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農政全書教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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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政全書》的重農教育思想

1．“富國必以本業”。《農政全書》把《農本》三卷放在書首，引述了古往今來大量重農文獻和資料，以說明農業在社會經濟中的本業地位。其中《經史典故》引經據典闡明農業是立國之本；《諸家雜論》是引諸子百家的言論證明農業的重要性；并收時人馮應京的《國朝重農考》，借明朝及歷代皇帝的農業政策和措施，告誡當時的皇帝和官吏應重視農業生產和農業生產者。這充分體現“富國必以本業”的思想。一是教育人們要懂得什么是“財”，即“食人之粟，衣人之帛”，即能滿足人們衣食需要，維持人們生存發展的使用價值，是實物形態的物質財富。二是教育人們懂得農業是生財的源泉。“農者，生財者也”，農業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解決國家財用的根本之計是“務農貴粟”、“貴農重谷”，“理財之道，莫先于農事”，就是要重視農業，推行重農政策，鼓勵糧食生產，使農業勞動者有利可圖，使其樂意從事農業勞動，從而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保證國家的財賦來源。三是教育官吏必須重視農業生產和農民。農業的本業是由糧食在人類生存和社會經濟中的特殊作用決定的。“谷不足，則食不足。食不足，則民之所天不遂。”農業是封建社會的最主要的生產部門，它不僅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國家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農衣食所出，王政之首務也。”農為國本，百需皆所出”。農業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國計民生、政權的穩定與否。“為國，以足食為本。”“常念農勞，取用有節，使不至于饑寒也”。如果君王不重視農民，體恤農民，愛護農民。農民得不到基本的生存條件，溫飽無著，就談不上安心農業，發展生產，封建國家的統冶基礎就不可能鞏固。故“君以民為重，民以食為天，食以農為本，農以力為功”，“圣人治天下，必本于農”。“司農之官，教農之法，勸農之政，憂農之心”。作為帝王，想成就偉業，就必須把農業放在重要的地位，認真制定相關農業政策，大力發展農業。而國家的農業生產政策和措施是否得當，農民的經濟狀況和精神狀態如何，對于農業生產的發展關系極大，對農業生產的順利進行具有重大的作用。

2．“水利農之本也”。水利是發展農業生產的命脈，水利對古代農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農政全書》的“旱田用水疏”中，徐光啟深刻地論述了土地與作物，作物與水的辯證關系，說明了水在救旱、救澇、滅澇方面的不同作用，最后歸結到水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通篇充滿了哲理，充滿了睿智。使人們對水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和階段，使人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水利。天旱時通過灌溉，可以用水救旱。同理，通過田間的水利設施做到下雨可蓄，雨多可泄，這樣可以救澇。而在三夏之月，天下大雨之時，正是作物用水之時，如果田間水利設施完備，就能取得既滅澇又澆田之功效。不僅告訴人們如何將水害變為水利，而且重視興修水利是《農政全書．水利蔬》中重農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現。明朝末年，水旱災害連年不斷，興修水利便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以科學家和政治家的眼光，從戰略高度看待水利問題，他把水利視為治國安邦的重要措施，興修水利是發展農業的根本大計。“水利者，農之本也，無水則無田也”，水利是“國家之基本，生民之命脈”；“國家財賦，多出于東南，而東南財賦，皆資于水利”。此言深刻地闡明了水利與農業的關系，并把水利提到農之本的高度，在《農政全書》中，長達九卷的篇幅講究水利建設的技術和經驗。該書強調，水利大興，“其利不可勝計”，“賦稅之所出，與民生之所養，全在水利”。

二、《農政全書》的農業技術推廣教育

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十分重視農業傳統技術，大量引征以往農書的農業科學技術知識，對農民進行農業技術教育，在此基礎上，他還十分重視對農業先進技術的推廣。與以前的農書進行農業技術教育不同，徐光啟的《農政全書》不僅重視對農民的農業技術教育，而且還對當時推廣農業先進技術的阻力和一些對于推廣農業先進技術的不正確認識進行了批評和說明，為農業先進技術的推廣和接受掃清了思想和認識上的障礙，為農業新技術的引進開辟了道路。

1．駁斥“風土不宜”理論，教育人們要重視試驗。由于農業生產地域性特點，使得人們特別重視地宜、時宜和物宜，這是十分重要和十分正確的。但是到了明代，仍有人拘泥于“風土不宜”理論，以阻撓新作物和新技術的傳播。拒絕農業引進新品種，推廣新技術，這些對農業生產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危害，也成了當時農業教育要著力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對此，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從以下幾方面進行了有力的駁斥，以此達到對人們的教育。指出堅持“風土不宜”理論的，或是懶惰的官吏，或是游手好閑和偷懶不干活之類人的借口。“若謂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則必無之理。立論若斯，固后世惰窺之吏，游閑之民，輸不事事者之口實耳。”“古來蔬果，如頗棱、安石榴、海棠、蒜之屬，自外國來者多矣。今茸、革養之屬，移栽北方，其種特盛，亦向時所謂土地不宜者也。”告訴人們：一個地方沒有的作物，都是以前沒有種過，或者曾經有過但滅絕了。如果真能盡力種植，幾乎沒有什么不可以種的。只要根據適當的地理、氣候條件，經過精耕細作，可以引進良種，變低產為高產。1608年他把甘薯從福建引種到上海；1613年又在天津進行了一次“南種北引”水稻的試驗，都取得了良好結果。用親自實踐和親手實驗來駁斥“風土不宜”的理論。在試驗中，如果有不適宜的，這是由于冷熱不適、氣候所致，與土地無關。《農政全書》中很多內容都是作者自身試驗的結果。因此，很有說服力，讓人們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尊重規律，促進農業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重視農業技術的推廣教育。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在農作物實驗種植的基礎上，對農作物新品種的推廣和農業新技術的傳播十分重視，做出了許多重要的貢獻。上面所提到的甘薯，徐光啟在上海試種取得成功基礎上，又摸索出在比上海更為寒冷的地方種植、貯藏甘薯的方法，為甘薯的推廣提供了可靠的經驗。在推廣中，徐光啟的《農政全書》除了向人們介紹生產等技術要點之外，還十分注意向人們介紹推廣作物的優點、經濟價值等。在介紹推廣甘薯時，他詳細地列舉了種植甘薯的十三個優點，即“甘薯十三勝，一畝收數十石，一也。色白味甘，于諸土種中，特為復絕，二也。益人與薯預同功。三也。遍地傳生，剪莖作種，今歲一莖，次年便可種數百畝，四也。枝葉附地，隨節作根，風雨不能侵損，五也。可當米谷，兇歲不能災，六也。可充篷實，七也。可以釀酒，八也。干久收藏，屑之旋作餅餌，勝用場蜜，九也。生熟皆可食，十也。用地少而利多，易于灌溉，十一也。春夏下種，初冬收入，枝葉極盛，草穢不容，其間但須奎土，勿用耘鋤，無妨農功，十二也。根在深土，食苗至盡，尚能復生，蟲蝗無所奈何，十三也。”這十三個方面將種植甘薯的好處列舉得十分全面，既有利于人們對種植甘薯的接受，又利于人們對于甘薯的種植，集教育、宣傳、技術指導為一體。而對棉花栽培技術的總結，古農書中有關的記載最早見于唐韓鄂的《四時纂要》，以后便是元代的《農桑輯要》和王禎《農書》，但記載都很簡略，僅有寥寥數百字而已。明代王象晉《群芳譜》中的“棉譜”，約有2000多字，比之略晚的《農政全書》卻長達6000多字，可謂后來居上。該書系統地介紹了長江三角洲地區棉花栽培經驗，內容涉及棉花的種植制度，土壤耕作和豐產措施，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他總結的“精揀核，早下種，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的豐產十四字訣。從農政思想出發，徐光啟非常熱衷于新作物的試驗與推廣，“每聞他方之產可以利濟人者，往往欲得而藝之”。例如當他聽到閩越一帶有甘薯的消息后，便從莆田引來薯種試種，并取得成功。隨后便根據自己的經驗，寫下了詳細的生產指導書《甘薯疏》，用以推廣甘薯種植，用來備荒。后來又經過整理，收入《農政全書》。甘薯如此，對于其他一切新引入、新馴化栽培的作物，無論是糧、油、纖維，也都詳盡地搜集了栽種、加工技術知識，有的精彩程度不下棉花和甘薯。這就使得《農政全書》成了一部名副其實的農業百科全書。對引進新作物，推廣新品種，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3．學習他人的思想觀念教育。封建社會農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農民封閉、狹隘的觀念，形成了農民與外界交流甚少的習慣。因此，對農民進行開放的思想觀念教育，教育農民向外界學習，多與外界交流，學習外界的先進技術，吸收外界的科學知識，這也成為農業教育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容。一是要向外地學習。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在論及棉花的栽培技術時，對于過度密植提出批評。指出如果過度密植，會封行過早。行間隱蔽后，不利于通風透光，而且還會造成瘋長及蟲害滋生。因此，“木棉，一步留兩苗，三尺一株，此相傳古法。依此則能雨、耐早、肥而多收。”在這方面要向當時的齊魯和余姚人學習，“齊魯人種棉者，既奎田下種，率三尺留一科。苗長后，籠干糞，視苗之痔者，輒奎之。畝收二三百斤以為常。余姚海埂之人，種棉極勤，亦二三尺一科，長枝布葉，科百余子。收極早，亦畝得二三百斤。”在這方面應改變過去的密植作法，學習齊魯、余姚人種棉的稀科、奎肥等關鍵技術，以提高棉花的產量。二是要向外國學習。我們一般將清末的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魏源稱之為“睜開眼睛看西方”的第一人。實際上，徐光啟無論從時間上和向國外學習科技特別是農業科技這一方面，都要比魏源早得多。1600年徐光啟在南京認識了意大利的傳教士利瑪竇，他是當時傳教士中掌握近代科學知識最豐富的一個。徐光啟不僅將西方的科技翻譯過來，最重要的是他將西方近代的科學與技術運用于農業生產。用南北緯度表示不同地區的寒暖之別，達到“以辯土物，以興樹藝”的目的，用當時的地理知識直接服務于農業生產。此外，他在《農政全書》用兩卷的篇幅介紹了西方治水的理論與方法，并指出學習國外先進技術應有的態度以及重要性。

三、《農政全書》的影響

《農政全書》是我國保留下來的不可多得的古代農業專著，它博采眾家之長，根據自己研究心得與實際經驗所提出了切實有效的措施。《農政全書》從中國古代農業教育的內容看，它涉及到了農業哲理教育、農政教育、農業科技教育等，尤其是在農業科技教育中，內容十分豐富，明代《農政全書》將農業教育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和漢代的《汜勝之書》、后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宋代陳敷的《農書》、元代王禎的《農書》，合稱為我國古代五大農書，受到人們的高度評價，在中國農業發展教育史上居有崇高的地位。《農政全書》對后世的社會政策也具有很大的影響力。《農政全書》問世以后，受到了清朝統治者的重視，曾多次被刻印，而且被乾隆皇帝稱贊為“用意勤而民事切”，對推廣介紹以使新的知識和技術在生產實踐中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書中的農業新技術推廣理論方法和科學實踐相結合，并且融會中西方的科學知識，在農業知識的傳播和推廣中起了重要作用，明清農業技術推廣教育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對我國現代農業教育仍然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