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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從什么角度去看待公共空間的生成過程,存在著超出設計師關注的廣泛領域,包括政府部門如何運作,開發(fā)商或其他社會組織如何參與其中,土地利用制度和財政支持如何實現等。本文以民國出版物為史料,對近代吳興公園的選址計劃、資金籌措和購地談判等進行探討,這種變革的根本原因在于民國時期新政府實行的市政建設運動。
一、市政管理機構的演變
1912年2月,《浙江省修訂縣自治章程議決案》出臺,決定實行地方自治制度??h級治理機構包括議決和執(zhí)行兩部分:縣議事會及參事會掌議決自治事項;縣行政首長掌執(zhí)行自治事項。如德清縣議會規(guī)定:縣議會議事的核心是處理自治之職權,而“為法令所規(guī)定者,首教育,次交通水利土木工程,次公共營業(yè),次衛(wèi)生慈善,次其他?!盵1]新的統(tǒng)治者開始推行市政建設計劃,拆遷城墻、街道整治、設立公園等,成為各地市政建設規(guī)劃的重要內容。這時候,省縣還沒有正式的市政管理機構,根據組織章程,通過參議會討論市政管理的所有重大事務。民國《德清縣志》卷五《法制》載:“定議員任期為三年,以議決公約規(guī)則及預算決算等項為任務。參事名額設四人,會長由知事兼任,執(zhí)行決議事項,管理地方財產?!钡沁@種帶有扶植民主參與的政治意圖,并未扎下堅實的根基。市政管理機構的成立,推動了20世紀初期城市建設現代化變革。1924年《無錫雜志》第六期有《湖州重要機關》:“吳興城廂市政籌辦處,在城西新倉前?!?924年《湖州月刊》第一卷第四期有潘公展《廣州市政制度之概述》:“我們湖州現在籌辦市政了。市政籌備處,聽說設了已經一年多,現在又改成市政公所?!眳桥d縣市政籌辦處在1923年成立。《湖州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亦提及市政應理的事務:“市政對于城市籌劃之責,可分三端,一為改良街道,二為籌辦水利,三為建筑公園及圖書館等?!珗@為游散之要地,圖書館為教育之必須,此項公共事業(yè),辦市政者所不可忽者也?!?925年《湖州月刊》第二卷《理想中的新湖州》:“新湖州的建設,它的總樞紐就是在乎市政。關于工程者,有下列四種:拆卸城墻;建筑道路;建造公園;整頓水利。公園為一般市民公余憩息的地方,為市民的幸福計,是不可不有的。”可見作為行政管理機構的市政公所,其基本職責范圍是領導城市公共工程事務,提供社會服務。1928年軍閥政府垮臺以后,政府機構也因此進行了大幅度重組,議會被市、縣政府所替代。參照上海租界城市管理制度,于縣一級政權機關內設民政、財政、建設、教育等四科為基本機構。政府管理機構的組建,加強了對公園等市政活動的法制化管理,從根本上保障了近代各項市政建設得以推進。1934年《湖社十周年紀念刊》之《湖屬六縣自治狀況》一文,對吳興、德清、長興等縣城及下轄的區(qū),其“道路橋梁公園及其它公共土木工程建筑”專項建設,作出了具體的規(guī)定。公園作為縣城及區(qū)公所所在鎮(zhèn),其市政系統(tǒng)的基本設置,被納入到體系框架中,或是舊廟宇縣學改建,或是擇地新建[2]。建設科向縣政府負責。科室主管為科長,另有專門科員。1928年《浙江民政月刊》一卷八期《吳興縣建設行政實施表》“建設科科長科員技術員姓名及就職年月日”一欄有介紹:“科長曾錫周,科員何熙暇,均于民國十七年六月十一日就職?!痹诮M織結構中,還成立了專門委員會,以便對建設活動、公共財產管理、公共教育、公共衛(wèi)生等進行監(jiān)督。如吳興縣建設委員會,其委從民國期刊看近代吳興公園的建設沈俊/湖州職業(yè)技術學院藝術設計學院員會成員包括:鈕季剛、龍式農、曾錫周、陳勤士、韋文白、李彥士、潘廉深、王安申等八人,另加吳興縣縣長熊式農為當選代表,共九人。這些兼職人員,是社會各自責任部門中的專家,他們比較容易接受新思潮,比帝制時期的部門,更理解城市發(fā)展的需要。1928年《浙江民政月刊》一卷九期《武康建設行政實施表》有《上級政府命令辦理之建設事項》云:“奉令創(chuàng)辦公園,當經提交建設委員會第五次常會議決,推定印樂山、錢萬青兩委員勘定地址,給具圖說,擬具預算于下次常會交議取決。”武康縣建設委員會,“除縣長、建設科長為固定委員外,聘任委員為錢選、邱樂山、朱滂、程緒。十七年二月十七日成立,議定每月十五日開常會一次,遇有特別緊,由主席酌定。一般情況下,每月召開常會一次,臨時會議臨時召集?!庇龅絾栴}發(fā)生,通例先由建設委員會加以討論,有所通過決定形成提案,再由縣行政委員會會議通過核準,連同決議案一并送省里請核提案。一般議案包括理由、請款辦法、原定地址、募捐方法等內容。雖然建設委員會通過的決議,有多少被縣政府實施不得而知,但與清末自治團體和紳商階層帶有自發(fā)性質的參與市政建設相比[3],國民政府時期的市政管理體制結構,許多地方已與西方城市相近類似??h建設科向地方政府負責,這種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機構不失為一個稱職的、有效的機構。這樣使得公民性公共工程,如公園、道路等在符合社會公眾意愿的情況下,同時滿足其專業(yè)技術的要求。除了縣建設委員會成員這些官商,很容易讀到關于西方或日本相關城市管理的書籍外,社會公眾也能通過出版的期刊,了解西方或國內先進城市市政管理的理論和方法。如官方浙江省建設廳每月一期的《建設月刊》、民間社團湖社出版的《湖州月刊》等,上面經常登載文章,講述其他國家或國內大城市的城市管理,討論市級政府據以解決各種城市市政問題的辦法?!逗菰驴返谝痪淼谒钠凇豆残l(wèi)生與市政》:“湖州月刊將刊行市政專號,以公共衛(wèi)生命題,征文及予?!鄙鐣妼σ晕鞣绞姓ㄔO管理制度、城市生活方式等為代表的外來文化,出自具體的生活感受和切身利益,也在漫長的過程中,觀念有了最初的轉變。
二、公園用地和資金的解決
如何獲取用于建設公園的土地,是計劃得以落地實施的第一步。1930年《湖州月刊》第三卷《吳興縣兩年來之建設事業(yè)狀況報告書》,有吳興公園規(guī)劃之經過:“查設立公園緣起,始于民國八年。地方人士就湖州府署基地,規(guī)劃一部,為建筑公園地點,并呈請省政府核準備案。先將碑方匯集,建立碑亭一所,藉保古跡。”1928年《湖州月刊》第三卷有署名“瑛”《湖州城內中央公園何時落成》一文:“湖州府的遺址,自從光復以后,廢棄已久?!痹缙趨桥d公園的規(guī)劃,占地規(guī)模約十一畝,當屬舊湖州府治基地一部分,基地當時屬于吳興縣地方政府的公有官地。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國家沒有足夠的社會資金來興建公共空間,因此,相當部分的公園都是由傳統(tǒng)官方的官廨祠宇等大型空間改建而來。1930年12月18日公布的《浙江省土地整理規(guī)程》第十三條規(guī)定“可通運之水道、天然形成之湖澤而為公共需用者、公共交通道路、礦泉地、瀑布地、公共需用之天然水源地、名勝古跡、其他法令禁止私有之土地”,這些均屬于公有土地范圍。此外,大量沒收的官產土地也屬于公有,例如,舊歸安縣的教場、安倉、程倉等官倉都被沒收為公有。政府擁有的公有土地,可以供公益事業(yè)直接無償使用,“保存古跡和建筑公園”一并實現。吳興公園的規(guī)模由小而大,土地由零散到完整,這揭示了公園的總體形態(tài)受到購地進程很大的影響。地價的不斷上漲,也促使縣政府提出盡快購地的決議。他們希望將基地東側的土地并入公園,這些土地面積大,形狀規(guī)整,并屬于同一個業(yè)主——志成房產。在后續(xù)吳興公園的規(guī)劃中,涉及到私有土地所有權,征地的實施時機和賠償金數額的確定,是在屢次談判中進行的。1926年《湖州月刊》第二卷有《湖州舊府署基地規(guī)劃公園之經過》:“民國十二年冬遵奉省令,由原議士紳會同市政籌辦處,決定公園陳列所公路基地,劃用全部四分之一,呈復備案。嗣奉省令:公園陳列所等項之計劃,僅撥基地四分之一,范圍殊嫌狹小,著仍邀集市政籌辦處及原議士紳,悉心復議。民國十三年三月八日會議:公園路基已去四分之一,而省批猶以狹小為言。于是公司中人聲稱情愿全部讓出,請由公家備款收用,以斷糾葛。而與議士紳以為如此辦法,未免激烈。四月二十五日重開聯席會議,公決除建筑公路外,規(guī)定公園商品陳列所于西北隅擴為十畝。雙方允洽,呈請備案。于十三年冬,將詳細圖說呈奉省公署核準備案。十四年春,依照定案,將全部之西北隅規(guī)劃十畝為公園陳列所基地,釘立木桿,籌備進行。”在吳興公園擴大征地的實施范圍中,市政公所在建設項目審批時啟動征地計劃,并進入與土地所有者吳興志成房地產公司的談判,依據土地的估價,完成征地的賠償方式。在征地案中,建設管理機構需要掌握土地的詳細資料。吳興公園啟動建設之前,政府已經陸續(xù)完成土地陳報、清丈、丘地圖冊等土地調查事項[4]。1932年10月出版的《吳興縣城廂區(qū)地價區(qū)域圖》,可見吳興縣土地登記處對吳興城廂進行了劃區(qū)并核定地價。吳興城區(qū)共分類成五段地價,一類地基價格折米一百石,二、三、四類地價分別是折米九十、八十、七十石,五類地價則折米六十石。吳興公園建設計劃頒布后并沒有立刻執(zhí)行,有時是因為官方資金的短缺,而并非私人出于自己利益考慮不愿讓地。1930年《湖州月刊》第三卷《吳興縣兩年來之建設事業(yè)狀況報告書》載:“全部計劃,初以經營浩大,籌措難艱,遲延數載,未能興工。十七年三月,奉令積極籌備,募款興筑,壅土植未,建亭開徑。二年以來,規(guī)模粗具,然經費有限,布置尚未盡善耳?!?926年9月印制的《吳興明細全圖》附有《吳興城廂圖》,其地塊上僅標注“公園”;1928年第三期《湖州月刊》有署名“瑛”《湖州城內中央公園何時落成》一文??梢娛歼\作于1919年的吳興公園,幾起幾落,直至1928年還沒有完全建設落成。縣建設苦于經費支絀,《湖州月刊》第一卷第四期提及市政經費之來源,“地方團體財政,以固有財產所生之收入為根據,而輔以其他之收入。此各國通行之制度也”“吳興地方稅項下向未帶征,自治經費平時均在地丁特捐二成”[5]。吳興政府仿照杭州,以地價稅增加稅收,改進市政建設。長興縣一年建設經費不過1899元,除了地稅外,長興縣建設委員會決議抽收石料捐,以充建設經費[6]。1928年《浙江民政月刊》一卷九期《武康縣縣政報告》提及,“擬自十七年度起,所有地丁項下帶征一角之治螟費,改撥為縣地方建設經費”。1928年《浙江民政月刊》一卷八期《海寧縣建設行政實施表》提及海寧縣,“縣建設經費收入項下,本年度計繭帖附捐一千元”“吳興為舊湖屬大邑,自治經費較其它五縣為多,故自治成績亦較優(yōu)益”[7]。雖然民國吳興縣劃分一等縣,但沒有特別項目經費收支,縣市政建設籌款仍維艱,難以成就?!逗菰驴返谌磔d:“其中市政專項,城區(qū)平面測量經費1470元。城北公園支出概算數為3600元?!盵8]這些建設經費支出多靠地方地丁及抵補金、置產捐、筵席捐、沙石捐等款項。建設項目的運行,除了動用公款外,邀集地方紳商募捐也是常有的運作。作為傳統(tǒng)社會公共事務核心的紳商,在地方市政建設中的主動參與也是那個時代的特征。具體到吳興公園的籌資,《湖州月刊》第七卷登有湖社公告《請捐助整治吳興公園經費》一文,通告湖社各社員量力捐助。《湖州名勝圖說》有“吳興公園”篇云:“湖州紳士籌集資金后,請吳興電氣公司常務董事李彥士設計并負責施工?!薄逗菸氖贰吩疲骸袄顝┦繜嵝臑榈胤浇ㄔ旃珗@,以建園的義務為己任,邀請地方人士參與意見,躬親掌握設計籌建?!盵9]民國地方紳商和各類民間機構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仍與傳統(tǒng)社會非常相似——官方權利之外的社會控制力量。這種巨大的作用,包括提出公共建設的建議、自己提供或募集資金、勸諭公民支持征地、解決官民糾紛等。
三、結語
民國時期的吳興,近南京、上海,得改革風氣之先,逐漸向西方式城市建設的管理制度靠攏,包括土地利用制度、市政項目的制定與審批、建設資金支持等。在相對集權的公共機構——市政公處成立后,公私利益協(xié)調機制下的市政建設計劃,其實現進程依賴于市政機構與土地業(yè)主間的征地談判。這是公園等開放空間計劃在城市一直發(fā)展遲緩的原因之一。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公共權力——地方社團和精英紳商,仍在近代的公共空間建設中延續(xù)著重要的力量。這種由下而上的民間自治隨同近代國民政府公共權力機構的主導執(zhí)行,促成了城市公共空間的近代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