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農業技術控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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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民的“雇傭工”地位的產生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集體化時期，我國采取以農補工、優先發展工業的國家發展戰略，農村變成了城市工業發展的大后方。另外，戶籍制度對人口自由流動的限制，導致農民被牢牢地固定在了土地上。當時，國家以“定購價”對農副產品實行強制性收購，并限制市場性交易。與此同時，集權經濟體制下的國家政府也以其特有的權力成為現代農業技術推廣的主體，現代農業技術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和傳播，農產品產量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國家對化肥等農用生產資料實行低價薄利的價格政策，這可視為對低價收購農副產品的一種回報。從50年代到70年代末，各類化肥的供應價基本趨勢是“穩中有降”，這與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穩中有升”一樣，曾被宣傳為“政府對農民群眾的關懷”［1］。經過二十年的集體化時期國家總共從農村獲取了6000億元的發展資金，由此奠定了我國城市工業發展的基礎［1］，而農村和農民則被嚴重地邊緣化。農村在這個過程中成了國家視角的現代化建設［2］的犧牲品，農民作為技術使用的主體卻不能得到應得的利益，變成了城市的“雇傭工”。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進入了市場經濟發展階段，政府對市場的限制性影響逐漸減弱。集體化時期，作為現代農業技術主要供應主體的供銷社等逐漸轉歸私人所有，這些個人也通過不同的途徑進入了市場，和市場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市場也就取代政府成為現代農業技術的供應主體，作為市場細胞的企業也重新登上了歷史的舞臺，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1982年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由于現代農業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重要作用，農業生產獲得了短期的經濟效益，而并非我們通常所認為的勞動力組織方式的變革促使農業生產獲得了奇跡般的增長。黃宗智在上海市松江縣（現為松江區）的調查及其研究和分析證明了這一觀點。他認為轉向農業生產家庭責任制并未帶來松江地區產量的顯著上升，農業產量在集體化生產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就已經達到頂峰，20世紀80年生的巨大變化是通過農業過剩勞動力的轉移而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全國其他地區與松江的差異不在其實質，而在時間上的先后。先進地區較快地從新的投入和技術突破中得到好處，而后進地區則相對較慢。如果松江的經驗確實代表了全國發展趨勢的預演，那么，我們在分析1979年至1984年全國性的進展中應多看技術因素［3］。與此同時，農業生產對現代農業技術的依賴性也不斷增強，農戶不得不通過大量增加生產性資本的投入來提高糧食產量，因此，現代農業技術也迎來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眾所周知，企業是以營利為目的的，隨著種子、化肥、農藥等現代農業技術使用量的增加，其市場供應價也在不斷提高，因此大大增加了農業生產的成本，而此時農產品的價格卻沒有得到有效的提高，導致農民增產不增收。與此同時，政府稅收制度在執行過程中的畸形發展，讓農民苦不堪言。農村在經過了短暫發展之后，再次陷入發展的困境。農民在現代農業技術方面的投入并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農業生產所產生的利潤被市場無情地攫取了。2006年，我國稅費制度改革，取消了農業稅，與此同時，國家也開始實行良種補貼、農機補貼等農業方面的惠民政策，希望穩定農業的發展。但實際情況卻是，這些補貼政策并沒有真正起到“穩定劑”的作用，因為它們根本應付不了現代農業技術市場價格提升帶來的影響，國家的補貼被市場以提價的方式剝奪了。另外，雖然政府給科研機構提供了很多科研資金，但實際上，科研機構的研究成果中有一部分卻以商品的形式進入了市場，變成了企業賺取利潤的工具，根本沒有真正起到惠農的作用。另外，國家取消農業稅后，企業就成了主要的稅收對象，國家對企業稅收的增加必將使企業將一部分稅收以提價的方式轉嫁到農民身上，這樣，農民無形中就成了被征收對象。由此可見，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成了現代農業技術的主要受益者，而農村則依然被排除在受益群體之外，農村在這個過程中變成了市場經濟體制的犧牲品，農民成為市場的“雇傭工”，依然得不到應得的利益。

二、城市和市場對農民的控制作用分析

通過以上研究和分析發現，農民始終處于“雇傭工”的地位，被城市和市場控制住了，而現代農業技術則成了控制農民的工具。農民雖然是現代農業技術的應用主體，但卻被排除在受益群體之外。農業生產增產不增收，導致農民對土地的感情越來越弱，進而導致土地的資本性質逐步降低。從實際調查發現，土地已經由發展資本變成了一種簡單的生存資本，農民現在種地更多的是為了獲取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口糧，而不是為了獲取進一步發展所需要的資本，農業已經徹徹底底地變成了農民眼中的“副業”。從農民的視角來看，土地的資本性質逐漸降低的原因是貨幣的資本性質正在逐步增強，而他們對貨幣的需求量和依賴性也越來越大。計劃經濟時期，農民的需求層次比較低，基本上處于自給自足的狀態，當時，農業生產既能夠滿足農民對食物的需求，也可以換取一定量的貨幣，滿足其對貨幣的基本需求。但是，改革開放以后，城市的中心地位進一步加強，農村則繼續被邊緣化，城鄉差距也越來越大，農民對城市生活也產生了向往，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和質量，這是農民需求層次提高的表現，也是城市的高層次需求引誘的結果，但是，他們并沒有充分的機會去實現自己的夢想。實地調查發現，許多農民開始模仿城市人的生活，建造樓房，購買高檔次的生活用品、衣服等，希望能像城里人一樣。但是，滿足這些需求卻需要越來越多的貨幣的支持，因此，農民對貨幣的需求和依賴性必將越來越強。另外，農民生活方面的支出也越來越大，尤其是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支出。這些都導致農民對貨幣需求的增加。而此時，僅靠農業生產顯然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了，貨幣成為農民追逐的目標。盡管農民對土地的感情變弱了，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并沒有拋棄土地，因為土地依然是他們生活的一項重要資本。為了能讓土地更好地發揮其作用，他們只能繼續選擇使用現代農業技術，而面對現代農業技術價格的不斷攀升，農民只能選擇少用或者使用價格相對低廉的技術，但是，這樣又會影響農產品產量的提高，由此可見，農民根本擺脫不了現代農業技術的控制，他們已經對現代農業技術產生了很強的依賴性，而且他們的實際反抗能力很弱。

三、農民工的“雇傭工”地位的產生

面對現實困境，農民只能依靠自己，用弱者的武器來反抗現實社會。而外部世界對他們來說又是陌生的，他們每走一步，都充滿了風險。但是，他們并沒有退縮，而是鋌而走險，自謀出路，選擇了進城務工，以獲取生活所需要的貨幣。農民進城務工也對農村產生了方方面面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農民生計模式的改變，他們的身份也從一維的“農民”變成了二維的“工人—農民”。農民進城務工主要是為了改善其生計狀況，這也說明原先的生計模式已經不具有可持續性或者繼續發展的希望了，農民對城市生活的向往也說明了他們對現有生計模式的否定。由于農民進城務工是被迫的，所以，農民生計模式也是被迫轉變的。雖然農民工為城市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他們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現如今，農民工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已經成為了社會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其中主要的問題就是：工資偏低，被拖欠現象嚴重；勞動時間長，安全條件差；缺乏社會保障，職業病和工傷事故多；培訓就業、子女上學、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諸多困難，經濟、政治、文化權益得不到切實有效的保障。其實，農民進城務工是為了獲取生活和發展所需要的貨幣，希望有一天能夠擁有像城里人一樣的生活，簡單地說，就是成為一個“城里人”。但是，實際情況卻是，他們根本沒有辦法改變他們的身份和地位，他們實際上成了城市的“雇傭工”，他們依然是很多人眼里的“賤民”。

農民之所以能夠進城務工，從某種程度上說，“受益”于現代農業技術的作用。現代農業技術可以分為“節約勞動型”和“節約土地型”兩類［4］，其中，現代農業機械和農藥屬于第一類，種子和化肥屬于第二類，而農田灌溉既屬于第一類也屬于第二類。“節約勞動型”技術具有省時省力的作用，能夠提高農業勞動的效率，就能夠有時間外出打工；“節約土地型”技術能夠提高土地的投入產出率，這樣，農民就能夠獲得充足的口糧，不用為糧食問題而擔心，這樣，農民就能夠放心地外出打工。另外，隨著現代農業技術水平的提高，農時對農民的限制也在逐漸降低，例如：以前，除草劑必須在種子發芽之前打，而新品種的除草劑則可以隨時打，這樣，農時對農民的束縛作用就減小了。由此可見，現代農業技術的發展為農民外出打工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總體來看，現在的農民被分為兩類：一類是在農村務農的“雇傭工”，另一類是在城市務工的“雇傭工”。城市和市場通過現代農業技術的推廣應用，把農民控制住了，農民已經被納入到了市場體系中來，他們已經不能繼續維持他們以前那種自給自足的生活了。由于作為農村發展主體的農民正在經歷著改變，所以，農業文明也必將受到嚴重的沖擊，技術文明正在從各個方面包圍著農業文明，技術進步和經濟進步的要求最終必將宣告農業文明的消亡［4］。

四、結論

在我國現代化建設的不同時期，城市和市場分別成為現代農業技術的受益者，而農民則始終被排除在受益群體之外。因此，在實踐層面上，應該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制定適合農村的扶持政策和發展政策，保證農業生產資料市場的穩定，降低農業生產的市場風險，增強農民對市場的抵抗力，讓農民真正成為受益的主體。另外，還需要重視農民工問題的研究，盡快還他們以國民待遇。總之，就是要改變農民的附屬地位，讓他們真正成為發展的主體，并最終成為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