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東盟農業合作的農業發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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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是一個人均資源十分稀缺的國家，人均耕地、水資源和森林資源都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耕地和水資源的非農占用已經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森林縮減或消失、水土流失或沙漠化蔓延、中國北部缺水和水位下降等趨勢日益嚴重，人口、資源、環境之間關系越來越緊張，已經明顯影響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和國人的生活質量。從未來的發展看，經濟增長目標與生態環境目標的沖突將是影響中國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矛盾。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可能邊界的擴大必須以不破壞生態環境為前提，在持久性地利用自然資源、保護生態多樣性和維護生態系統，保持生態資源數量和改善環境質量的情況下，實現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這意味著，中國需要改變過去單一的過分依賴國內資源的發展戰略，轉而要積極擴大資源利用的空間和邊界，充分利用世界資源。這樣有助于把國內資源利用、保護和保存結合起來，防止我國自然資源量基礎的縮減和退化，保持自然資源基礎完整，有助于建立一種具有良好特征和功能的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最近幾年，我國許多農機等生產資料生產企業出現了生產能力閑置的局面，企業效益受到了影響，而我國農業成套設備和技術等在東盟國家有較大的需求。所以，開拓海外市場，擴大出口，是今后我國農業發展的戰略性選擇，是我國與東盟經貿合作關系非常重要的內容，對外擴大我國農業生產資料出口具有重要作用。調整我國資源利用戰略，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實施農業“走出去”戰略，積極開展農業合作和農業外交。這項工作大致可分為三個圈層，第一圈是包括東盟在內的周邊鄰國，第二圈是廣大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第三全是西方發達國家。而無論從地緣條件、政治關系還是從合作機制上看，東盟都應作為我國農業“走出去”和農業外交的首選。
二、中國東盟農業合作進展與現狀
1、中國東盟農業合作進展
（1）《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與《農業合作諒解備忘錄》的簽署標志著中國東盟農業合作的開端。隨著中國與東盟政治、外交和經濟貿易關系的全面發展，雙方政府、科技界、企業界等在農業領域的合作日趨廣泛和深入。自2001年11月10日領導人會議上提出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概念出臺以來，農業領域始終被擺在雙方開展合作的首要位置。2002年11月4日《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標志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正式啟動。在該協議中，確定雙方的合作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2004—2006年,大約500多種產品關稅要逐步減免為零，這一階段被稱作“早期收獲”計劃，減稅范圍以農產品為主；第二階段：到2010年，中國與東盟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同年，在中國與東盟領導人第六次會議上，雙方又正式簽署了《農業合作諒解備忘錄》，這標志著中國與東盟的農業合作進入了全新的發展階段。該諒解備忘錄為未來我國與東盟農業合作的領域、范圍和合作方式等方面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指導框架和藍本。中國農業部將與東盟各國在人力資源開發、農業技術交流、建立農業試驗示范項目以及支持企業間的交流方面開展合作，備忘錄具體提出了農業合作的主要領域，并將雜交水稻種植、水產養殖、生物工藝、農場產品和機械等方面列為中國與東盟在農業科技方面長期合作的重點。
（2）“早期收獲”計劃加快了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進程。為了使雙方盡快享受到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好處，中國與東盟制訂了“早期收獲”計劃，從2004年1月1日起對500多種產品HS1-8章的所有產品實行降稅，主要有畜產品、乳制品、植物產品、植物油、水果和蔬菜，自由貿易區進入了實際性降稅階段，東盟6國2006年這些產品的關稅降為零，越南及老、柬、緬三國到2010年降為0。而在此之前，雙方對這些產品征收的平均關稅為30%。
（3）《中泰加速取消果蔬關稅協議》的簽署，提前實施了部分“早期收獲”計劃。為了加快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的建立，2003年6月18日，在“早期收獲”計劃框架內，中國與泰國正式簽署了關于加速取消兩國蔬菜和水果關稅的協議。根據該協議，從2003年10月開始，兩國間的蔬菜、水果、堅果產品(共188種產品)的貿易將實行零關稅。到2005年1月，果蔬“零關稅”安排擴展至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文萊等東盟6國，這一零關稅措施共涉及194稅目的產品，其對應的最惠國稅率約為14.1%。這些措施使雙方提前實施了“早期收獲”計劃中的部分內容，雙方的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進程在加快。
（4）《中國東盟貨物貿易協議》的簽署加快了其余農產品的貿易自由化進程。2004年11月29日中國與東盟簽署了《貨物貿易協議》，對于沒有列入“早期收獲”計劃的所有產品(包括HS1-8章外的農產品)互相給予優惠關稅待遇，產品分正常類和敏感類按不同時間表進行減稅，并從2005年7月20日起對7000個稅目產品實施降稅，對雙方農業發展又迎來了新的一輪發展機遇。此外中國還分別與柬埔寨、印尼、老撾、緬甸、菲律賓、泰國、越南和馬來西亞八個國家簽訂了雙邊農業合作協定或諒解備忘錄，加強了雙邊農業合作政策的制定和農業技術交流。
2、中國東盟農業合作現狀
中國與東盟互為重要的農業貿易伙伴，近年來每年的農產品貿易額接近40億美元，占中國農產品貿易總額的10%左右，在中國農產品貿易中占據重要的地位。中國與東盟的農產品貿易主要以植物性產品為主，從雙方農產品貿易結構看，中國向東盟出口最多的產品是糧食、水果、蔬菜和畜產品。中國從東盟進口最多的是植物油和大米，中國從東盟進口的植物油主要是來自馬來西亞的棕櫚油，最近每年都在100萬噸以上而且呈上升趨勢；中國大米進口來源地集中在東盟的泰國和越南，占中國大米總進口的75%以上。進一步擴大和優化中國與東盟的農產品貿易規模和結構，是發揮中國農業的比較優勢，擴大中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的戰略性選擇。由于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作為東盟中最發達的國家——新加坡的一些商家已經把農業作為在華投資的重點，在中國開發高科技農業園區，致力于開拓中國國內消費市場。比如，新加坡掛牌公司復發中記，在中國山東和遼寧投資果菜園，配合從中國進口果菜的需要；新加坡最大的花卉批發商遠東花卉在昆明投資設立花卉加工企業；維信集團則通過美國子公司Speedling在中國種植蔬菜、水果和煙草等，并于今年在昆明和蘇州成立了兩家子公司，通過特許經營的方式在全中國開展業務；仟湖漁業在廣州、北京和福建安溪投資漁業養殖生產；新加坡大和地氈公司在遼寧鐵嶺開展玉米深加工；錦達納經貿公司則建立阜新——新加坡農業貿易公司；新加坡木土工程公司在阜新國家農業科技園建立新加坡園區等等。總之，近年來中國與東盟的農業合作呈現全面上升的趨勢，合作的領域日趨廣泛，合作的方式日趨多樣，率先為中國與東盟的經貿合作開拓出了一片新天地。
三、中國東盟農業合作影響分析
中國與東盟的農業合作，有利于農業獲得更長遠的發展,可以促進雙方農業的共同發展。但由于東盟多個成員國的經濟結構雷同，經濟資源相似，互補性不強，資金缺乏，相互間發展貿易與投資受限。中國與東盟國家地理位置接近，經濟互補性較強，雙方的農業合作具有廣闊前景，雙方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優化雙方的生產要素和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區域性國際競爭力。中國與東盟主要國家的農業都屬于小農經營，勞動密集型產品是雙方比較優勢的共同所在，在國際市場上已經或還要形成一定的競爭，但由于自然資源和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異，中國與東盟國家在農業領域仍存在著一定的互補性。中國將加快對東盟國家的農業投資，如派遣農業技術人員和農業勞動力到東南亞地區去租賃土地，發展農業合作項目。對中國，一方面可以充分引進東盟國家的農業資源，滿足中國原材料的需要；另一方面，還可以通過勞務輸出部分緩解中國農業勞動力閑置的狀況。對東盟國家，可以彌補東盟國家的資金不足，帶來農業生產經驗和技術，促進這些國家農業的發展。對于中國而言，開展與東盟國家的農業合作，不僅可以擴大農業出口，特別是擴大以農機為主的農業生產資料的出口，轉移國內大量過剩的農業機械生產力，帶動我國勞動力、資金、技術、種子、機械等全方位走出去。同時進口一些中國本土條件不能生產或質量和效益較低的農產品，滿足國內民眾的消費需求，如香米、香蕉、咖啡、胡椒、熱帶水果等。此外，值得重視的是，通過雙方的合作中國可以獲得新的種植資源，有利于增加中國的基因庫存和生物多樣性，培育中國農業生產的能力，強化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資源基礎。雙方除了農業貿易上的互補外，在農業投資上，則可以形成農業相互投資相互合作的新模式。一方面，中國企業走出去，到越南、緬甸、老撾、柬埔寨等東盟國家投資農業，利用當地的農業特色資源和產品以及廉價勞動力，興辦農業加工業，發展高效農業，直接占領國際市場；同時，我國企業參與經營東盟國家的林業和漁業，建立生產加工基地，可為我國木材進口和遠洋漁業開辟更多的空間，緩解我國的資源壓力。
另一方面，中國（尤其是中部地區）也可以不斷地引進來，吸引以新加坡為主的東盟國家的外資投入，建設高效農業園區，通過產業化經營的方式，實現資源優勢向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轉化，帶動當地農民增收。中國與東盟農業貿易與合作的影響遠遠超出了農業本身。對中國而言，發展與東盟的農業關系，所不能單純地看貿易額的大小，而是要發展廣泛的合作關系，這種農業合作關系的重要意義遠遠超出了農業本身。中國農業在整體上與歐美國家還有很大差距，但比東盟的一些成員國還是先進不少，中國利用自己的優勢向這些國家輸出農業技術，幫助其培訓技術人才，改進農業技術手段，對于鞏固和加深雙方業已存在的友好關系，強化雙方在國際事務中的相互合作和支持，確立中國在國際上的大國地位，都具有重要意義。另外，值得特別提出的是，與云南省接壤的緬甸、老撾北部地區是全球有名的“毒三角”，對中國和國際社會構成了極大的危害。中國與緬、老兩國通過開展農業合作，進行替代種植，使“毒三角”變成高效農業的“金三角”這是減少國際社會犯罪和危害的巨大貢獻。事實上，自1990年以來，云南省各沿邊地州，在當地政府的組織領導下按照“平等有償，互利互惠“的原則，經過多年的努力，已在境外投入約3億元人民幣，替代種植水稻、橡膠甘蔗、茶葉、咖啡西瓜、魔芋等糧食、經濟作物1.2萬公頃，取得明顯成效，扼制了，促進了當地經濟社會進步，已經證明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有效方法，受到聯合國禁毒署的高度重視和充分肯定。1999年4月，聯合國禁毒署在云南省思茅市召開了“中國/緬甸替展項目合作會議”中、緬、泰、越、老、聯合國禁毒署及云南省的官員、專家出席了會議，就替代種植的合作進行了多國協商。目前，在自由貿易區和農業協定框架內，中國與東盟有關各方就替代種植方面進一步開展合作，為減少危害做出個更大貢獻。
四、加強與東盟國家農業合作的對策措施
中國農業在資金、技術和資源密集型產品上與東盟國家之間有較強的互補性。東盟國家農業還是建立在傳統的農戶家庭經營的基礎上的農業經營形式。整體的農業技術水平不及中國，但東盟不同國家的發展程度不同很不平衡。中國與東盟的馬、泰、印尼發展程度相近，主要體現在依靠發揮勞動密集優勢來獲得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在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方面具有較強的競爭性，但越、老、柬、緬的產品的差距比較大。中國農業生產資料的供給、農業技術應用和農業開發等方面，與東盟多數國家相比，具有一定的優勢，為中國開展與東盟的農業合作奠定了基礎。東盟一些國家農機、化肥、農藥、種子等的消費還處在起步上升階段，市場需求量很大，這為中國在這些農業生產資料的出口方面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從農產品品種上來看，我國蔬菜、水果、花卉、肉類、水產品和部分農產品加工品等都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中國對東盟的玉米出口占了全部玉米出口的1/3以上，并且從2002年開始向東盟出口優質小麥。東南亞的馬鈴薯市場，由于氣候條件的限制，每年大約需要進口一億粒微型種薯，主要從歐洲和北美進口，荷蘭出口價是30~40美分/粒，而我國的質量并不差，但出口價只有1.2~2.4美分/粒，但出口量還非常小，存在較大的出口發展空間。
另一方面，香米、橡膠、咖啡、胡椒、熱帶水果等中國本土條件不能生產或質量和效益較低的農產品，通過適當進口，可以滿足國內民眾的消費需求。值得重視的是，通過農業合作，中國可以獲得新的種植資源，有利于增加中國的基因庫存和生物多樣性，培養中國農業生產能力，強化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資源基礎。水稻育種栽培和農業機械方面，中國也有一定優勢。我國在農田作業機械化、動力機械化、農副產品加工機械化等方面有較強實力。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盡管水稻育種栽培歷史很長，但整體研究水平不及中國。在生產條件方面，發達國家（如美國和日本）的農業機械化不適應東盟國家小規模農戶的需要。而中國在農業文化、經營規模、耕作制度等方面與東盟國家的情況，都差異不大。東盟國家普遍認為，我國的農機產品性價比高，實力強，適合東盟國家的農業生產規模、農藝要求和投資能力以及維修水平，歷來受到東盟國家的歡迎。在具體的合作方式或途徑方面，中國與東盟的農業合作曾實踐過農業技術援助、農業技術培訓、農業貿易、農業投資和農業理念輸出等多種形式。從農業合作的實施策略上來講，過去很大部分是“請進來”的形式，今后無論是農業技術援助、農業技術培訓還是農業理念輸出，要加強農業“走出去”的合作形式，把農業合作援助資金和資源更多地投向中國專家和技術人員到東盟各國開展各項活動。對企業到境外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政府的作用是了解并提供東盟各國農業的投資環境信息和投資協助，制定相關的境外優惠政策以鼓勵國內企業到東盟各國去投資，分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對中國企業的利益影響，不斷完善與東盟各國農業貿易的政策法規。
五、結語
總之，中國與東盟的農業合作領域廣泛，在種植業、水產養殖、畜牧、農業生物技術、農業機械、農產品加工、海洋捕撈及漁業機具生產、農業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等領域都可以加強進一步的農業合作。合作形式則可以采取農業技術援助、農業技術培訓、農業貿易和農業投資等多種形式，促進中國農業文化和農業理念輸出，實現農業合作為農業外交服務，農業外交為國家外交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