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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文藝啟蒙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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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文藝啟蒙思想教育

        一、第1層含義類似于傳統意義上的“發蒙”。它指包括通過識字運動、狹義的宣傳劇本、墻頭詩、街頭劇等進行的普及、初步的啟蒙教育。在胡風看來,這種大眾的啟蒙運動,即初步的文化運動或者說文化運動基礎性的普及工作應該排在其他工作的前面。在文藝創作上,胡風對“啟蒙的文藝教育活動”和“分析的文藝創作活動”,“藝術力高的文藝”和“宣傳力廣的文藝”做了嚴格的區分,但他反對把二者割裂、對立起來,他認為二者是“同歸”的“殊途”,它們有著人民解放、社會進步、人類解放的共同目標。前者是基礎性、前提性的工作,相當于普及;后者是在前者基礎上的提高。胡風之所以強調“初步的啟蒙教育”的重要性和前提性,主要是從五四啟蒙運動中吸取了經驗和教訓。胡風認為:“新文學運動一開始,就向著兩個中心問題集中了它的目標。怎樣使作品的內容(它所表現的生活真實)適合大眾的生活欲求,是一個;怎樣使表現那內容的形式能夠容易地被大眾所接受———能夠容易地走進大眾里面,是又一個。這是文學運動基本內容,也是大眾化問題的基本內容。”[6]503應該說,胡風這一論斷基本上是符合事實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大多一開始就自覺地擔負起思想啟蒙的重任,希望通過大眾化、平民化的文學來喚醒勞苦大眾自我意識、“人”的自覺意識。但事實上,五四新文化運動僅僅在知識分子中起了一定的啟蒙作用,與廣大的勞苦大眾并無多少關系,以至有人攻擊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是“大學教授、銀行經理、舞女、政客,以及其他小布爾”的文學,是一種應該扔進歷史垃圾箱的文學。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雖然遍及全國,但其主要活動范圍僅僅局限在一些所謂的“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先進的知識分子大多聚積在這些“文化中心”,也就是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們并沒有真正深入到大眾中去進行切實的啟蒙工作,這是造成五四新文化運動脫離大眾的一個方面的原因。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勞苦大眾受幾千年封建統治者愚民政策之害,文化水平普遍低下,能識文斷句的不多。他們根本無法閱讀新文學作品,又怎么可能通過新文學獲得新思想、新觀念呢?正是基于這兩個原因,胡風強調初步啟蒙教育的重要意義。

        二、胡風對啟蒙的第2層理解是在初步啟蒙教育的基礎上用先進的人生觀、世界觀去照亮、啟發大眾,幫助他們擺脫幾千年封建統治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創傷”。也就是要“從民眾的生活、困苦、希望出發,誘發并且養成他們的自動性、創造力,使他們能夠解決問題、理解世界,由這參加戰斗,同時又會從戰斗里面涌出解決問題、理解世界的欲望,使他們的自動性、創造力繼續成長,‘從亞細亞的落后’(今天的狀態)脫出,接近而且獲得現代的思維生活。這樣地,我們的所謂‘宣傳’、‘動員’,就能夠成為改造‘今天的狀態’的‘經常的運動’……從另一方面看,也就是‘迎頭趕上’現代文化,‘使自己的歷史進入一個新階段,獲得更進一步,更高一步的文化的時代’(潘梓年語)”[6]542。這種對啟蒙的理解在當時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何干之在《中國啟蒙運動史》第1頁就開門見山地點明了啟蒙的含義:“啟蒙二字,從它的字義來說,是開明的意思;也即是‘打破欺蒙,掃除蒙蔽,廓清蒙昧?!@淺一點說,就是解放人們頭腦的束縛,教他們耳聰目明,教他們了解為什么,了解怎么做。”[3]1劉少奇曾在《蘇北文化協會的任務》的講演中指出,啟蒙就是要使廣大勞動人民“從黑暗、愚昧、盲從和迷信中解放出來,使他們具有新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使他們對于現實,對于前途,對于國家民族,都有新的希望與新的理解,……使他們從長期受人奴役欺壓馴服的狀況中挺著胸膛站起來……成為各方面的活動的積極的因素”[7]。

        三、綜上所述

        在胡風那里,無論是啟蒙的第1層含義,還是第2層含義,啟蒙者都是以一種從上而下的俯瞰的姿態,扮演著先生、導師、先知的角色。事實上,并不僅僅是胡風一人在扮演先生的角色,幾乎所有抱著啟蒙觀念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都在扮演先生這一角色。知識分子這種先生的身份是由中國文化傳統與具體的歷史環境所賦予的。中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師道尊嚴和“填鴨式”的被動教育,使中國勞苦大眾自然地把先生當作真理的化身,不敢對先生傳授的知識提出質疑。這就使他們逐漸喪失了主動、積極、獨立探討真理的能力,而習慣于被動地接受先生的灌輸。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國讀書人特有的優越感,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他們一般都樂于認同、接受“先生”這一略帶幾分優越感的身份。在包括識字運動在內的初步的啟蒙教育中,啟蒙者(知識分子)自然必須要做先生。要使“雞鴨不分”的大眾懂得《抗戰千字課》、《繪圖抗戰常識》之類的東西,必須通過“先生”的講解,知識分子想不做先生都不可能。而用新的人生觀、世界觀去啟蒙大眾,雖然是比“發蒙”進了一步,但其思維方式仍然是建立在“發蒙”的基礎之上,知識分子扮演的依然是“先生”的角色。對大眾的啟蒙其實是先生對兒童“發蒙”的擴大化。胡風這種啟蒙觀念一方面有傳統思想的淵源,另一方面又從斯大林關于作家應該做“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觀點中獲得了巨大的理論支持。他對自己手中的真理確信無疑,并用這一真理向大眾布道,希望通過自己的布道,能讓大眾接受自己宣傳的真理,從此改變他們對人生、對世界的態度和生活方式。這種啟蒙可以用“啟蒙者以一種真理(人生觀、世界觀等等)去啟蒙(改造)被啟蒙者”這一簡單的句式來概括。

        作者:朱葉芳 曾凡解 單位:湖南信息科學職業學院 人文藝術學院 國防科技大學 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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