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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體育產業政策在推動我國體育產業的改革和發展中發揮著積極的促進作用.自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確定以來,在不同歷史時期頒布了各種體育產業政策,其內容涵蓋體育賽事、健身休閑、體育場館等諸多方面.本文以期刊論文為主,碩博論文、專著和會議論文為輔對我國體育產業政策研究成果進行回顧和分析.從整體研究成果來看,體育產業政策的研究內容愈加廣泛、研究主題愈加鮮明、研究方法愈加合理,能夠較為全面、準確地反映體育產業政策的發展狀況、存在的問題和發展趨勢.但是當前的研究成果依然無法滿足我國快速發展的體育產業的需求,需要更細致、更具實用性的研究成果.
1研究成果分布狀況
截至2016年底,在中國知網上以“體育產業政策”為題名在我國各類期刊范圍內進行模糊檢索,搜索出期刊論文共170篇,其中核心期刊論文數量79篇.以“體育健身休閑產業政策”、“體育賽事產業政策”、“體育場館運營政策”等單體體育產業政策為篇名進行檢索所獲得的期刊論文數量為0,以它們為主題進行的研究總計數量在10篇以內,由此也可以看出單體產業政策的相關研究較少.另外還有不少以“體育產業”為篇名的期刊研究論文,也會討論到體育產業政策的問題,雖然討論的內容很少,但是對于豐富體育產業政策的理論和指導體育產業政策的制訂依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1．1期刊論文數量分布狀況
從整體上看,1992年開始出現體育產業政策的相關文獻,體育產業政策研究數量呈動態上漲趨勢,到2016年底共有170篇,并出現兩大增長高峰.第一次高峰期出現于2008年,研究數量變動最為明顯,說明北京奧運會的舉辦對我國體育產業政策數量和研究數量均有正向影響作用,是我國體育產業政策研究的重要轉折點.第二次高峰期是«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的指導意見»(2010)的出臺,標志著我國體育產業發展進入國家鼓勵的關鍵發展階段,體育產業政策也再次成為體育科研領域的研究熱點.我國體育產業政策的科研狀況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1)1994—2001年,文獻數量呈緩慢平穩增長狀態,平均每年增加一篇研究文獻;(2)2002—2008年是波動較快增長期,由2002年的5篇增加到2008年的10篇.2008年是文獻數量的最高峰點,總量為10篇.(3)2009—2016年是持續快速增長期,每年新增研究文獻數量在15到18篇之間.自«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的指導意見»頒布以來,我國體育產業政策期刊論文數量每年始終保持在較高的水平.
1．2期刊論文研究內容分布
“八五”和“九五”期間我國體育產業政策的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提出產業政策問題上,成果數量相對較少.當時我國剛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雖然政府和社會開始重視體育產業,并出臺«體育產業發展綱要»(1995),但當時對體育產業政策的研究尚處于探索階段,科研力量也相對薄弱.“十五”期間關于體育產業政策的期刊論文開始增多.“十一五”期間,整個體育產業政策研究出現了一個小高潮,研究內容紛繁多樣,也開始具有針對性,主要有對體育產業投融資、布局政策、體育服務產業政策方面的研究.“十二五”時期,研究論文數量依然快速增加,研究也更加細致,內容主要集中在對政策文件的分析、政策執行效果的討論和扶持政策的落實方面.整體來看,對體育產業政策研究的內容可以分為基本問題的研究、政策本身的研究、國外體育產業政策的研究、作用機制的研究和體育產業政策執行效果的研究5個方面.所涉及的研究論文的數量比例為:政策本身占61％,基本問題占21％、國外體育產業政策占8％、作用機制占7％、政策作用效果占3％.目前最多的是關于體育產業政策本身的研究,包括體育產業布局政策、組織政策等.
2關于體育產業政策基本問題的研究
我國學者最早開始討論和分析的是體育產業政策的基本問題,早期的研究學者有鮑明曉、裴立新、趙炳璞、周小紅等,主要研究體育產業政策的概念和體系.在體育產業政策研究的整個發展過程中,一直都有學者進行關注和探討,如姜同仁、吳香芝、鄭芳、劉遠祥、邢尊明、黃海燕等,重點針對體育產業政策的發展變化規律進行了研究.體育產業政策基本概念、體系和發展規律的研究是體育產業政策研究的基礎,相關研究成果對客觀認識和深入研究體育產業政策具有重要作用.
2．1體育產業政策基本概念研究
隨著人們對社會各類事物認識的不斷深入,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體育產業政策的認識和界定也有所不同,政策概念是體育產業政策研究的基礎.上世紀90年代末,有關學者從宏觀經濟視角對其定義,認為體育產業政策是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制定的干預體育產業發展的行動準則,目的是實現體育產業目標[1].體育產業政策是一種經濟政策,對體育產業的發展有重大作用.進入21世紀,各研究領域的相關成熟理論被應用到體育產業政策的研究之中,對于體育產業政策的研究進入新的階段,并進入到微觀政策工具領域.靳英華等人認為體育產業政策是政府和體育主管部門運用各種經濟手段和政策工具,干預體育產業形成與發展的政策,主要根據體育產業發展的客觀要求和自身特點,實現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體育產業目標;國家或地區的經濟體制、政府的意愿和能力、相關體育經濟利益集團等很多因素會影響體育產業政策的執行效果[2G3].吳香芝等人認為體育產業政策是國家或政府為了實現體育產業發展目標,以體育產業為對象,直接或間接干預市場的形成和市場機制的政策總稱[4].吳超林等人認為體育產業政策是以改變體育產業的結構、體育產業行為及其成果為直接目的的一種產業政策[5].叢湖平等人認為體育產業政策是為提高生產效率、提升產業高度、彌補市場失靈、有效配置資源和調整產業布局和內部結構,擴大產業供給能力,確保動態比較優勢的一系列政策體系,主要手段包括與體育產業相關的立法、體育產業稅收和體育產業財政撥款等[4][6G7].目前對體育產業政策概念的描述雖未得到統一,但其基本內涵相對明確.體育產業政策是指國家為實現一定歷史時期的體育產業路線而制訂的行動準則,是國家干預體育產業發展的一種經濟政策,也是國家宏觀領導、優化、調控、監督體育產業發展和運行的重要依據和手段.產業政策對產業發展具有優化資源配置等重要作用,一個國家或地區體育產業的發展,需要政府制定有關的體育產業政策以保障、規范、促進體育產業的長足發展[8G12].
2．2體育產業政策體系研究
政策體系是一個動態系統,政策的數量、表現形式、內容、效力等都會隨著越來越復雜的社會變化而變化,體育產業政策亦如此[4][13].當體育產業政策發展相對滯后,亦或體育產業市場存在缺陷,急需特定體育產業政策指導方向時,就需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體系,使體育產業的發展有規可循.鮑明曉等人認為體育產業政策主要包括體育資產管理與開發政策、體育投資政策、體育市場管理政策、體育稅收等政策[8].叢湖平等人認為我國的體育產業政策應包括產業組織政策、產業結構政策及產業發展政策,而體育產業發展政策又包括體育產業布局政策、體育產業投融資政策、體育產業財稅政策、體育產業人才培養政策和體育產業收入分配政策[6].韓文星等人認為我國體育產業政策的內容包括體育產業組織政策、體育產業結構政策、區域體育產業發展政策、體育財稅政策、相關配套保障政策等[14].鄭芳等人將產業關系政策、產業運行政策、產業發展政策這三個維度作為基本政策構架進行研究[10].高巍(2014)、王俊敏(2014)等人將體育產業政策體系分為不同的時代背景下體育產業政策特點、體育產業政策發展因素、體育產業政策手段、體育產業政策內容5個方面進行研究.從以上研究內容可以看出,學者針對不同劃分標準對體育產業政策體系進行研究時,容易將體育產業政策內容與政策體系混淆.內容是事物所包含的實質性的事物,體系則是一種標準,體育產業政策體系是由體育產業政策內容、政策手段、影響因素等構成.因此將政策內容或政策手段等同于政策體系進行研究就顯得較為狹隘.對體育產業政策體系進行研究時,需要在設計上遵循某一類理論制定出符合標準的分類原則,按照政策學原理,合理進行體育產業政策系統化和體系化的動態性和實用性研究.
2．3體育產業政策發展規律研究
我國體育產業政策在不斷調整和演變的過程中,表現出一定的發展規律.體育產業政策發展規律是優化我國體育產業政策的重要環節[15].葉金育分析了體育產業財稅政策的作用規律,他認為我國體育產業財稅政策工具類型和性能使用不足,即工具的組合運用程度弱,需要使用收入型政策工具與支出型政策工具,在政策工具內部進行多種政策子工具的組合配置[16].姜同仁分析了體育產業政策的調整規律,他認為新常態下,國家體育產業政策正加快調整步伐,產業地位更加突出、產業目標更顯明確、產業任務更切實際、產業措施更為有力;地方政府緊跟中央要求,目標定位更加清晰,執行措施不斷完善[17].燕飛分析了我國體育產業政策變遷規律,他認為:社會環境的改變是體育產業政策變遷的根本動力,政府的宏觀調控是體育產業政策變遷的基礎動力;多元利益格局的博弈和社會監管機制的缺失將影響新的體育產業政策的執行效力;體育產業政策發展中應該積極發揮民間智庫的監管和中立性作用,確保產業政策實施的效力[18].
3關于體育產業政策本身的研究
關于體育產業政策本身的研究論文有82篇,占比61％.王俊敏、高巍、張秀紅等認為根據體育產業政策本身包含的不同內容,可大體分為體育產業政策組織、結構、布局和技術四個方面,還可進一步細分為體育產業結構、布局、組織、技術、中介、體育用品業政策六個方面[15][19G20].合理的體育產業結構是體育產業發展的前提,產業結構是指產業間的相互聯系和聯系方式[27].據蔣喆彥2008年的統計數據,我國共有100多份體育產業結構政策,可分為體育經營活動管理辦法類、體育市場管理條例類、體育競賽管理條例類等六個類別[22].根據«中國體育及相關產業統計»文件可以判斷,我國體育產業結構政策有體育管理活動、體育競賽表演活動、體育健身休閑活動、體育場館服務、體育中介服務、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等十一大類[23].本文以體育產業政策本身的分類進行研究,即體育產業政策結構、布局、組織、技術四個方面進行闡述,其中將中介業、用品業等列入體育產業結構政策之中.
3．1體育產業結構政策的研究
體育產業結構政策始于20世紀90年代,目的是利用產業結構政策調控經濟運行,使體育產業結構更加合理化.研究我國體育產業結構政策的論文有45篇,占比54％.九五期間,我國以競賽表演業為主導,開始探索制定和運用產業結構政策.1992年,國家體委在學習了鄧小平講話和十四大精神后,開始意識到體育體制改革的重要性.隨后,國家體委頒布了«關于深化體育改革意見»,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調整體育產業結構.1994年,周小洪、曹締訓、楊永德等人首次對體育產業結構進行較系統的研究,第一次較明確地指出結構政策是構成體育產業政策的核心.陳林祥(2007)、鄭志強(2010)等認為體育產業政策應該將健身娛樂業作為主導產業,重點扶持競賽表演業和體育培訓業,以競賽表演業帶動體育中介服務業和體育金融保險業,通過市場來調節體育用品制造業和體育用品銷售業,適度發展體育彩票業.體育產業結構政策是體育產業政策的核心部分,可以規劃體育產業結構的演進目標,實現資源的重點配置,引導體育產業向更廣和更深的方向發展.相關研究成果已經由早期政策宏觀的描述向越來越具體的體育產業資源配置方面轉移,在以后的研究中將會延伸到我國體育新興產業、主導產業、戰略產業結構等諸多方面(蔣喆彥,2013;王俊敏,2014).
3．2體育產業布局政策的研究
關于體育產業政策布局的研究共有31篇,占比37％.產業布局政策即產業空間配置格局的政策,產業布局政策的內容包括地區發展重點產業的選擇和產業集中發展戰略,其政策形成與特定的社會經濟發展程度和當地自然資源稟賦有關(鄭志強,2014).袁春梅,楊依坤等認為體育產業布局政策的實施,會使部分地區因得到政策性扶持而快速發展,而另一些地區受自身客觀因素的制約發展會較為遲緩;因此,為確保各地區體育產業的均衡發展,正確引導和規劃體育產業的發展,加強對體育產業的宏觀調控具有重要作用[24G25].鄭志強則認為體育產業需要政府部門做出戰略性布局,政府通常更強調產業布局的非均衡性,針對不同地理區域的體育產業發展優勢制定出符合全局性的戰略性布局,如東部地區以體育用品業和體育運動休閑業布局為主,并向服務業升級轉型,中西部和西部地區的體育產業布局尚未形成[26].近幾年學界主要是圍繞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區域,全面規劃布局體育產業發展,積極推進區域體育產業協同發展,加強京津冀、珠三角、長三角、以及海峽西岸等體育產業圈建設等方面進行研究.童瑩娟等總結了東部省份體育產業的行業布局,并對環渤海地區、長三角地區和泛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體育產業布局進行了研究[27].宛玲玉等對萊蕪市體育產業結構和布局政策進行了研究,提出規范蕪湖市體育產業市場,整合蕪湖市體育用品生產企業,樹立蕪湖體育產業品牌,創新發展體育運動模式[28].徐海濤、張東立等對河北省沿海地區休閑體育產業發展路徑進行探討,尋求由自然發展型到外力推動型產業發展路徑的具體對策,以適應河北省沿海地區綜合發展規劃和京津冀經濟的綜合要求[29].從以上研究得出結論,體育產業布局政策的研究由政府對地方實施的均衡性向非均衡性轉變,從地方優勢產業到準確定位國家核心區域產業轉變,從國家層面向更廣闊的國際層面轉變.
3．3體育產業組織政策的研究
體育產業組織政策是政府為實現特定體育產業發展目標而對某一產業采取的鼓勵或限制性的政策措施和手段,其主要目的是在體育產業內形成有效的競爭機制,一方面要保持充分的市場競爭活力,另一方面還要確保有效利用規模經濟以促進體育產業綜合發展(鮑明曉,2004;柴萍,2010;韓廣義,2014).但是我國體育產業組織政策方面的研究論文僅有5篇.體育產業具有較大的特殊性,尤其是職業體育本身具有自然壟斷性,大型體育賽事需要各種公共資源的投入.曹可強(2004)、鄭志強(2010)等認為體育產業組織政策的目的是通過政府適度干預體育企業達到優化體育產業資源合理配置[30].蔣喆彥統計了我國40余份體育產業組織政策,并進行細分:經營性單項管理辦法類(保齡球、網球、足球等項目管理辦法);經營性體育場所管理辦法類;體育經紀人管理辦法類,以及其他類別[22].叢湖平,鄭芳等[10]認為體育產業組織政策屬于產業運行政策的子系統,體育產業組織政策是政府為了實現某一體育經濟目標所采取的措施,是政策得以具體運行的前提條件.通過現有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學術界對該領域的研究極為不足,對政府行為及部門管理的研究偏少,依然偏重于表面、宏觀層面的描述,對微觀的、深層的體育產業政策研究相對欠缺.
3．4體育產業技術政策的研究
產業技術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引導、促進產業技術進步.它以產業技術進步為直接的政策目標,是保障產業技術有效發展的重要手段.體育產業技術政策是為了促進體育科研技術的運用和推廣,鼓勵和規范技術創新、支持技術研究和開發.1987年國家體委«體育科學技術研究成果管理條例»,明確提出“體育科技成果進入市場”的規定,體育科研成果的轉讓按照國務院的«關于技術轉讓暫行規定»執行.之后,體育產業技術政策均分布在«奧林匹克標志保護條例»、«體育場所開放條件與技術要求»等為數不多的幾部政策中.學術界關于體育產業技術政策的專門性研究僅2篇.即便是其他體育技術政策的研究成果中,對體育產業技術政策研究的涉及也非常少.盡管目前有關于體育產業技術政策的研究和論述,但是很多內容討論的并不是產業經濟學意義上的科學技術政策,而是一般的體育技術標準,對體育產業技術和體育產業技術政策發展的指導意義并不強.今后對體育產業技術政策的研究應該集中在鼓勵技術創新和科學技術轉化,以及體育產業技術對體育產業組織、結構和布局的影響等若干方面.
4關于國外體育產業政策的研究
總結國外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對我國體育產業政策的優化具有比較重要的借鑒意義.但目前國外體育產業政策相關研究很少,國內學者只能從一些有限的研究文獻和部分政策文本中了解國外體育產業的政策狀況.由于國外文獻獲取途徑和獲取資源的限制,國內學者對國外產業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10年,而且數量也不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李軍等[31]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轉型后俄羅斯體育產業政策的主要特征及相關內容,對其社會經濟背景也進行了較詳細的階段性分析,論述了俄羅斯體育產業政策的特殊傾斜性,以及體育產業政策適時的調節性.吳香芝、張林[32]以美國、英國、日本、澳大利亞、韓國為例對體育服務產業政策進行了較全面和系統的分析,并重點從產業經濟學、產業政策理論以及體育政策理論和實踐等方面總結和論述了國外體育服務產業政策發展的經驗.劉小平、陳華榮等[33]對歐盟«體育白皮書»進行分析和研究,從中抽取出體育產業發展相關內容,借以討論我國體育產業政策制定和實施應該充分考慮相關利益團體的參與性.楊榕斌[34]通過對澳大利亞體育產業相關政策的分析,認為當前我國應該有效推進體育產品和服務標準化建設;提供體育產業配套發展政策;注意體育產業政策的差異性等重要問題.程麗麗、姜天慧[35]從國外體育產業風險投資的角度,論述國外體育產業投資的支持政策、發展現狀及法律制度.以上研究成果均表明我國需借鑒他國體育產業政策發展經驗,以促進我國體育產業的科學發展,但是目前我們對他國某類或某項具體體育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的科研成果很少.
5關于體育產業政策作用機制的研究
我國體育產業政策作用機制的相關研究論文僅9篇,占比7％.到目前為止我國已經有一些關于政策作用機制的研究,同時還有其他行業政策作用機制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為體育產業政策作用機制提供了一定的依據和參考.比如丁煌、陳振明、李春成等普遍認為政策的執行過程與政治密切相關;倡導要建立一種良好的多方社會主體可以互動的政治體系.他們將政策的作用機制過程看成一個系統,政策執行過程和執行效果都分別反饋到政策制定和執行環節,進而調整政策作用機制,以達到提高政策執行效果的目的.陳波、王浣塵、章新華等認為,在產業政策的信息傳導中,政策相關信息會出現偏離,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信息失靈,進而將會影響政策效果的發揮[36G37].關于體育產業政策作用機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幾年,這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學者對我國體育產業政策執行效果的重視.主要研究學者有吳香芝、叢湖平、邢尊明、姜同仁、黃海燕等.吳香芝主要借鑒了政策執行理論和相關產業經濟學理論,分析了我國體育服務產業政策的作用過程,指出體育服務產業政策制定機構和執行機構,在體育產業政策作用機制中具有核心作用,而且強調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要聯合多部門參與政策的制定和執行[38].邢尊明(2016)、陳曉峰(2017)等借鑒了近幾年政策研究領域比較提倡的政策擴散理論分析了我國體育產業政策的作用機制,認為我國地方各級政府在制定和執行政策的過程中,會受政治動機、政績動機、尋租動機、產業動機的影響,闡述了政策跟進、政策競爭、政策模仿、政策學習和政策創新等擴散機制類型[39].朱啟瑩、黃海燕分析了«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這一具體體育產業政策的短期政策作用機制,認為對資本市場有較明顯的短期正向沖擊,且有一定的持續性.
6關于體育產業政策效果的研究
我國體育產業政策執行效果的研究比較晚,在2000年以后,人們才意識到體育產業政策執行效果的重要意義,逐漸出現相關研究.目前專門研究體育產業政策執行效果的論文只有4篇,占比3％.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體育產業政策的統計數據不健全,以及體育作為交叉門類過于繁雜的特殊性學科,學術界對體育產業政策執行效果的評估方案產生了爭議.如吳香芝在對體育服務產業政策執行效果進行研究時,提到從經濟增長指標中剝離出體育的影響因素很難,故選擇了模糊綜合評價法,即基于非政策目標的綜合評價法,對受到多種影響因素制約的體育產業發展狀況做出總體評價.有學者認為此種評價不具有針對性,指出要用管理學、經濟學等方法評估體育產業政策的執行效果,還有學者認為應根據政策制定的不同維度評估體育產業政策執行效果.另一方面研究者要想真正了解現階段的政策制定、傳導、執行、效果等,就需要對政策的決策者,即政府行為、利益集團博弈關系、規避政策等潛在性的問題進行分析.但受各種因素的制約,學者通常難以掌握這些問題的真相,給科學研究增加了難度.盡管體育產業政策執行效果的研究存在很大難度,但是依然需要從現實發展的角度對之進行評價.較早對體育產業政策效果評價進行研究的是仲春、劉晶、宋福林、周波等人,他們主要從宏觀經濟學層面分析其執行效果,對體育產業政策效果的評價標準進行分析和探討,認為落實相關體育產業政策的成本低則有效,否則無效[40].一般政策學家則認為政策執行效果反映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在一定的政策環境下,根據各相關執行機關制定的產業目標與實施產業政策效果一致則有效,否則無效,甚至起反作用[41].在體育產業政策研究中,主要進行籠統的定性效果評價,有些專家認為政策效果是體育產業政策執行主體導致的,易劍東對我國體育產業政策執行效果進行了評價,他認為我國體育產業政策的總體效力“較好”;體育產業政策本身的質量、政策執行主體的執行力、政策客體對政策的配合和支持度等處于“一般”水平,政策環境對體育政策執行效力所起作用處于“較好”水平[42].林建君,李文靜對東、中、西部地區體育及相關產業絕對總量政策傾斜優勢進行分析,認為我國體育及相關產業總量增長顯著.東部地區體育用品、服裝、鞋、帽銷售部門政策傾斜優勢最為顯著,中、西部地區體育建筑業最為突出.我國東部地區具有體育產業政策超前發展優勢[53].吳香芝對我國體育服務產業政策執行效果進行了評價,判斷我國體育服務產業政策體系是否推動了體育服務產業的發展[44].通過李克特量表進行評價,判斷出我國體育服務產業政策的整體執行效果,以及在各類業態中發揮的效果;并分析了各種影響因素,即政策方案的設計、政策環境、政策執行者狀況和政策作用對象狀況;認為我國體育服務產業政策在健身休閑、體育賽事等不同領域發揮的作用不同,不同因素對執行效果的影響程度也不同[45].
7對我國未來體育產業政策研究的啟示
7．1由研究政策本身向研究執行效果及作用機制轉變
我國大部分學者已經認識到體育產業政策對體育產業發展的積極影響作用,學術領域對體育產業政策基本問題和政策本身的分析和探討較多,對體育產業政策效果及作用機制的研究比較欠缺,表現出研究的不平衡性.根據現階段我國體育產業政策的研究狀況可以看出,我國體育產業政策作用機制和政策執行效果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同時也體現出一定的研究難度.隨著體育產業政策受重視程度的不斷提高,將會有更多的學者開展體育產業運行機制和執行效果方面的研究.對產業政策運行機制和執行效果的研究應該借助政策學、組織學、社會學、管理學、經濟學、統計學等理論,為優化體育產業政策運行機制和提高體育產業政策效果提供理論框架和應用性工具.對體育產業政策作用機制的研究應根據社會的結構性變化,分析同利益需求者,權衡政府與社會各利益集團的關系,加大對各級政府行為的研究.
7．2由宏觀論述向具體體育產業資源配置方面轉移
從我國現有體育產業政策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對體育產業政策基本問題的研究還是對政策本身的研究,描述性分析較多.通常情況下借助產業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將體育產業政策分為體育產業結構政策、組織政策、技術政策和布局政策等進行論述,與此同時又按照不同的行業特點進行劃分.但是能繼續細化到對具體體育產業經營具有實際操作價值的成果很少.而在現實中具體的體育產業類別對政策的實際需求不同,具體體育產業資源的配置方式存在較大差別.不同產業類型的結構、產業績效和企業行為等差異很大,對此可采取不同的政策.如體育用品業、體育健身休閑產業、體育中介業等需要專門的政策研究以促進其良性發展.在近幾年的研究成果中,已經體現出具體單體體育產業相關政策的研究成果增加的趨勢,在未來幾年中這也應該是體育產業政策研究的重要內容.
7．3由理論移植、學科借鑒向服務國家體育產業發展實踐轉變
隨著政府對體育產業發展的重視,陸續出臺了«體育發展“十三五”規劃»、«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群眾冬季運動推廣普及計劃2016－2020»、«促進消費帶動轉型升級的行動方案»、«關于加快發展健身休閑產業的指導意見»、«冰雪運動發展規劃(2016－2025年)»等關鍵政策文件,其中提出“全民健康”、“國家新常態”、“一帶一路”、“側供給性改革”等現實需求.體育產業政策研究的方向也隨之發生了相應的轉變,例如對體育產業布局政策的研究,開始由政府對地方實施的均衡性向非均衡性轉變,從地方優勢產業到準確定位國家核心區域產業轉變.體育產業政策研究更側重于具體產業形態和實操性的研究,如圍繞戶外運動、體育產業基地、體育主題小鎮等具體實踐進行研究,向契合國家需求的體育產業政策方向轉變,向服務國家體育產業發展的實踐與現實需求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