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科技學術期刊分冊專輯出版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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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追溯晚清民國期間綜合性大學文理綜合版與中英文混合版學報歷史的背景，考察1949年至今70年來大學科技學術期刊分冊專輯出版模式的形成和發展。認為1951年的《廈門大學學報》和1963年教育部主導的《高等學校自然科學學報》專輯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讀者群體未能細分的缺點，達到了準專業期刊或準專輯出版的效果，有積極的借鑒價值。建議推廣分冊專輯出版，以便弱化大學綜合性自然科學版數量過多、規模過大、與科學和教育發展規律相悖、與期刊傳播規律相悖的不利態勢，變劣勢為優勢，變優勢為特色，進一步發揮大學科技學術期刊在國家科學技術研究中的重大作用。

關鍵詞大學科技學術期刊；綜合性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分冊專輯出版

1百年歷史沉淀而成的文理綜合版與中英文混合版

1.1晚清民初的中英文混合版與文理綜合版

我國大學科技學術期刊在萌芽時期，表現為一種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混沌不分的狀態或中文與英文雜處的狀態，我們稱其為“文理綜合”與“中英文混合版”。1889年創刊于上海圣約翰書院的《約翰聲》（《TheSt.John’sUniversityEcho》）文理綜合版和中英文混合版，是迄今所知我國最早的文理綜合性與中英文混合的大學學報。這種文理綜合性的模式，至1909年的《金陵光》（《TheUniversityofNankingMagazine》，中英文混合版）、1915年的《清華學報》（《TsingHuaJournal》，中英文混合版）和1919年的《北京大學月刊》（中文）趨于鼎盛。然而，不同于《清華學報》的是，《北京大學月刊》創刊伊始，就是以文理綜合性學術期刊分冊專輯出版的形式面世的。其編輯出版方式是由“各研究所主任迭任之”“每冊之總編輯，則各研究所主任迭任之”“其臨時增刊之總編輯，校長任之”[4]。即由各研究所主任輪流擔任主編，按學科分冊的編輯出版形式出刊，像陶孟和（哲學）、朱希祖（國文）、馬寅初（經濟學）、胡適（英國文學）、陳啟修（政治學）、黃右昌（法學）、秦汾（數學）、張大椿（物理）、俞同奎（化學）、孫云鑄（地質學）、劉慎諤（生物學）等，均曾擔任過分冊的主編者[5]，蔡元培校長也擔任過第7冊的總編輯和增刊的總編輯。這使融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與一爐，按研究領域或按學科出版月刊成為一種制度。

1.21931年的《復旦季刊理工專號》

20世紀30年代，文理綜合與中英文混合版出現分化的跡象。復旦大學出版委員會于1931年3月創刊的《復旦季刊理工專號》就表現出這種跡象。該刊“每年要另出四期，就本校文、理、法、商四學院分配，每學院每年須擔任一期”[6]。這與此前1926年7月出版的第2卷第2期《復旦（土木工程專號）》和復旦大學理工學會學生于1928年6月出版的《理工學報》兩刊不同：一是《復旦季刊理工專號》為校方主辦，且按年統籌規劃，與《理工學報》和《復旦（土木工程專號）》均系學會臨時主辦不同；二是《復旦季刊理工專號》為學校按四大學院分配專號，更近似于1919年《北京大學月刊》按研究所分配專號，同時，這也不同于此前1930年第6卷第1期的《清華學報》文哲學號與第2期自然科學號的做法，更類似今人文社會科學版與自然科學版的分化。

21949年后的文理分化、分冊專輯出版

2.1綜合性大學學報專輯出版

1949年至1965年是大學科學研究發展較快的一個歷史時期：1949年至1953年，經過學習改造，以及學習蘇聯先進科學經驗，高校教師的科學研究熱情普遍有所提高；1953年至1957年，向科學進軍的號召為高校科學研究創造了條件；1958年至1965年，形成了較大發展，僅僅南京大學，就“在文科各系完成1104篇論文、理科各系試制2700種新產品”。[7]于是，《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于1959年選擇44篇論文，印成一個專刊（四本）。稍后，又以1963年第1期、第2期的封面，另編了No.1—No.16+Z1的期次編號（每個學科占兩期），分別出版了生物學、化學、物理學、數學、天文學、地質學、地理學專輯。其中數學專輯后來演化成為《南京大學學報（數學半年刊）》。這表明，學校科學研究規模的擴張，是形成學報專輯、分冊、增刊的重要原因，也是推動綜合性科技學術期刊專業化、特色化擴張的內在動力。這一時期，廈門大學的海洋生物研究也漸成特色，1952年9月復刊的《廈門大學學報》基于此，將學報分為數學版、生物版、海洋生物版、自然科學版、財經版等交替出版，至1956年始分別為社會科學版與自然科學版。這種分學科分冊出版，突出生物學和海洋生物學學科優勢的做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大學科技學術期刊的一個重要創造，是今天綜合性大學學報特色化辦刊的先聲。《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在1958年至1959年，出版了“基本粒子結構理論專輯”“自然科學增刊”。《同濟大學學報》1959年全年均為鐵路、橋梁等專輯。由此可見，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綜合性大學學報出版專輯，并非個別現象。

2.2教育部主導的專輯出版

20世紀60年代，除高等學校自身分冊專輯出版的應變舉措之外，教育部也因勢利導，采取了組合全國高校科研優勢出版系列專業期刊的重要舉措。1963年5月20日，教育部發出《關于出版“高等學校自然科學學報”的通知》[8]，委托相關高校創辦《高等學校自然科學學報》。相繼出版的有8個分版，包括：（1）數學、力學、天文學版（委托復旦大學主辦）；（2）物理學版（委托北京大學主辦）；（3）化學、化學工程版（委托吉林大學主辦）；（4）生物學（委托武漢大學主辦）；（5）地質、地理、氣象學（委托南京大學主辦）；（6）機械、動力版（委托西安交通大學主辦）；（7）電工、無線電、自動控制版（委托清華大學主辦）；（8）土木、建筑、水利版（委托清華大學主辦）。《高等學校自然科學學報》系列刊物除生物學及地質、地理、氣象學版為半年刊以外，其余均為季刊。該刊具有較高的起點，主要“以擇優選載各高等學校學報上已經發表的上述各學科的科學論文”和“選載全國性學報（或相當于學報水平刊物）上高等學校師生所發表的論文文摘”，后來才發展到發表原創論文。為此，教育部專門成立“高等學校自然科學學報編委會”，并《高等學校自然科學學報征稿暫行辦法》。這些分版，對集中反映高校高水平成果有積極意義，也反映了教育主管部門對大學科技學術期刊專業化發展的引導。

2.3改革開放以來專業化和特色化系列刊物的出現

改革開放以來，高校科技學術期刊規模有較大擴張，校內期刊的作者隊伍漸以研究生為主，另外由于關鍵詞等搜索方式在某些程度上降低了綜合性期刊和專業化期刊的檢索差異，加上SCI的引導，大多一流稿件外流，出版專輯的條件和熱情有所降低。這時的大學科技學術期刊出現了教育部主導的大學科系列期刊新引領，高校也在合校潮中對以綜合性為主的期刊布局作了某些調整，綜合性期刊特色化也逐漸成為主流。然而，高校綜合性期刊占絕大多數的局面并無根本性改變。教育部主管并委托吉林大學和南開大學于1980年主辦的《高等學校化學學報》，1986年全國直屬高校應用數學學術與工作會議委托浙江大學主辦的《高等學校應用數學學報》，教育部主管、全國高校地質院校于1995年聯合創刊的《高校地質學報》，2017年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學主辦的《高等學校計算數學學報》（分為中文版、英文版兩刊）又一次體現了教育主管部門對高校科技學術期刊的一種專業化引導。1986年以來，《清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開始按學校優勢學科分為三大版塊、12個方向，并重點向電機與信息科學（含計算機、自控等）和機械（含精儀、熱能、力學、航空、航天）等方向傾斜，大致形成專輯，走出了一條準專業化和特色化的新路子。[2]2006年，教育部再次出臺引導性舉措，支持高等教育出版社與德國施普林格公司合作創刊《Frontiers》（《前沿》）系列英文學術期刊，包括《FrontiersofEnvironmentalScienceandEngineering》（《環境科學與工程前沿》）等29種。其初期運作，與1963年教育部的《高等學校自然科學學報》相似，都是從大學學報擇優選稿，以后才逐漸發展到發表原創論文，并采用了在線優先（OnlineFirst）等多種出版方式。它是依托高等學校的國內第一個成規模的英文期刊群，力圖凝聚國內頂級科研力量，反映最新學術成果，形成品牌，同時也反映了對高校科技學術期刊專業化發展的一個引領。另外，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的合校潮中，不少大學將綜合性學報改為專業期刊。比如：浙江大學有了《浙江大學學報》A輯、B輯及《浙江大學學報》之理學版、工學版、農業與生命科學版、醫學版等準專業期刊。長安大學有了《建筑科學與工程學報》《地球科學與環境學報》等專業期刊。給人以啟迪的是，《長安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因合校后的新增學科而變得更為綜合，結果不為讀者接受，但及時恢復了原來的公路交通運輸特色，之后逐漸成為一份有影響力的刊物。這說明在國際專業化潮流和讀者市場細分以后，特色化辦刊、分冊或專輯出版是綜合性大學科技學術期刊切實有效的選擇之一。

3討論與建議

大學科技學術期刊是隨著科學和高等教育的發展而產生的，故科學的分化與綜合、大學的院系劃分、專業設置、課程設置、學科建設，是期刊類型生成或制定期刊發展戰略的主要依據。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綜合性大學還是理工農醫師范院校，均應按學院、系科、專業、社團現狀，以主辦專業科技期刊為主和主辦少量綜合性科技學術期刊為輔。縱觀我國大學科技學術期刊的演化進程，逐漸實現了期刊類型從文理綜合性向文、理各自獨立的進化，從史地不分，走向史學與地學的分化，也實現了從地學向地理學、地質學、氣象學的進化，或從博物學向礦物學、植物學、動物學或生物學的進化，以及從物理學向力、熱、聲、光、電、磁的進一步分化。目前，一些專業期刊已經很難歸入6000余個自然科學二級學科，出現了《細胞》《質粒》這樣細小的期刊類型。看來，文理綜合期刊→自然科學綜合期刊→專業期刊，已經成為一種發展規律。70年來的大學科技學術期刊，特別是以學報•自然科學版為刊名的一批期刊，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完成哲學社會科學版與自然科學版的分立以后，無論是綜合性的自然科學版（甚至很多理工院校的學報也以自然科學版為副刊名），還是綜合性的工程技術版或綜合性農學版、綜合性醫學版，似乎并未繼續跟進全國或世界期刊類型的進一步進化。2014—2017年認定的全國6449種學術期刊中公辦高職高專院校主辦的153種學報[9]，甚至仍然處于晚清民國時期的文理綜合的形態。據調查統計，截至2004年底，在全國高校1494種科技學術期刊中，綜合性自然科學版就有474種，占總數的31.73%[10]。如果將綜合性工程技術期刊（238種，占總數的15.93%）、綜合性醫藥科技期刊（393種，占總數的26.31%）、綜合性農業科學期刊（88種，占總數的5.89%）也計入大學科技學術期刊，則其總數達1193種，比例高達79%。這不僅高于中國科協系統、中國科學院系統中綜合性科技學術期刊和專業性期刊的比例，顯然也遠高于《烏利希期刊指南》（ULRICH）中世界綜合性科技學術期刊僅占3%的比例。[11]李玉紅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報》為例，指出綜合性大學學報“學科分布雜,檢索不便”“擴散范圍有限”“作者群相對狹窄”，缺乏對一流稿件的吸引，“明顯處于不利地位”，故“發揮特色優勢”應為發展選項之一。[12]朱崇業也以《復旦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為例，指出：國內綜合性大學自然科學類學報都處于進退維谷、極其尷尬的局面。學報的綜合性、多學科性和本身的封閉性，又是當前形勢下的致命弱點，所以自然科學類學報必須改革、兼并，走專業化、國際化的道路。[13]由此來看，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由《廈門大學學報》和《南京大學學報》，以及教育部《高等學校自然科學學報》傳承民國時期傳統出版的做法，逐漸形成一種綜合性學術期刊分冊專輯出版模式。它既保持了綜合性大學學科眾多的優勢，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讀者群體未能細分的缺點。從表面看來，這不過是一個簡單的出版形式問題，但實際上它反映了大學科技學術期刊遵循科學分化規律以及適應高等教育學科、專業發展需要的一個編輯出版應變模式。因此，這一模式當具有更為廣泛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在保留少量有歷史、有影響的綜合性學報的前提下，可以借鑒《廈門大學學報》和《高等學校自然科學報》分冊專輯出版方式，參考英國的《自然》雜志按稿件多寡創辦27種系列刊物以及《中國科學》分為17個分輯出版的方式，推廣分冊專輯出版，以弱化大學綜合性自然科學版數量過多、規模過大、與科學和教育發展規律相悖、與期刊傳播規律相悖的不利態勢，變劣勢為優勢，變優勢為特色，進一步發揮大學科技學術期刊在國家科學技術研究中的重大作用。

作者：姚遠 單位：西北大學科學史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