收視率便一路高歌猛進，知乎與豆瓣分別贏得了高達8.3分與8.6分的評價。紀錄片《中國》共3季，每季12集，其中第1季現已全部播出完畢。總導演李東珅、周艷在保持歷史真實性的基礎上，以全新的創作理念和獨特的表現手法，深入挖掘中國古代歷史中對當今社會仍影響深遠的人物和事件，通過寫意影像與聲音元素的融合來重構已發生或可能發生過的人文歷史景觀，探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動力源泉，引導觀眾多維度感知民族的燦爛歷史文化。

一、群像式結構，還原歷史圖景

戲劇結構是指：話劇作品的內在構造和組織方式，通指布局，亦即對情節做出安排的意思，①大致可分為開放式結構、鎖閉式結構和人像展覽式結構三種。而其中的人像展覽式結構又稱為群像式結構，它是近代西方戲劇和小說中慣用的布局謀篇范式，通常是以戲劇人物為中心，從不同角度并列地展示社會時代變遷與人物精神面貌。這種結構方式缺少貫穿整部作品的核心人物和情節線索，淡化了作品中的戲劇矛盾沖突，而講究以單個故事片段的串聯來推動故事情節發展、刻畫人物群像及簡單的人物關系，以使文藝作品的結構達到“形散而神聚”的目的。中國紀錄片導演將人像展覽式結構運用到人文歷史紀錄片創作中，試圖再現中國古代的歷史文化風貌，在豐富影像體量之余，也使其在結構上形成“動而有序”“趣味橫生”的美學效果。紀錄片《中國》以人像展覽式結構還原歷史文化圖景。以往各類型紀錄片多以起承轉合的線性結構為主，這種敘事結構閉合而完整，強調使用戲劇沖突、設置懸念、情節鋪墊等敘述技巧。雖然它能夠按照線性因果關系使紀錄片的敘事脈絡得以明晰，但將其用于人文歷史紀錄片便容易造成人物群像弱化、歷史事件缺失的局限。而在紀錄片《中國》里，導演有意放棄傳統戲劇式結構，轉而利用人像展覽式結構，以中心人物和歷史事件作為故事的敘述命脈，力求再現歷史原貌，使紀錄片的主題意蘊、形式美感得到強化。例如，在第1集《春秋》中，導演利用人像展覽式結構，以圣人孔子為中心人物，將戰國時期思想和制度的發展作為主線。一方面，通過表現孔子與老子、魯昭公、接輿等主要人物或次要人物的關系，從不同角度并列地刻畫出浩瀚歷史長河中的人物群像，再現孔子為修復禮樂制度、普及儒家思想的艱辛，使眾多人物在有限的影像時空中得到立體呈現，讓普通觀眾與歷史人物在過去與現在、虛構與真實、想象與歷史中形成跨時空對話，從而賦予觀眾無盡的想象和哲理思考。另一方面，又通過“孔子問禮”“魯國政變”“周游列國”等歷史事件形成藝術的宏大敘事，以這些社會群像的特征、重要事件來復原歷史風貌和表現歷史流變，以及揭示隱藏在歷史表層的社會意蘊，消解“戲劇性”痕跡的同時，亦強化了紀錄片敘事的起承轉合，使其在結構上形成“形散而神聚”的藝術特色。

二、虛實結合，構建寫意影像

戲曲與電影同作為綜合藝術各有千秋，但在情境表達與意境構建上又是異質同構的。這使戲曲的假定性、虛擬性和寫意性能夠與電影的紀實性產生融合的可能性。因此，如何將虛擬的戲曲與寫實的紀錄片相融，進而為紀錄片構造出蘊含民族藝術特質的靈韻、寫意影像，是紀錄片導演需要探索的課題。紀錄片《中國》在對歷史進行合理邏輯推演的基礎上，通過電影化手段與戲曲假定性美學的高度結合，實現了影像藝術的寫意性表達。以往人文歷史紀錄片多采用文獻資料、口述歷史和情景再現的方式，這些方式在以追求視聽享受、情感沖擊的當下逐漸失去了生命力。而《中國》采用虛實結合的表現手法，在保持歷史真實的基礎上，運用戲劇化的“情景再現”來描繪創作者思維中的歷史，通過舞臺藝術的假定性來增強虛擬空間的真實感，戲曲美學與電影手段的結合，使紀錄片完成了寫意影像的建構。例如，在第12集《盛世》中，繁榮昌盛的大唐帝國，李巧兒在家洗漱裝扮，室內的一堵墻隱喻破碎家庭；翟生在石窟虔心朝拜，洞中一幅壁畫代表敦煌石窟；王元寶在家設宴擺席，廳內一扇屏風象征大唐盛世。這一集中直觀的空間輪廓全部被隱藏，取而代之的是以虛避實的高墻、壁畫和屏風。這些虛擬化、假定性的布景道具，“以虛、簡、神、少的物、色、形，通過演員的表演與觀眾的聯想，使景物、環境呈現在觀眾的想象里”，②勾勒了寫意性情境。而這種情境的展現是建立在紀實與假定的結合之上，創作者將戲曲舞臺和演員放置到樹林、大漠等地方，演員按照真實生活狀態使用虛擬寫意動作進行表演，再以詩意性鏡頭、風格化構圖、運動性調度等影像語言還原歷史事實。戲曲舞臺空間被攝影機鏡頭所展現的空間替代，演員與屏幕外的觀眾達成了“真與假”的約定，從而使觀眾得以運用想象來確信歷史場面的真實。這不僅再現了盛唐之景，完成了對歷史人物和場景的重構，亦突破了影視藝術在時空上高度寫實的限制，為紀錄片中的虛構增加了合理性，更是實現了紀實影像的寫意性表達，使觀眾獲得更為豐富的審美體驗。

三、聲畫交融，營造詩性風格

紀錄片是視聽綜合藝術，它是以動態的電視影像作為創作基礎，而由人聲、音響和音樂構成的聲音系統則是其最重要的抒情方式和表意手段，這就決定了聲音系統必須要為紀錄片的節奏控制、情緒升華和風格營造服務。紀錄片《中國》的聲音運用極具創新性，它拋棄以真實性、客觀性為審美特征的音響元素，而將音樂作為全片的主線，讓寫意影像與音樂元素實現深度交融，從而使紀錄片形成了詩性美學風格。意大利導演帕索里尼提出：“電影語言或許是其中最具詩意的語言,能夠打破傳統的常規和文化上的陳詞濫調,讓觀眾接近真實本身。”③作為影視藝術特有語言的鏡頭元素，它是紀錄片最為重要的藝術表現手段。但紀錄片向來是以真實性、客觀性為生存根本，高度寫實化的鏡頭語言很容易抑制詩性影像的生成，且鏡頭與鏡頭之間的組接會留有縫隙而致使畫面影像產生斷裂、生硬之感。而音樂是紀錄片的靈魂，作為重要的表情達意手段，其在空間與時間線上都是連續不斷的，自然、連貫的音樂作為橋梁不僅參與了建構紀錄片的故事性、銜接畫面，更是克服了在音響、解說詞缺席時無聲的枯燥，為紀錄片營造出詩情畫意影像。紀錄片《中國》是以音樂元素作為全片的主線，以影像畫面作為敘事抒情的出發點，音樂元素與寫意影像的深度交融，營造出了獨特的詩性美學風格。例如，紀錄片《中國》的前11集為了表達古代杰出思想家、政治家在不同時代、故事背景下所經歷的情緒和心境，創作者將不同情緒、節奏的音樂與寫意影像的融合，顯得詩意盎然。而第12集《盛世》在描寫所有人物齊聚大唐盛宴的段落時，以空白的大屏為背景，以虛擬寫意化的道具作為裝飾，古韻悠揚的音樂配合若隱若現的古典詩詞共同點染畫面，盡顯詩情畫意。在清晰解說之下，由箜篌、琵琶、排簫和弦樂組合而成的音樂旋律和節奏，與賢人志士的歌舞、詩歌相融合形成韻味無窮的古典意象。充滿文學性的解說詞也隨著音樂的節奏，將古人心境和時代情愫娓娓道來。雋永綿長的音樂與寫意的影像在內容和情緒上實現互補，導演融合情、景、事，不僅展現了歷史文脈的流動與厚重，更為紀錄片營造出情景交融、虛實相映的詩性風格。

四、多元傳播，弘揚歷史文化

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不僅逾越了傳統媒體單向傳播的局限，又使主流媒體在全媒聯動的策力之下拓展了信息與受眾接觸和交互的機會，由此為諸多電視節目、欄目開創了新的宣傳和營銷戰略。紀錄片《中國》便在信息技術的推波助瀾之下借力發力，采用線上“兩微一端”與線下校園地推進行傳播，不僅激活了潛在受眾，又能夠在傳達信息的同時獲得信息作用結果的返還，并及時干預紀錄片的再傳播，以此有效弘揚中華優秀的歷史文化。紀錄片《中國》采取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共同播出的方式。盡管傳統媒體顯現出了不可逆轉的式微，但仍有一批中老年受眾忠實地堅守在傳統陣營之上。在觀眾審美水平不斷提高的當下，《中國》作為展現家國情懷的人文歷史紀錄片不斷激活和形構著當代國人對于國家、民族的認同感，使它有成為現象級紀錄片的可能性。而在新媒體渠道上，芒果TV作為紀錄片《中國》的首發平臺，又進一步引導和重構了在互聯網平臺中占據絕對地位的青年受眾的消費導向。“信息選擇的或然率指出了受傳者選擇信息傳播途徑的可能性公式，即選擇的或然率=報償的保證/費力的程度。”④從個體層面而言，滿足程度（報償的保證）和費力程度共同決定了受傳者對傳播內容或媒介的選擇。《中國》在客戶端獲取的便捷與高質量的內容，為受眾帶來的滿足喚醒了《中國》的傳播潛力，截至2021年2月1日，累計已有2.5億次的播放量。此外，紀錄片《中國》借助新浪微博App啟動界面宣傳海報成功實現了話題造勢的營銷手段，節目播出首日的微博話題閱讀量高達2.3億，關聯話題4次登上熱搜，使民族文化類的紀錄片能夠成功躋身大眾文化消費的視野。紀錄片《中國》也以線下校園地推的互動模式進行傳播。在現代媒介環境下，受眾的審美心理和特定需求決定其選擇性越發多樣，傳統大眾傳播的“窄播化”、受眾群體的“細分化”和內容發展的“垂直化”趨勢則對人文歷史紀錄片的傳播提出了更為嚴苛的要求。至此，紀錄片《中國》對線下校園行活動的啟用不僅有助于激發那些對人文歷史紀錄片產生青睞的潛在受眾，也能夠使影像間的家國情懷滲透于大學校園中。2020年11月30日，紀錄片《中國》在廈門大學舉辦校園行啟動儀式，開啟為期22天從山東至西安的校園之旅，這一舉措使綿延千年的民族精神、民族歷史、民族文化通過紀錄影像得以保存和彰顯。而當代青年知識分子是實現“中國夢”的中堅力量，紀錄片《中國》的校園行活動從弘揚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出發，通過構建青年大學生對于民族文化的自覺與自信，彌合了大學課堂中政治思想教育對于他們的疏離，使文化基因和血脈能夠不斷傳承而下，在與時俱進、貫古通今之下，使中國青年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承前啟后，繼往開來。

五、結語

紀錄片是還原歷史真實性的媒介載體。“用紀錄片書寫歷史，需要遵循媒介自身的特征，需要遵循時間容量與影像表現力的限定，”⑤更需要使影像歷史文本成為反思歷史文化和指引人們前行的路標。紀錄片《中國》用群像式結構再現了創作者對于歷史的觀照，通過“影像寫作”的方式將我們拉回浩瀚的歷史時空，讓我們真切感受到古人的風骨氣節以及民族復興的精神力量，也讓我們看到了以史為鑒和文化自信的當下意義。紀錄片《中國》以史鑒今，其在敘事方式、藝術技巧、傳播渠道等方面的創新都為當下人文歷史紀錄片的創作發展和傳播策略提供了重要借鑒。

作者:金響龍 吳春彥 單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藝術學院影視編導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