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農區工業化農業發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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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導論

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東南沿海地區憑借其自身良好的區位優勢，并充分利用改革開放的優惠政策，從而抓住了難能可貴的發展機遇，率先進入了經濟增長的快車道。而與此相對，在廣大中西部地區，還存在著眾多發展水平比較落后的欠發達地區，傳統農區就是這一類地區的主體。從長期發展角度來看，如果這種區域發展失調的狀況不能及時得到改善，勢必將嚴重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的動態均衡，進而制約經濟整體發展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因此，如何根據傳統農區的自身特點，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選擇科學可行的發展路徑，以加快這類區域的工業化進程，進而實現整個區域經濟社會上的全面轉型，縮小與發達地區之間的差距，已成為現階段我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1.1選題意義

而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研究我國現階段傳統農區的發展路徑問題也具有較大的理論意義。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大都以新古典經濟學派的模型為基礎，將資本與技術視為發展的關鍵所在，同時又極力推崇政府強有力的干預作用；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則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出發，竭力強調制度（包括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在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主張將市場經濟制度作為配置資源的基礎性手段；此外，以比較優勢理論為基礎的傳統貿易理論給出了落后國家和地區通過尋找自身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從而獲得經濟增長的途徑，但它在如何發現這種比較優勢方面，以及在眾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比較優勢基本相同的情況下如何促進本國或本地區的發展問題方面卻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此外，從國內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大部分研究二元經濟轉型的學者都是從整個國家出發來研究轉型與增長問題，缺乏對國家內部不同類型區域之間的對比研究，即使有也很少能站在欠發達區域的角度考慮問題，這樣就不容易發現影響欠發達國家和地區轉型與發展的真正原因，自然也就很難為這些地區尋找到一條具有較大實際操作價值的具體發展路徑。因此，本文認為，如果能在綜合利用這些現有理論成果的基礎上，構建出一個有關傳統農區經濟社會工業化與轉型發展的分析框架，從而給傳統農區如何啟動工業化、如何轉型，兩者的步驟與次序以及整個過程中的動力機制問題都找到一個較為合理的經濟學解釋，并提出一些具體可行的對策建議，應該說在理論上也是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

1.2本課題國內外研究現狀

關于工業化與農業關系問題的闡述，劉易斯在((二元經濟輪))中認為，農業是被動的、附屬的部門，經濟增長的源泉主要來自工業，農業部門只是起著輸送剩余勞動力的作用。之后，美國的拉尼斯和費景漢對此作了補充，海亞密和拉坦則全面地分析論證了工業化對農業的各方面影響，他們認為，工業化對要素市場的影響也許比對產品市場的影響更加顯著，工業發展增加非農業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由于工業專業化和分工的進一步發展，新知識應用的結果，使工業部門生產的現代農業投入，如化肥、機械的成本不斷降低。不斷發展的工業經濟還通過提高支持農業研究的能力，扶持農村普通教育和生產技能教育的能力，支持發展更有效的交通和通訊系統的能力，進一步加強為農村服務的自然和社會基礎設施的能力，從而對農業生產率提高作出貢獻。國內學者認為，中國城鄉分割的工業化發展并沒有從根本上帶動傳統農業的改造，在農村單一經營條件下，工業的發展也未獲得穩定提高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支持。在整個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屏弱的傳統農業與高速推進的工業化之間的矛盾，成為整個工業化、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基本矛盾。所以中國農業現代化必須走農村工業化之路。因為，農村工業的發展不僅對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有重要作用，而且對農業的穩定發展有巨大作用。農村工業是從農業里土生土長出來的，農業是農村工業的母體，而農村工業的發展，又帶動了農民收入的提高，推動了傳統農業的改造。農村工業在資金、技術、設備、物質等方面支持農業，成了促進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關于農業現代化路徑的闡述，國內學者認為，中國農業現代化切實可行的路子應該是走自然資源節約，技術優先發展的道路，走生物技術現代化和機械技術現代化相結合，精耕細作的傳統技術和農業現代化技術相結合，機械工具以及半機械工具和手工工具相結合的道路，采取高就業、低成本的技術路線。農業現代化過程，是以農民富裕，縮小工農差距與城鄉差距為目標，以現代科學技術、現代管理手段、現代物質技術裝備武裝農業為支柱，通過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實行集約化經營，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發展農村工業和小城鎮建設，加強基礎設施和服務體系建設等途徑，在國家對農業實施有效保護政策和協調工農業順利發展的條件下，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分階段、分地區、分類型，逐步把傳統農業建設成為適應整個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現代基礎產業，提高農業綜合要素生產率和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實現工農一體化和城鄉一體化。

中國式的農業現代化是農業現代化加農村工業化，其發展道路應該是走集約持續農業、即集約農作、高效增收和持續發展的路子。關于農村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的同步發展問題的闡述，工業化是城鎮化的基本動力，城市的發展主要是靠工業企業的擴大再生產所吸引的人口與資本的聚集，表現為城市規模膨脹、數量增加，即城市的外延擴大。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可持續發展是相輔相成的，城鎮化就是非農化、即農業活動轉化為非農業活動，農村地域轉化為城鎮地域，農業人口轉化為農業人口的過程。解決“三農”問題的長遠出路在于城鎮化。中國的農業現代化除與農村工業化、城市化同步推進，運用現代常規技術、尖端技術與我國傳統優秀技術相結合外，特別強調要采取工程建設的方式，加快改造傳統農業;同時，應在繼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現代化。則對中國的農村城市化、農村工業化提出相反觀點。他們認為，工農一體化、城鄉一體化，以及農村城市化、農村工業化的提倡與推行，不僅在20世紀末、而且在21世紀都是不可能、不必要的。其原因在于，中國人口眾多，二元經濟結構明顯，城市化所需巨額資金難以落實，現有城市吸附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有限，城市隱蔽失業較為嚴重。因此，農村城市化、農村工業化與中國的國情難以相符，超前性太大，可操作性太小。關于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特征，農業現代化在實現生產條件現代化的基礎上逐步向生產技術、經營體制、管理方法和運行機制的現代化轉移。中國農業現代化應是農業、農民、農村三位一體綜合考慮、全面發展。因為中國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根本目標是增加農民收入，增進農民福利，提高農民生活水平。

中國農業現代化應農業現代化、農村工業化、農村城市化、農民知識化“四化”聯動，同步推進，互相促進。其中，農業現代化是基礎，農村工業化是動力，農村城市化是載體。中國農業現代化應實現生產、生活、生態三大效益的統一。面對知識經濟的挑戰，現代農業發展必須充分運用現代科學技術，處理好生產、生活與生態以及人口、資源與環境的關系。關于統籌城鄉發展問題的闡述，國內理論界一致認為，其內涵和實質就是要把城市與農村、農業與工業、農民與市民作為一個整體，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統一規劃中去通盤考慮，把城市和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其相互關系綜合起來研究，統籌加以解決，建立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一體的協調發展。

1.3研究框架與方法

鑒于目前學術界對傳統農區概念的界定含糊不清，本文首先運用了經濟學及地理學的相關研究方法及指標，對傳統農區的區域特征及地域分布作了一個比較清晰的界定。本文所確定的研究方法，就是為達到研究目的所采取的基本手段的復雜性，本文準備采用多種方法來進行研究。

2傳統農區農業人口壓力現狀評估

2.1研究區域的選擇與界定

我們首先明確一下傳統農區的概念。簡單地講，本文所要研究的傳統農區主要是指那些地形以平原為主，經濟以農業（主要為種植業）為主，人口以農民為主的欠發達或不發達地區，主要分布在我國的中西部。這些地區大都身處內陸，缺乏可供開采加工的自然資源，產業結構層次較低，人口眾多但思想相對封閉，自給自足的小農意識依舊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而從具體地理位置上看，根據河南大學耿明齋教授的劃分標準，主要包括“河北和河南境內太行山伏牛山以東、桐柏山大別山以北的地區；大別山和長江以北、隴海鐵路以南的蘇北和淮北地區；山東省境內京滬鐵路以西地區以及縱貫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省中部的廣大地區。實際上也就是東北、華北和黃淮三大平原的全部”。需要指出的是，經濟學所研究的區域是指“便于組織、計劃、協調、控制經濟活動而以整體加以考慮的，并考慮行政區劃基礎上的一定的空間范圍”，“實際使用時常以行政區劃界限為界線”。

2.2傳統農區農業人口壓力評估

現階段，傳統農區要想順利實現工業化與經濟社會的轉型，必須從自身實際出發，探索出一條符合自身情況的、卓有成效的發展道路。就目前來講，通過勞動力外向轉移來帶動本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就不失為一條這樣的道路。正如前文所述，傳統農區人多地少，農業在社會生產中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且生產方式落后、生產力水平低下，農民的思想觀念仍然停留在自然經濟時期，再加上這些地區的二、三產業發展一般都嚴重滯后，無法有效地就地消化、吸收農業領域大量冗余的勞動力，這就又進一步加劇了人地之間的矛盾。所有這一切都決定了勞動力剩余問題是傳統農區實現工業化與經濟社會轉型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歸根到底，一切發展問題都是人的問題，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解決了這個問題，才能以此為突破口，逐步實現農民增收、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等一系列目標。為了對本文的研究對象—傳統農區的農業勞動力剩余的現狀有一個更為清晰、直觀的認識，我們下面利用數學建模中的常用方法之一—AHP層次分析法，建立一個較為完善的指標評價體系，從而對傳統農區（以河南為例）當前的農業人口壓力程度作出一個相對科學的評估，這樣在后面的分析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提出的對策建議也才能更具有針對性與可行性。在人口自身壓力的衡量方面，我們選取農業人口比重、文盲率以及近幾年平均人口增長速度等三項指標作為代表，這些指標雖不能立即對改變當地人口壓力的大小，但卻有著一定的滯后效應，因此也列入考察行列

3博弈因素分析

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伴隨著中國改革進程的日益深入，跨區域的勞動力流動漸成規模。誠然，這種域際間的流動給落后地區的農民帶來了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時不可否認的是，大多數勞動力輸出區并沒有由此而獲得進一步的發展，進而走上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道路。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沒有將“勞動力轉移帶動工業化與傳統農區經濟社會轉型”這種發展機制的前后階段很好地銜接起來，通俗地講，也就是沒有將“富民”成功地轉化為“富區”。那么，制約這種轉化得以實現的障礙因素都有哪些呢？

3.1思維方式與理念

思維模式過于保守，小富即安，是很多傳統農區農民的共同特征之一。一般來講，不到萬不得已，他們不愿意背井離鄉、拋妻別子地出去打工；而一旦被迫外出之后，又通常會滿足于每月的幾百元錢，不思圖作更進一步的發展規劃。務工收入的絕大部分一般也都是用于建房等傳統的家庭支出項目上，這就對傳統農區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產生不了多大的帶動作用，自然也就無法實現經濟社會全面轉型的最終目標。因此，改造傳統農區勞動者的思維固式是推行整個發展機制的關鍵所在。這一方面需要農民自身解放思想，敢于走出兩畝薄田去謀生，敢于到市場經濟的浪潮中接受沖擊和洗禮，敢于有意識地積累創業的資金與經驗，敢于把有限的務工收入投入到創業、擴大再生產中去，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加強引導，尤其是通過培訓、宣傳、教育等方式，引導農民將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自然經濟觀念和小農意識逐步轉變為市場經濟觀念并逐漸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歸根到底，一個地區的發展還是要靠人的發展，只要人的問題解決了，工業化、城鎮化乃至整個傳統經濟社會的轉型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此外，對那些勞動力大量流入的發達地區來講，也需要改變自己長久以來的固定思維模式與思想觀念，這主要體現在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上，即很多崗位都存在著對農民工的歧視現象，大部分農民工只能從事那些苦、臟、累的工作，而很難有機會進入有前途的職位空間，這對務工者的成長是很不利的，而且也不利于整個勞動力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

3.2制度環境與交易成本

如前所述，傳統農區的基礎設施落后，人員思想觀念保守，機構辦事效率低下，小富即安，缺乏長遠的發展目光。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許多縣市年年都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外出招商引資，簽訂的投資協議也不少，但往往能落到實處的不多，能在投資地落地生根、發展壯大的就更少了，這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由于欠發達地區的制度環境太差，不利于企業的成長。傳統農區吸引外出人員回鄉創業，雖說能夠避免一部分交易成本的產生，但如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制度環境建設的問題，不能切實減少企業生產經營不必要的協調成本，傳統農區就無法真正走上擁有自生能力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在這方面，精簡機構，提高效率，加大公共設施建設力度，是傳統農區政府應該著重抓好的主要工作之一。其次，戶籍制度也是限制“勞動力轉移帶動工業化與傳統農區經濟社會轉型”機制發揮作用的障礙因素之一。所謂工業化、城鎮化，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大量勞動力由農業轉向非農業，由農村轉向城鎮，但中國當前的戶籍制度卻并沒有給這種轉變創造多么有利的條件，相反還制約著它的順利實現。近些年來，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逐步推進，城鄉戶籍制度已經開始有所松動，并帶來了明顯的積極性效果，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國內漸成規模的“民工潮”就是最好的例證，其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來說也是功不可沒的。但也不可否認，戶籍制度方面的改革還很不徹底，城市戶口依舊還是阻礙農村勞動力融入現代社會的主要障礙之一。再次，當前的農村土地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傳統農區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步伐。我國目前實行的還是土地國有化政策，土地交易市場還很不完善。據調查，由于在外務工的多為農戶中的主要勞動力，剩余在家的則多是婦女兒童、老弱病殘之類，俗稱“386061”部隊，這些人的勞動能力較差，因此大量的農田只能以極低的價格轉包給別人，還有的甚至干脆處于拋荒狀態，從而給我國本來就比較緊張的耕地資源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費。但如果土地能夠比較順暢地合法交易流轉的話，一來可以使外出農戶免除后顧之憂，并獲得一部分創業啟動資金，二來也可以推動農業的產業化、集中化與現代化經營。當然，土地制度的改革不是一件能夠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政策法規、社會保障等各方面的協調配合，因此，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4農區工業化博弈的選擇

4.1傳統農區產業結構現狀與調整方向

傳統農區主要分布于我國中部、東北以及西部的部分地區，是我國大宗農副產品的重要生產基地。作為一個特定的經濟區域，傳統農區具有明顯的要素察賦、經濟活動等方面的特征。具有自己的結構和功能，包括經濟結構和空間結構。對內其功能表現為區域內的資源配置和經濟活動;對外表現為是國民經濟系統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國民經濟系統的運行中扮演著有別于其他地區的角色。農區產業結構現狀:以河南省為例，2006年全省國內生產總值中三次產業的結構比重為:21:48:31，盡管第一產業比重在過去20多年中降低了20個百分點，但仍然高于全國6個百分點，具有顯著的農業大省特征;河南省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比重為61%，高于全國10多個百分點;城鎮人口占全省人口的25.8%，比全國平均人口低10多個百分點，城鎮化率明顯偏低。從工業內部結構看，一是工業經濟總量雖然逐年增加，但總量仍偏小;二是缺乏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大企業，初加工產品多，深加工產品少;三是工業化程度低，區域內經濟發展不平衡;四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發展滯后，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沒有得到充分有效利用。農區產業結構調整方向:根據區域產業結構變動導向原則及農區實際，顯然，目前農區產業結構調整仍處于資源導向階段，亦即立足本地優勢資源，不斷提升產業層次，走有區域特色的工業化道路。

4.2工業化內涵辨析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等人的研究成果，工業化往往是產業結構變動最迅速的時期，其演進階段也通過產業結構的變動過程表現出來。在工業化初期和中期階段，產業結構變化的核心是農業和工業之間“二元結構”的轉化。在工業化起點，第一產業比重較高，第二產業比重較低。隨著工業化的推進，第一產業比重持續下降，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比重都相應有所提高，且第二產業比重上升幅度大于第三產業，第一產業在產業結構中的優勢地位被第二產業所替代。當第一產業比重降低到20%以下時，第二產業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產業，這時工業化進入了中期階段;當第一產業比重再降低到10%左右時，第二產業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業化進入后期階段，此后第二產業的比重轉為相對穩定或有所下降。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將經歷一個由上升到下降的“n”型變化。C.G.克拉克根據威廉•配第的觀點，依據若干國家一定時期勞動力在三次產業之間轉移的統計資料，得出如下結論: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當人均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時，勞動力便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人們在傳統意義上對工業化的理解，僅指工業部門的工業化。而現代意義上的工業化應該包含兩層含義:一方面是一個時代的標志，即與農業化時代相對的工業化時代。它是指18世紀下半葉，西方工業革命以后出現的一個歷史性發展過程，是以現代工業、科學和技術革命為推動力的，引起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大轉變，它標志著人類生產力發展史上一個新飛躍的開端;另一方面，工業化不僅是工業部門的工業化，而且是國民經濟的工業化，即工業主義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并引起深刻變革的過程。就物質生產領域而言，工業化包括工業的工業化和農業的工業化，正如張培剛同志所言:工業化“可以表明以往兩個世紀中經濟和社會的主要變化，而且將工業發展和農業改革都包括在內。簡言之，工業化包括農業及工業兩方面生產的機械化和現代化”國內外有關專家還根據工業化對經濟和社會影響最大的方面，提出了衡量工業化的標準。他們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否進入工業化社會可用產值(或增加值)標準和勞動力標準來共同衡量。標準之一:國內生產總值中工業增加值比重超過農業增加值比重;標準之二:從事非農產業生產活動的勞動力超過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勞動力。一個國家或地區同時滿足了以上兩個標準，稱其己經進入了工業化社會;如果兩者都不滿足，稱其還處于農業化社會;如果滿足其中之一，稱其進入了半工業化社會。權威專家還認為，工業化不只是工業部門的事情，而是整個國民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的事情。工業發展的重點在“工”，工業化的重點在“化”。化者，乃變革、改進、創新之意，是某個事物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其含義是現代大工業的發展，使一切非工業生產方式轉化為工業生產方式;將國民經濟中原來獨立于工業之外的經濟活動，納入工業發展的軌道;使一切不適應現代工業發展的外部條件和經濟運行機制適應工業發展。現代工業將自給自足的農業“化”為現代市場農業，將大部分農村居民“化”為市民，將傳統農業文明“化”為現代工業文明，是工業化的真諦。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張培剛教授早年曾提出了廣義的工業化定義，認為工業化不但包括制造業、而且包括農村工業和農業現代化，還包括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在內的生產技術和產業結構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并認為農業的生產函數或要素組合方式的進步也是一種工業化進程的表現形式。這個定義的意義在于，對于傳統農業大國而言，尤其是中國，單純以非農業的份額大小來衡量工業化的進程，永遠也不可能超過原有的工業化國家，而這個定義卻說明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即使農業的份額偏大，但農業的技術水平很高，同樣也可以看作是工業化的國家或地區。當然，這并不是說一國可以單純的發展農業成忽視工業部門份額的擴大，隨著居民消費升級即恩格爾系數的下降等過程，工業部門的擴大是個必然的結果，但也不排除一些發展農業生產非常具有比較優勢的地區和國家可以以農業為主。其實這個定義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對于政策的制定而言，追求工業化并不是單純追求非農業或工業的比重的上升，非農業就業人口或工業就業人口的比重的上升，農業的工業化也是工業化過程是所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對于像中國這樣的傳統農業大國，正處在工業化的過程中而其農業又對于國民經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河南大學耿明齋教授也曾撰文指出，科學的農村工業化定義應該是把農村的資源，包括土地、勞動力和農產品等，大量地吸納到工業生產的循環過程中去。由于國民經濟是高度復雜的整體，而計劃經濟體制根本無法完全認識經濟發展內在的復雜聯系，無法顧及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各種內在比例關系，割裂了各產業、各地區之間尤其是城鄉之間的內在有機聯系，從而使得我國的工業發展與工業化嚴重脫節，工業化嚴重滯后于工業發展，形成了有“工”無“化”的格局。相比較農業對工業的基礎作用和貢獻而言，工業對于農業的反哺作用明顯薄弱。眾所周知，由于對工業化內涵的片面甚至錯誤的理解，我國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在戰后工業化起步以及以后相當長的時期里，始終推行以犧牲農業換取制造業發展的工業化戰略。這種戰略從其推行的開始，就對發展中國家戰后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起著強化和加固作用。從另一種意義而言，這種以犧牲農業和農民利益為代價的工業化戰略的實施，又必須以強化“二元經濟結構”作為前提和手段，由此形成了戰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共有的“工業化”一“城鄉分割”與“工農對立”一“二元結構強化”的“累積性因果惡性循環”。因此可以說，不恰當的工業化戰略，是我國“三農問題”得以產生、并形成并呈“積重難返”之勢的重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因此，對我國工業化過程中制定和實施的重大戰略決策加以反思，為走出“三農困境”尋找出路，就顯得十分必要。

4.3農區工業化與農業產業化的區別與聯系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國理論界提出了“農業產業化”的概念。1995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論農業產業化》一文中，把農業產業化定義為“以國內外市場為導向，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對當地農業的支柱和主導產品，實行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一體化經營、社會化服務、企業化管理，把產供銷、貿工農、經科教緊密結合起來，形成一條龍的經營體制”。以此為指導，我國農業及農村產業結構逐步得到調整和優化，促進了農業和農村經濟增長。但理論與實踐的結果也表明，農業產業化遠非農村工業化，它著重解決的是如何使小生產與大市場對接的問題，而較少涉及產業升級問題。農業產業化是把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等環節連成一體，形成有機結合、相互促進的組織形式和經營機制。一是在生產組織形式上，將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諸多環節通過利益紐帶聯結為一個完整的產業系統;二是在經營方式和經營內容上，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實行種養加、產供銷、貿工農一體化經營;三是在生產經營目的上，提高產業化組織整體經營利潤，使農業的增值能力和比較效益得到提高，逐漸形成農業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良性循環機制，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目標。農區工業化則是農區工業的興起與發展，并推動整個農村經濟和社會進步的過程。為了改變二元經濟結構，使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資源能充分發揮效能，使農民能盡快脫貧致富，在搞好農業的同時，由農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依托市場，依托農村小城鎮，發展農村現代工業，使從事二、三產業的勞力占到農村總勞力的絕大部分，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農村基本實現城鎮化，農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基本達到城市水平。實現了農業產業化不等于實現了農區工業化。當前，我國農業產業化的內涵、組織形式、經營體制都還很不完善，還不能說實現了農業產業化經營，特別是經濟落后地區，農業產業化發展水平更低，即使實現了農業產業化，也不等于實現了農區工業化，離農區工業化也還有一段或長或短的路要走。就農業產業化自身而言，也只是僅僅強調了“產業化經營”這個微觀層次概念的研究和實踐，而距離宏觀層次的農業產業化還相差甚遠。農業產業化與農區工業化盡管存在著上述區別，但是，兩者之間還有著重要的聯系。首先，農業產業化與農區工業化具有相同的經營規則。農業產業化與農區工業化都是市場經濟的產物，都是和市場經濟相聯系的。

在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體制下，農業產業化與農區工業化都無從談起。因此，農業產業化與農工業化都要按照市場經濟的經營規則進行經營。其次，農業產業化是通向農村工業化的重要途徑。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同樣，農業是工業的基礎，沒有農村農業經濟的發展，就很難有農村工業經濟的發展。通過農業產業化經營，可以快速發展農村經濟，農業產業化是通向農區工業化的重要途徑。第三，農區工業化是農業產業化的繼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僅僅依靠農業產業化是不夠的。其實隨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農業產業鏈條的拉長，農業產業化必然會走向農區工業化，農區工業化是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農業產業化發展的繼續。總之，農業產業化和農區工業化之間雖然存在著區別，但更重要的，它們是相互聯系、相輔相成和互動的。農業產業化是農區工業化的基礎，農區工業化是農業產業化的延續，農區經濟發展是農業產業化和農區工業化的必然結果和最終目的。離開農業產業化的基礎性作用，試圖在傳統農業的基礎上實現農區工業化是不可能的。同樣，離開農區工業化的帶動作用，要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也是不可能的。由以上分析可知，傳統農區加快推進工業化，是加快本地區經濟持續增長、盡快縮小與東部發達地區差距的首要選擇。結合區位優勢、產業結構特點和發展基礎，傳統農區在工業化發展初期，應使工業化與推進農業現代化(甚至包括城鎮化)相結合，以避免有“工”無“化”、工農割裂的局面再次出現。綜觀世界不同國家工業化和城鎮化道路，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之前都曾有過一場農業革命，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是在農業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情況下進行的，結果后者出現了城鎮繁榮與鄉村貧困并存、城鄉差距懸殊、地區發展極不平衡的現象，使得工業化難以為繼。人類社會發展史表明:工業化推動城鎮化，城鎮化帶來了農業現代化(尤其是農業環境現代化)，而農業現代化又有效解決了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基于以上分析，認為，傳統農區在調整產業結構、選擇工業化發展路徑時，應著眼于工業化與推進城鎮化及農業現代化相結合，通過加快工業化、城鎮化及農業現代化進程，以期達到用工業化解決農區農業比重過大問題，用城鎮化解決農村富余勞動力出路問題，用農業現代化解決農業的效益問題的結果。

5對策與建議

1、調整產業結構，擴大對第三產業的投資

從前面的計量分析以及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軌跡看，第三產業不僅是現代國家經濟結構的主體，也是勞動力就業的主要部門。我國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即使在所謂的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也是這樣，這就一方面對工業化的推進形成制約，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傳統農區勞動力轉移的就業空間與居住間的擴大。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時間，國家應加大對第三產業的投資，促使第三產業加快發展，從而為傳統農區的勞動力轉移與經濟發展、社型創造有利的條件。

2、加大對傳統農區的教育投入，尤其是要增加農村地區的人力資本存量

教育水平的提高將是改造傳統農區農民封閉落后的小農意識的有效途徑之一。傳統農區農業勞動力大量過剩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農民文化水平低下，導致思想不夠開放，不敢輕易離開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幾畝薄田外出闖蕩謀生。一旦他們的文化素質上去了，了解的信息增多了，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會在綜合權衡利弊之后打消原先的顧慮，勇敢地離開土地到市場經濟的廣闊天地中去謀生。此外，隨著現代產業的發展，知識、技術的更新速度不斷加快，這對勞動者素質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因此，傳統農區勞動力要想順利實現轉移，必須達到現代化產業發展所必需的素質要求，否則就會出現低素質的農村勞動力供給與高素質的城市勞動力需求之間的矛盾，對勞動力的轉移產生不利影響。再次，轉移后的勞動力究竟能否迅速積累起必要的資金與能力，從而實現由單純的打工者向創業者的身份轉變，最終帶動整個傳統農區的工業化進程與社會轉型，也需要有非凡的魄力與開放的思想作保證，而這又是離不開對教育層次的要求。據統計，目前傳統農區農民人均受教育水平不到8年，而一個人的收入與其所受的教育是成冪指數增長的，這就導致了農民祖祖輩輩都無法擺脫窘困的生活，因此教育對傳統農區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來講是極為重要的。然而因為教育收益滯后性的存在，農民往往不舍得大力投資，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合理加以引導。除了義務教育不可松懈之外，加大對農民技能培訓的力度也是提高傳統農區人力資本存量的重要途徑之一。農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不但會有利于農村的進一步發展，更有利于城市和整個社會的穩定和長遠發展。

3、拓寬就業渠道，注重后期轉變，引導整個發展機制逐步穩妥地推進

即使在信息流通高度發達的今天，不對稱的現象依然存在，處于相對封閉、閉塞環境中的傳統農區農民更是深刻感受到有效信息的匱乏。據調查，目前絕大部分外向流動的農民所利用的信息途徑都是親友、同鄉等所謂“人帶人”的傳統信息機制，效率可想而知，政府的作用還沒有充分體現出來。因此政府必須最大限度地利用的特殊地位，充分發揮在對外交流、合作方面的優勢，及時將外界的有效信息傳達給農民，并根據用人單位的需要加以適當的教育培訓，從而保證前期流轉的順利進行。此外，在引導外出勞動力“智力回流、返鄉創業”階段，也需要政府把握好合適的回流時機，選擇好合適的回流對象，更重要的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尤其是要切實提高辦事效率，降低一些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從而為企業在傳統農區的生存成長、發展壯大創造最適宜的制度環境。

4、大農民減負力度，切實提高農民收入

表面看來，似乎這應該是傳統農區引導剩余勞動力向外流動的目的與結果才對，但事實上，只有農民的人均收入達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夠有能力向外轉移。可以說，滿足一定量的收入水平是傳統農區勞動者成功外向轉移的必備條件之一，是其“轉移能量”大小的主要標志之一。如果僅從勞動力“轉移動機”的角度看，似乎城鄉收入差距越大，對傳統農區勞動力的吸引力也就越大，從而也就越有利于勞動力的外向轉移，但事實并不是這樣，因為僅有轉移動機尚不足以形成傳統農區勞動力大規模外向轉移的客實。如果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使得有轉移意愿的勞動力難以支付高昂的轉移成本，結果反而不利于他們的外向流動。因此，必須首先采取措施減輕農民負擔，提高農民收入，從而為外向轉移儲備“支付能力”。具體來說，應該進一步減輕農村的稅務負擔，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財政投入，加快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以資金投入、技術創新助推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快速轉變，從而切實提高農民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