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期刊編輯人才轉型困境與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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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與學術期刊出版的不斷融合，學術期刊進入智能出版時代。學術期刊編輯作為學術期刊出版環節中的核心競爭力和根本保證，其能否順利轉型關系著學術期刊出版能否良性長遠發展。文章通過分析智能出版時代學術期刊出版現狀，發現智能出版時代學術期刊編輯人才轉型面臨編輯創新思維不足、編輯責任主體意識缺失、智能出版技術設備短缺等困境，從而提出學術期刊出版機構要在培養編輯人才創新思維、提高知識服務水平、建立健全編輯培養考核反饋機制、明確責任主體意識、加大技術設備投入等方面尋求學術期刊編輯人才轉型培養的路徑。

［關鍵詞］智能出版；學術期刊；編輯人才轉型；編輯人才培養；責任主體；價值理性

數字時代，以5G、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核心的新技術迭代發展迅猛，促使數字經濟進入智能經濟的新階段［1］。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促進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指導意見》，其中指出要“促進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要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的特點，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產業應用為目標，深化改革創新，優化制度環境，激發企業創新活力和內生動力，結合不同行業、不同區域特點，探索創新成果應用轉化的路徑和方法，構建數據驅動、人機協同、跨界融合、共創分享的智能經濟形態”［2］。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與學術期刊出版融合，促使學術期刊在內容生產、流程再造、知識服務、傳播方式等方面不斷創新變革，向智能出版的方向發展。編輯人才是學術期刊出版環節中的核心競爭力和根本保證，因此，學術期刊出版機構須認清智能出版發展的新趨勢，順應時代發展潮流，深入分析智能出版發展背景下的出版業態新特點，探索培養適應傳統出版和智能出版融合發展要求的多元化、復合型編輯人才的路徑。

一、智能出版時代學術期刊出版現狀

（一）人機協同內容生產

智能出版時代，在作者創作環節，智能機器可以輔助作者完善論文，如中英文摘要的翻譯與改寫、智能生成參考文獻等。在技術賦能下，語音錄入、機器校對和機器寫作等已成為一種新的內容生產形態［3］，智能機器可以協助作者進行文獻資料的整理、分析和研究。如施普林格·自然出版了學術圖書《鋰離子電池：機器生成的當前研究摘要》，其作者BetaWriter是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應用計算語言學（ACoLi）實驗室的AI研究人員開發的一種算法［4］。在編輯加工環節，智能機器可以協助學術期刊編輯完成重復、機械的工作，如勘誤、校對、核紅等，并自動建立自動分析和糾錯系統。與傳統學術不端檢測系統相比，集審、編、校一體化的智能出版系統可自動完成對論文學術不端的檢測，不僅可以識別字詞、近似語句表達，還可以識別論文中的圖表，判斷其是否系偽造。

（二）算法加持下的選題策劃與同行評議

智能出版時代，傳統的選題策劃模式逐漸向智能化模式轉變，在大數據算法的加持下，智能機器通過對海量互聯網信息包括知識圖譜、引文數據來源等進行分析與整合，判斷當前的學術研究趨勢，向學術期刊編輯提供智慧化、多維度的選題方案。一方面，智能機器基于大數據算法的深度挖掘與學習能力，可以分析專家學者的學術背景、研究方向，從而高效匹配與期刊定位相符的潛在作者，以便編輯實現精準約稿。另一方面，智能機器強大的數據整合能力可以幫助學術期刊編輯尋找且精準匹配相應的審稿專家。在同行評議的過程中，智能機器不僅可以分析專家的審稿意見，還可結合審稿專家的學術背景對審稿專家進行評價，這有望提高同行評議的效率與質量。

（三）傳播階段更為精準個性的推送服務

學術期刊從傳統出版向智能出版轉型，貫徹精準推送思維尤其重要，其是學術期刊知識服務的一個重要方面。面對不同學科、專業的用戶群體，學術期刊需要把握他們的真正需求，提供具有針對性的知識服務。與傳統出版相比，智能出版的傳播可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以用戶為導向，精準定位學術期刊的讀者，實現傳播的“千人千面”。智能技術可建立編輯與作者、審稿人、讀者等的多向互動關系，實現學術期刊內容的精準推送，幫助其在激烈的同質化競爭中取得優勢。智能機器通過出版平臺的大數據對用戶進行畫像，分析他們的閱讀環境、閱讀興趣、閱讀習慣甚至是研究方向，再對用戶進行分類、描述、定位，提供契合用戶需求的知識服務，增強用戶對期刊的黏性。

（四）場景化閱讀體驗和更強的交互體驗

場景理論的核心是軟要素信息的智能匹配與傳播場景的營造。隨著信息的爆炸式增長，現代人的閱讀場景更趨向于碎片化，學術期刊的使用場景逐漸由家中、辦公室、教室、書齋以及圖書館等塊狀場景延伸到交通工具、休息空間等碎片化場景［5］。在時間和空間維度上，用戶會因為場景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閱讀需求。智能出版借助增強現實（AR）、虛擬現實（VR）等技術，可實現場景與場景之間的互動與融合，其能營造閱讀場景，為讀者提供逼真的場景互動，有助于豐富讀者想象、激發作者靈感。另外，隨著社交機器人的出現，其能帶來更高效率的交互體驗，作者、專家、讀者通過與社交機器人互動溝通可更快地了解稿件進展，而關于投稿、審稿等一系列問題也有望得到社交機器人及時準確的回答，這可以大大提升學術期刊的服務質量。

二、智能出版時代學術期刊編輯的轉型困境

（一）智能出版技術沖擊下的編輯創新思維不足

智能出版技術對學術期刊內容生產過程的滲透，可以取代傳統編輯環節中的勘誤、校對等環節，重塑傳統學術期刊出版的流程，這樣的改變無疑會讓許多編輯對自己的職業價值產生懷疑。智能出版時代，學術期刊內容出版的流程再造要求編輯完善個人知識結構，提升個人數據采集、數據分析等能力，若編輯思維固化、保守，缺乏將傳統出版流程與新技術相結合的創新性，則無法很好地適應智能出版時代的要求，從而對自身轉型造成不良影響。

（二）知識服務需求與編輯角色定位認知的偏差

智能出版給知識生產帶來新的契機，推動出版業不斷向提供知識服務方向發展。智能機器可以更高效地提取、保存、傳播學術期刊論文中的圖表、數據集、參考文獻等學術數據，也可以更準確地把握用戶的個性化需求，提供更好的知識服務。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要求編輯認識自身角色，即其要從完成傳統出版流程向提供智能化知識服務和多樣化的數字產品轉變。若編輯對自身角色定位認知存在偏差，則會造成學術期刊的智能化出版轉型滯后，且面臨被淘汰的風險。

（三）責任主體意識缺失，技術倫理界限不明確

學術期刊內容生產向智能出版的轉型過程中也會帶來新的倫理問題，不僅涉及價值理性、技術倫理，還關乎人的主體地位。從學術期刊的本質來看，現階段的智能出版技術是缺乏認知和行動能力的，有資格、有能力承擔責任的主體還是人類。若編輯責任主體意識不足，則會模糊技術倫理的界限，引發學術不端、信息安全、算法偏見等問題，還有可能侵犯用戶的知情權、隱私權等權利。

（四）技術設備短缺等客觀培養條件局限

面對智能出版技術的快速發展，學術期刊出版機構應及時引入新技術，更新原有老舊設備，但現實中學術期刊出版機構適應新技術往往面臨一定的困境，其可能因經費不足而難以增加新技術、新設備的投入，這也是造成學術期刊編輯轉型困難的原因之一。另外，在現有的編輯培訓課程中，關于智能出版技術的培訓也存在師資不足、課程設置不足、缺少實踐操作課程等問題，從而限制了智能出版時代學術期刊編輯的培養。

三、智能出版時代學術期刊編輯人才培養路徑

（一）培養編輯創新思維，提升人機交互編輯力

智能出版時代的編輯力是指編輯以人工智能技術為支撐，完成數字內容生產、人機交互流程管理、智能發行傳播等工作的能力［6］。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科研方式發生重大轉變，學術內容的生產方式和編輯出版模式都產生巨大變革，科研人員和專業人士所需求的知識服務模式也更加高效化、智能化［7］。智能出版時代對人才的要求是多元化、多層次的編輯人才，不僅是數字技術人才，而且是智能化服務人才、大數據研究人才、學術支撐服務人才、國際化服務人才等。這要求編輯要具備智能出版新思維，不斷完善自身知識結構，對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有充分的理論層面和操作層面的認知，熟悉智能出版內容生產和運營維護，要將智能技術與編輯專業優勢相結合，并以此為轉型借力點進行專業創新。在編輯人才培養的過程中，學術期刊出版機構要注重培養編輯的創新思維，以提升其人機交互編輯力，推動編輯實現自我突破。

（二）技術賦能提高知識服務水平

技術賦能是指在新聞傳播領域的學習研究及行業實踐中，研究者具備準確選擇技術工具、創新應用技術手段、為傳統的實踐或研究工作賦予技術基因的能力［8］。從學術型知識服務角度來看，用戶需求可分為文獻資源層需求、知識管理層需求、知識交流層需求、知識評價層需求、知識創新層需求等［9］。這就要求編輯為用戶提供的知識服務要契合用戶的差異化分層需求。而在智能出版時代，智能機器可以大大提高知識服務水平，編輯通過準確選用合理的智能技術可更高效地調研用戶需求、規范知識生產、創新知識傳播，使知識的供需雙方有效對接。

（三）建立健全編輯培養考核反饋機制

智能出版時代需要復合型編輯人才，這對編輯出版人才的培養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培養編輯人才的過程中，學術期刊出版機構應積極將智能出版技術、智能編輯技術、媒體融合、知識服務等相關知識及時融入各類培訓課程中，同時也需要在教學模式和課程設置上實現創新。學術期刊出版機構不僅應在繼續教育課程中增設智能出版、人工智能、大數據、技術倫理等相關課程，還應增加實踐培訓，以提高編輯運用新興技術服務內容生產的能力。另外，學術期刊出版機構應建立健全符合新時代要求的考核評價體系，同時應建立一套完整的反饋機制，以實現編輯培養過程的雙向反饋交互。

（四）明確責任主體意識，堅持價值理性培養

大數據、人工智能、算法推薦等新興技術改變了學術期刊出版原有的傳播格局，沖擊著以往的價值理念，引發新的倫理困境。一方面，算法是人設計的，必然存在一定的偏見，而由于技術的“黑箱”導致用戶難以洞察這種偏見。在智能出版學術期刊內容的過程中，智能機器可能在用戶不知情的情況下搜集了作者、專家、讀者的個人信息，并且對他們的行為習慣進行畫像，這個過程可能會侵犯用戶的知情權、隱私權。另一方面，由于算法偏見的存在，智能機器對用戶的評價有可能存在偏差和誤導。因此，智能出版時代，學術期刊出版機構對編輯的培養要在強化技術思維的同時，注重對其價值理性的引導，明確其作為智能出版責任主體的地位，強化其責任主體意識，并要求編輯須掌握技術倫理的相關知識，以明確智能出版技術的倫理界限。

（五）保證智能出版技術設備等客觀培養條件的投入

學術期刊編輯尋求自身在智能出版時代的角色轉變，需要學術期刊出版機構創造一定的客觀條件，讓編輯能夠接觸和使用智能出版技術，對智能出版有具象化的認識。因此，學術期刊出版機構要配備必要的智能技術，增加此方面的成本投入。其要轉變市場思維，探究多元化的盈利模式，通過提供更專業的知識服務來拓寬盈利渠道。同時，學術期刊出版機構要加強對編輯人才的大數據思維、平臺思維、用戶思維、跨界思維的融合研究和訓練，以培養期刊智能出版人才，提升期刊編輯的核心競爭力。

四、結語

編輯作為推動出版業發展的核心要素，其能否適應時代變化并及時轉型是學術期刊能否在智能出版時代獲得良好前景的關鍵。智能出版技術能將編輯從傳統出版的重復、機械的審編校活動中解放出來，讓其逐步探尋自己新的“把關人”身份。學術期刊編輯在面對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時，要轉變思路，形成創新思維，不斷提升自身的人機交互編輯力。學術期刊數字化、智能化發展必然成為一種趨勢，學術期刊出版機構要建立健全適應時代發展的編輯培養考核反饋機制，也要注意智能出版技術帶來的新的倫理問題，牢固樹立人的主體性，明確編輯的責任主體意識，促進學術期刊在智能出版時代良性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