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期刊新時期文學場域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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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時期文學場在重建的過程中，文學期刊在開拓新的文學話語空間、組織推進文藝界“自主性”建設、促成文學場組織機構的恢復和推動文學場從邊緣向中央的位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文學期刊開拓了精英文化的傳播空間，為新時期文學知識話語的再生產提供了平臺，推動了文學場域的重建。

關鍵詞：文學場域；重建；文學報刊；話語權

新時期的文學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后的荒蕪上建立的，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活動場域不復存在：作家組織的癱瘓、作家與文學創作的疏離、現代文學傳統難以為繼、在歷次斗爭后僅存的文學期刊也大多扮演著政治傳聲筒的角色，可以說，“新時期文學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文學知識生產的恢復、文學秩序的重建及文學場域的生成”[1]。在這個重建的過程中，既有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動力量，也有精英知識分子對啟蒙的強烈要求，在具體的文學和文化實踐中，印刷媒介，尤其是新時期文學期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過文學期刊，新的文學話語空間得到了形成和拓展，文藝界“自主性”建設通過文學期刊的平臺得以實現，文學的組織機構逐步恢復等，這些都直接推動了新時期文學場從社會文化邊緣向中央的位移。作為重要的大眾傳播媒介，文學期刊在新時期有效開拓了精英文化的傳播空間，以“人民”“主體”等為代表的文學話語取代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表達，并逐步確立了新時期的文學話語權。

一、文學期刊與文學場域

“報紙好像秒針、刊物好像分針、書籍好像時針，都圍繞著時代的軸心旋轉前進”[2]2，報紙、刊物、書籍這三種大眾媒介在反映時代的具體實踐中各有偏重：書籍厚積深廣，邏輯嚴謹，自成體系。報紙反應迅速，信息種類豐富。期刊不具備書籍的邏輯性和深廣性，也比不上報紙的時效性和多元化，但它的出版周期一般較短，能在短時間內集中反映某一話題、學科的發展狀況；它的容量較大，能廣收各位作者、各種類型的文章，呈現出各種內容兼容、資料聚集、周詳深透的特點。在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過程中，文學期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戈公振先生所言，“雜志以揭載評論為主……報紙之論說，對于時事表示臨時的反映；雜志之論文則以研究對于時事的科學的解決……尤有卓識也”[3]6，期刊被賦予了“解釋社會及其各部分，預測發展趨勢，并把零碎的事實聯系起來，闡明新聞的意義”的重要價值和使命，“是偉大的注釋家”[4]150。在文學研究中，陳平原等學者都強調回到文學現場的重要性，文學期刊就是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現場”。文學期刊往往作為鏡子、作為歷史的活的見證，呈現了文學現象、文學理論、文學作品和文學爭鳴等發生的歷史現場。就文學期刊而言，它在用文學的形式及時深刻地反映現實、迅速傳遞文學信息、跟蹤文學發展變化歷程方面具有特別的優勢。中國新文學在發生、發展過程中，文學期刊雜志既是文學作品從個人創作到大眾閱讀的重要媒介，又是作家作品為大眾接受的轉化場、作家和讀者之間的聯絡站。通過文學期刊這個平臺，中國現代文學影響到讀者及社會的各個層面，進而參與了中國現代文化的建構；文學期刊還作為“文壇”的重要空間實體，提供了文學活動的“公共空間”；并且許多文學作家本身就從事著文學期刊的運營和編輯工作。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在大眾傳播領域擁有絕對的領導權。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黨的方針、政策、意識形態的變化直接決定著文學期刊的發展方向?！案鞣N文學雜志并不都是獨立、平行的關系，而是構成等級。這些特征也就是有效地建立了思想、文學領域的秩序得以維護的體制上的保證?！盵5]208到“”時期，“文本的生產、發表、閱讀、批評，就是一種‘政治行為’”，全面“破除文學生產、文學文本的‘獨立性’和‘自足性’，而將文學生產、傳播、批評納入國家政治運作軌道上”[6]，可以說，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期刊在期間已經消失殆盡。進入新時期，隨著中央權力的逐步分化，文學期刊在制度的新舊交替中開始復蘇，靠近和回歸正常的運行軌道，在新時期的文學場重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文學期刊是國內的文學傳播和文學生產首要和主要的渠道，客觀上，對建國后文學經典的形成和建構發揮了巨大作用。大多數文學作品首先是在文學期刊上發表的，很多長篇小說也先是在文學期刊進行連載，而后再出版單行本，或者先出版單行本，而后在期刊上進行連載發表。不同于文學作品單行本的發行，文學期刊不僅給作品提供了發表的園地，對一些重要的和優秀的作品，文學期刊可以通過辟出專欄、?？褥`活機動的形式組織和發表討論、爭議，這種情況在建國后的文學生產中非常普遍。新時期，一些重要的文學作品面世后，往往不是一家期刊，而是多家期刊聯合起來，共同組織理論界、創作者進行深入探討，并在一段時間內，集中地發表對作品的分析、評價文章。這些活動大多不是由作家或評論家主導的，而是由出版商、文學編輯、文學期刊策劃、組織和實施的。正是在文學期刊的平臺形成和展開的文學爭議中，符合主流意識形態要求的文學經典在與大量的同期文學作品的競爭中凸顯出來。在文學生產的實踐中，“建國后的17年文學期刊對當代文學在那個時間段落里經典的形成所付出的熱情和做出的努力是后來期刊無法企及的，在這一點上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是期刊成就了建國17年的經典”[7]，但在相關的研究中，文學期刊在文學經典的形成中發揮的作用目前并沒有給予充分的關注和研究。

二、新時期文學期刊復興與文學場域的建構

文學期刊的復刊和新辦在新時期早期形成了一個短暫的熱潮，相關歷史狀況已有相當數量的研究①。本文是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重點分析文學期刊在文學場重建中的作用及其方式。

（一）新的話語空間的開拓從1976開始，一些主要的文學期刊陸續恢復，如《人民文學》《詩刊》在1976年復刊，《世界文學》（1977年7月）、《文學評論》（1978年2月）、《鐘山》（1978年3月）、《十月》（1978年8月）、《收獲》（1979年1月）等也相繼復刊。除了這些在“”前已有相當社會影響的期刊外，在1978－1980年間，由于辦刊審批權限的下放，大量的新的期刊創刊出版，數據顯示，僅這三年間，期刊種數平均每年以50%左右的速度遞增[8]156，到1981年，全國地市級以上的文藝期刊共有634種，其中省級以上的共320種②。這一時期文學期刊的迅猛發展主要得益于國家對出版管理的放松，但它們的出現并不完全是由國家組織、有計劃地進行的，而是帶有很強的“自發”性。在“天安門詩歌運動”中，文學尤其是詩歌在社會文化中發揮著變革式力量，為新時期文學活動奠定了廣泛的受眾基礎。在期刊復刊和創刊的大潮中，文學性刊物占了很大的比例，這些期刊既是新時期各種文學實踐的空間場域，又成為各種觀點、意見、批評交流和碰撞的平臺，客觀上起到了開拓文學話語活動空間的重要作用。

（二）組織推進文藝界“自主性”建設各類文學期刊在新時期文學場的秩序重建過程中提供了新的話語空間，通過豐富的話語實踐活動，逐步確立了文學場的“自主性”原則。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場的形成需要有別于其他場運作的“自主”原則?！啊逼陂g，正是因為政治場的運作原則的強行介入導致了文學場自主性原則的失效。因此，在新時期文學場重建過程中，文學場“自主性”原則的重新確立是重中之重。新時期很多重要的文學批評、理論問題，都是由文學報刊首先提出討論的議題，或者是由于文學期刊的參與和介入擴大了這些議題的影響，進而引起全國范圍的大討論從而得以澄清和認可的①。在《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一書中，布迪厄（Bourdieu）認為，“文學場競爭的中心焦點是文學合法性的壟斷”，這種權威性話語權、命名權的壟斷也是文學場的自主性原則得以實現的前提，除了劃定文學創作的基本原則和方法，這種權力還包括了“誰是作家和誰有權利說誰是作家；或者隨便怎么說”的權力。[9]271新時期文學生產秩序的重建過程，就是和政治主導的權威話語權博弈和爭取的過程，通過將文學場中原有的階級斗爭和革命話語逐漸析出和轉化，將研究、討論和創作的重心轉移到關于文學創作的題材、文藝真實性、文藝與政治的關系等文藝學話語的討論，使文學研究和創作逐漸擺脫政治的附庸，開始探索文學自身的審美和藝術規律，建立藝術自律的原則。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文章《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明確表明了中央對文藝與政治關系的態度，也結束了關于“文學與政治”關系的論爭，學術界不再強調“文藝從屬于政治”的口號，而代之以“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這是政治權利對文學場自主性原則的一種妥協和肯定。研究者和創作者對文學的總體性問題可以暢所欲言并得到認同，表明了此時的文學工作者已經開始成為1980年代文學場域中一支相對獨立的力量。新時期文學場重建初期，文學期刊除了以出版的方式組織文學場的重建外，還切實發揮了文學活動組織者的中介性和組織性作用，主要表現為：文學編輯通過約稿、組稿和主辦區域聯合活動②，打破了文學創作、閱讀和研究的地域限制，增強了文學創作的交流，推動了文學觀念的討論和文學創作的更新；文學期刊編輯部通過舉辦讀書會、座談會、討論會以及短期培訓班等形式，把作家、評論家甚至是普通讀者組織到一起，進行交流、溝通、對話，形成了文學活動的“公共空間”；各地文學期刊通過組織、承辦各種文學評獎活動，也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文學場域自治性法則的建立，同時，幫助文學創作者提升和積累了文化資本③。文學期刊組織和推進了文學“自主性”的確立，有助于文學場疏離意識形態話語的干預，爭取到更多的藝術自由，需要指出的是：文學期刊的活動雖然帶有明顯的“自發”性和一定的斗爭性，相對于體制改革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質，但總體而言，文學期刊的活動還是與新時期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政治走向保持著一致。1980年4月，組織召開的全國文學期刊編輯會議上明確指出，“在促進文學戰線大好形勢的過程中，文學期刊編輯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編輯人員為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并且建議中央有關單位，制定必要的條例，以保障編輯應當享有的權益。[10]這一方面表明了文學期刊的活動獲得了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可，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它在客觀上促進文學場重建的同時，文學期刊作為大眾媒介，還需要遵循媒介場的基本法則，對意識形態有著更強的依賴性。

（三）促成文學場的組織機構的恢復到1978年初，《詩刊》《人民文學》等十余家刊物已經陸續復刊，但由于當時中共中央尚未明確新的文學體制的發展方向，對于是否恢復以文聯、作協為主的文學管理體制政府還在猶疑之間，[11]2當時作協和文聯作為全國性的文學活動組織結構并沒有得到制度恢復。在彌漫全國的“撥亂反正”氛圍中，“”中被分散到各行各業的文學工作者要重新組織起來的愿望愈發強烈。鑒于此，《人民文學》期刊社在1977年10月組織召開了“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這可以說是“”后文學界知名作家第一次全國性的集會。同年12月28日，《人民文學》期刊社又組織召開了以“向文藝黑線專政論開火”為主題的“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集中了文藝界的力量，再次表達了恢復文聯、作協體制的熱切愿望。在這次會議上，茅盾以作協主席身份出席并講話、周揚首次亮相發言、時任部長的張平化還帶來了給《人民文學》的題詞?？梢哉f，正是由于《人民文學》期刊社的組織，這次會議為文學界和中央政府搭建了溝通的橋梁，文化部領導參加文學討論會議表明了政府的基本立場，文藝界也明確提出了恢復全國文聯、作協組織的要求，這也成為新時期文學場組織結構重建的重要事件。文學期刊舉辦座談會等文學活動的形式召集文學工作者團結行動成為新時期文學活動的主要策略。1978年3月，批準成立了恢復文聯的工作籌備組；同年5月，第三屆中國文聯全委會第三次擴大會議宣布：中國文聯、作協正式恢復工作。可以說，中央批準恢復全國文聯、作協等全國性文學組織，這是重新賦予了文學生產者對文學活動和文學知識生產相對獨立的組織權和領導權，標志著新時期文學場域的重建任務在形式上基本完成。盡管如此，政治權力還是最終的決定性權力，它對文學場域的重新生成與體制重建能否進行有著重要的決定意義，未經政治話語認可的文學話語缺乏傳播的合法性身份，還沒被組織起來的文學工作者沒有力量反抗“政治”對文學的干預。文學場的重建仍主要依靠政治的力量和法則進行。

（四）推動文學場從邊緣向中央的位移“”結束之后，中央提出了落實知識分子政策。1978年3月18日隆重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這些政策主要針對和傾向于科技工作者，致力于倡導發展自然科學。作為文學活動的主要組織機構，在“”中受到破壞的作協和文聯也經歷了兩年的艱難過程才得以恢復。所以，在百廢待興的社會局面中，文學在最初并未獲得足夠的重視，甚至“有一種試圖冷落文學的傾向”[1]。相對于政治場、科學場的中心地位，當時的文學場在整個社會場域中處于邊緣位置。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中，各個場之間的位置和關系并不是恒定的，它會隨著場域中力量對比的變化而發生位移。從新時期幾次文學思潮的行進過程來看，文學期刊不僅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且直接參與了文學思潮的整個過程，盡管不是所有的思潮都是直接由文學期刊發起，但是文學期刊的引導、幫助使得思潮能夠壯大并形成一定的氣候，可以說，文學期刊是當時思潮能夠延伸的主要陣地，推動了文學場從邊緣到中央的位移。從《班主任》的發表而引起“洛陽紙貴”的社會反響開始，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朦朧詩等文學思潮一浪高過一浪，沖擊著人們的思想和審美之堤，文學活動逐步成為新時期牽動人們情感、引發社會關注和討論的核心事件。紛繁涌動的文學思潮表明了文學的繁榮景象，而這主要得益于文學期刊對思潮形成和發展的有力推動。作為當時傳播文學的主要渠道，大型文學期刊的發行量往往超過百萬份，具有廣泛的影響面和強大的宣傳作用?！巴ㄟ^對新聞事件日復一日的選擇和，新聞媒體影響了社會圖景的形成”[12]，文學期刊為讀者提供了文學議題、促使公眾關注并說服其對文學議題進行跟蹤和思考，通過引導受眾對這些議題的討論和關注，文學期刊將文學的變化和整個社會的變革、文學的進程和思想解放的進程扭結在一起，尤其是在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最初階段，政治和改革走向尚不明朗的“乍暖還寒”時節，文學期刊以大眾媒體的政治敏感，成為1980年代社會文化變革的重要“風向標”。這一時期的文學活動不只是少數作家、評論家、研究者和編輯所關注的專業問題，而是成為牽動社會關注的重大社會生活內容?？梢哉f，借助文學期刊的輿論推動，文學逐漸從“邊緣”向“中央”位移。

三、新時期文學場的精英話語

新時期，從階級斗爭、文化專制的極“左”思想橫行的年代中走出來的中國人，面臨著轉變思想觀念的緊迫任務，歷史又向我們的民族和文化提出了啟蒙的課題。被政治權力遮蔽和否定的文化精英重新歸來，他們迫切要求在社會結構互動中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些文化精英在部分政治精英的支持下，試圖打破原有官方壟斷文化資本、文化權力從屬于政治權力的格局，強調知識分子的主體性地位以及文化的相對獨立性。知識精英在思想解放、改革開放和啟蒙的倡導過程中始終作為改革開放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實踐的組成部分，充當著重要推動者甚至風氣引領者的作用。知識精英對于改革開放的國家話語的高度認同也得到了來自于國家意識形態的進一步回應，國家意識形態通過對知識價值的肯定、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性恢復以及對知識精英話語的認同性使用等方式，鼓勵了知識分子更深度地參與到社會互動過程中來。在這個不斷認同和回應的過程中，精英知識分子和精英文化的統治地位逐步得到了確立。“整個思想解放就是一個精英化運動”[13]的表述就是對1980年代以來這種文化資本重新分配的表達。這里所說的“精英文化”主要是指以社會知識分子和文化人階層為主體創造的、經由大眾媒介傳播和分享的文化，它具有導引社會價值、教化大眾和文化擴散的功能。與直接參與社會經濟生產活動的科技工作者不同，作為文化經營的人文知識分子參與社會轉型和互動的方式往往是話語實踐，其主要展開形式是以在報紙、刊物、書籍等大眾紙質媒介中發表主要使用文字符號的言說來表達自己的立場，通過信息的交流和溝通影響受眾的認知進而達到作用于社會其他實踐層面的目的。這些借助紙媒和文字符號的話語實踐活動成為新時期媒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國門的打開，各種現代西方文化思潮蜂擁而至，這極大地刺激了國人的求知欲望。順應時代潮流，中國圖書出版業逐漸駛上快車道，1985年全國總印數66億冊，為建國后最高水平。從1979年至1985年間，全國期刊的種數每年遞增19%左右，總印數平均每年遞增12%左右；1980年代的文學類期刊也得到迅猛發展，每年文學藝術類期刊（以純文學期刊為主）雄踞期刊業之首，約占全國期刊總體種數的1/8，印數則占全國期刊總印數的1/5。由于1960年代以來的政治需要過于強化了小說的教化功能，它的愉悅功能遺失殆盡，因而，新時期以后的讀者對小說的閱讀欲望幾近于瘋狂。翻開1980年代的文學期刊，80%以上的篇幅是小說。改革開放前的文學期刊以《人民文學》牽頭、各省作家協會主辦的地方文藝期刊助陣的格局被“四大名旦”為代表的大型文學期刊所取代；隨著媒介技術和觀念的發展，精英知識分子也開始嘗試以印刷媒體之外的文化形態來進行文化傳播和啟蒙。例如，1988年6月中央電視臺開始播出6集電視系列片《河殤》，以黃河為主題，探討中國文化的困境與出路。這是運用大眾傳媒討論文化問題的大膽嘗試，節目播出后立即在海內外引起轟動。這場迅即引發了改革開放以來思想理論界規模最大的討論，它將知識精英階層的文化討論及其影響傳播開去，在更廣泛的社會范圍中產生激蕩和影響。在1980年代，中國思想界最具活力、影響最大的是“啟蒙主義”思潮，知識分子要重新完成“啟蒙”這一在中國被“救亡”所中斷而尚未完成的工程。這一主導性思潮席卷了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各個領域，也奠定了1980年代的歷史基調。這寄寓了知識分子明確的、拒絕世俗的精英立場和理想主義精神，也流露出他們對于改造中國的樂觀態度。“新啟蒙”為整個國家的改革實踐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基礎，新啟蒙思潮以現代化的想象和訴求為方向，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反思被置于封建主義/現代化、傳統/現代等二分法中。知識分子為市場化提供理論依據、呼喚民主和完善法律制度、討論主體性、表達“走向未來”的渴望等都“在批判傳統的社會主義和尋求作為目標的‘改革’過程中”結為同盟。在這個層面，啟蒙思想并不是作為一種與國家的目標相對立的思潮而存在，相反，知識分子的努力與當時國家的改革目標其實存在著部分的一致性。文化精英在1980年代社會分化中重新崛起及話語權的獲得，在國家—文化精英—民眾的互動結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并在自上而下的文化資源的重新分配中確立了精英知識分子和精英文化的統治地位。這種由精英主導的文化以紙媒為主要傳播媒介，以主體性建構為主要價值引導，以文化本體追尋為主要指向，以實現社會啟蒙為主要目標，成為新時期文化的主要文化表征，成為文學場域的主流話語。正是由于文學期刊的復蘇和傳播活動的有效開展，在文學編輯和作家、評論者以及文學生產的管理者等多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文學界到1980年代初期已基本建構起來。不同傾向、不同類型的文學期刊也為新時期不同譜系文學知識話語的再生產提供了空間，這無疑促發了越來越多的作家和研究者投入到探索求變的文學活動中。當然，新時期文學場域的重建是一個結構性、整體性調整的結果，在出版行業，除文學期刊外，出版業的整體性變革為文學活動的開展和文學場域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文學創作（研究）主體、文學實踐、文學話語的聚力重建隨著文學主體的重新凝聚、文學組織機構的恢復、文學自主性原則的確立和廣泛認可，逐步實現了文學場域的重構，也影響了新時期以來文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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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穎 單位：西安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