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農業教育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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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農業教育的興起

所謂“農業教育”就是“傳授農業科學知識和農業生產技術的重要手段，從知識、技能和思想品德上培養一定社會所需要的農業科技、管理人員和農業勞動者的活動。一般指以農業科學技術知識為教育內容的學校教育;廣義上包括與農業技術推廣有關的宣傳，示范活動和農民教育等等”［1］(P783)。農業教育是一種傳播農業科技知識、培養農業科技人才的社會活動。社會上出現了農業生產，也就有了農業教育，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同，農業教育的內容也有所不同。中國農業教育歷史悠久，綿延幾千年。它主要以傳播傳統的經驗農學為主，強調天人合一，用“陰陽協和，五行相生”的理論來指導農業生產。傳播的主要方式是以父子或師徒口耳相傳為主。傳統農學曾對農業知識的傳播和農業經濟的發展起到過重要作用。18世紀后，西方農學確立了一套全新的“實驗農學”體系，通過對動植物個體乃至構成生物體基本單位的細胞進行解剖分析，利用人為控制的有限環境來進行農業生產過程的模擬實驗，在較短時間內發現和抽象出生物個體的生產規律，以此來指導現實的農業生產［2］。

“實驗農學”體系的確立，不僅極大地推動了西方傳統農業的近代化，還創辦了各種農業院校，以傳播農業科技。這種以傳授農業科技為主的新式農業院校在農業生產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鴉片戰爭后，隨著中外交往的日益增多，中國社會的有識之士認識到了西方農業生產技術的先進性，主張引進和學習。如鄭觀應盛贊:“泰西農政皆設農部總攬大綱，各省設農藝博覽會一所，集各方之物產，考農時與化學諸家詳查地利，各隨土性，各種所宜。”主張“我國似宜專派戶部侍郎一員綜理農事，參仿西法以復古初”［3］(P402)。薛福成也對西方農業的藝植諸法、水利之益大加贊賞。但當時引進西方農業生產之法為我所用的思想主張聲音很微弱，并未能引起清政府的重視和國人廣泛的關注。中日甲午戰爭，帝國主義國家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這使國人大受刺激，徹底驚醒。梁啟超指出“吾國四千余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后始也”［4］(P249)，開始重新審視美、日等國富強原因，反思西學歷程，認識到欲圖自強，離不開農業的發展，轉而重視農業。一批具有維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包括許多清朝的封疆大吏都意識到了這一點，并倡議仿效西方發展農業教育，引進農業科技，培養農業人才。

康有為、梁啟超發動千余舉人聯名上書光緒帝，要求變法，提出富國、養民、教民三項建議。其中養民之法第一條即為“務農”，建議清政府設農會，譯農書，督以農官，政府扶持農業生產，引進西方農業科技新成果。鼓舞用新而棄舊，這樣農業自盛。張之洞認為，中國農業的落后是不講農學的緣故，主張設立農務學堂，引進西方科技知識，“中華向推為重農之國，而農功夙號艱難，農利寖形衰薄，非果地愛其寶，實由農官罷設，農學不修故也……亟應創設農務學堂，參用西法，以開風氣，以廣利源”［5］(P3521)。并提出具體辦法，創辦了農務學堂。清甲午狀元張謇也上奏朝廷:“臣竊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國家者，立之本不在兵也，立本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與農，而農為尤要。蓋農不生則工無所用，而工不用則商無所鬻，相因之勢，理有固然。”并力陳泰西各國講學農學之重要，“中國有志農學者頗不乏人”，建議清政府“設立學堂，講求土誼物性”［6］(P1094)。在全國改良農業，興辦農業教育的一片呼吁聲中，1897年，亟圖改革的光緒帝下詔令興辦農學，命各省督撫勸諭紳民興辦農學堂。1898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武昌創辦了“湖北農業學堂”，杭州知府林啟在杭州創辦“浙江蠶學館”。

1903年清政府在《欽定學堂章程》的基礎上進行修改，并予以頒布，稱為《奏定學堂章程》。該學制將學堂分為普通和實業兩個系統。就實業系統又分為農、工、商等科。農科學堂分為初等、中等、高等和農科大學四個等級。初等學堂傳授淺近的農業知識、使學生能夠從事簡易勞動，入學資格為初等小學畢業;中等學堂是傳授農業必需的知識技能，使學生能從事農業工作，入學資格為高等小學;高等學堂是傳授高等農業學藝，使學生能經理公私農務產業或任農業學堂教員或管理員，入學資格為中等學堂畢業;農科大學是造就農業方面學術藝能人才，入學資格為高等農業學堂畢業。上述學制學堂皆為正規學校。此外，尚有“農業教員講習養成所”和“農業補習普通學堂”兩種。新式農業學堂的建立，說明中國農業教育已經開始邁向近代化的歷程。

二、清末農業教育的發展

清政府頒布《奏定學堂章程》后，各地都以此為依據興辦了一批農業學堂。如1902年直隸省于保定創設的農務學堂，兩年后發展成我國最早的高等農業專科學校———“直隸高等農業學堂”，1905年京師大學堂農科的正式設立等。除此之外，各地根據社會需要創辦了一些講習所，進行農業生產知識的宣傳和推廣。到1909年全國共有高等農業學堂5所，學生530人，中等農業學堂31所，學生3226人，初等農業學堂59所，學生2272人。到辛亥革命前夕，全國農業學堂總數約有250所。新式農業學堂的興辦，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師資問題。根據新學制章程的規定，可以擇聘外國人充之。各學堂初聘的外籍教師以歐美為主，但到1904年左右，多以日本人擔任。清末所聘的外籍教師雖魚龍混雜水平參差不齊，但對促進中國培養新式農業專門人才、推動中國農業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聘用外國教習亦有諸多不便，例如，語言障礙、薪俸較高，國外教習對中國農業的情況知之甚少，教學的針對性不強，一些教習在教學中缺少實踐環節等。1903年，清政府學部在《奏定實業學堂通則》中，要求各省務于一年內選派一二十名學生出國學習實業(含農科)各科。農科留學生的派遣國家以日本居多，1908年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在北京開辦留美預備學后，留美農學生也隨之增多。

他們學成回國后，成為中國農業教育、農業科學研究推廣的中堅力量。與此同時，中國新式農學堂、農業教員講習所培養的畢業生，也不斷的補充到農學教育中來，這些新生力量和各學堂所聘用的有一技之長，成為清末農學教育師資隊伍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課程設置和教科書的內容，是實現其培養目標的重要途徑。晚清時期農業教育分科已經很具體、全面［7］。在課程設置和學習年限上，注意各類人才的培養需要，使更多的農學畢業生能直接投入到基層農業實踐中。在教學環節中，理論與實踐教學并重，注重對學生能力的培養，很多學堂都設有自己的種植、養殖實驗基地。我國早期農業教育教師隊伍主要是聘請日本和歐美籍學者擔任教員。這些教員和留學生、學院畢業生都使用非本國教材，雖不太適合中國實際，但已經擺脫了幾千年來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科舉服務為其唯一宗旨的傳統教材，這在開辟農業教育近代化、培養近代農業科技人才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組織機構和規章制度上，各學堂基本上做到了崗位設置合理，運轉靈活，奠定了近現代農業大學的管理模式。在制度方面，各學堂主要以歐美和日本一些大學的章則為藍圖，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出一些條文。以對學生的學業成績實行嚴密的考核和計算，特別強調臨時試驗與定期檢查并重的原則。為達到鼓勵學生求學的積極性，定有獎懲施行規則，優秀者獎，違紀者罰。對教員、職員的教學態度、效果，也從經濟方面加以約束。這些規章制度使教學質量得以提高，為高素質農業人才的培養提供了保證。

三、清末農業教育的成效

清末農業教育的成效是明顯的。

第一，清末興起的農業教育所創辦的各種類農務學堂、學校，基本是仿效西方的教學體系、內容和教學方法創辦起來的，是西學東漸的直接結果，也是我國農業教育近代化的開始。雖然從高等蠶桑學堂的設立到大清帝國的滅亡，清末農業教育前后還不到二十年，就在這為期不長的時間內，中國近代學校性質的農業教育從無到有，逐漸發展，其興辦成效顯而易見，影響直至今天。現在我們國家有一批農、林大學等都是由此演變而來。清末的農業教育奠定了近代農業教育發展的基礎［8］。

第二，農業教育的開展，培養了一批專門技術人才。我國農業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農業人口素質低下，農業的近代化歸根結底是農民的近代化。清末農務學堂的興起和發展，培養了一批專門技術人才。1907年全國統計農業學堂有學生二千八百余人，這些人與以前各學堂培養出來的農學人才一起，都程度不同地對農業改良作出了貢獻。他們當中的有些人直接深入農業生產活動，向農民傳授農業生產知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民的文化素質。其中，一些農科畢業生則繼續留在學校進行農業課程的教授，培養更多的農業人才，不但逐漸改變了我國農學教育以外籍教師為主的情況，更為以后農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大批人才儲備。

第三，農業教育的開展，促進了西方農業知識的推廣傳播，促進了先進農機具和優良品種，以及化肥農藥等的引進，帶動了我國農學研究的開展。由于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西方這些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在傳播伊始，曾有一定的阻力。但隨著農業生產知識的增加，這種阻力很快便被打破，西方人農機具可抵百人之工，西方優良品種的產量也高于國內品種的幾成或幾倍。于是，中國開始吸收人類農業發展的先進成果，大批引進，努力學習，積極效仿。氣候、地理條件對農業生產影響很大，國外的優良品種，并不一定適合中國的種植條件，如何把國外的優良品種植根于中國大地，變為我們自己的優良品種，便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農業科研隨之而起，經過努力，中國人終于培育出適合中國一些地域種植的棉、麥等優良品種。西方先進農業生產技術傳播的過程也是中國農業科學研究的開始。清末的農業教育在民族危難中興起，在動蕩的社會中不斷發展，由民間的呼聲到作為晚清政府的基本國策，一直呈現出向前發展的趨勢，這說明晚清時節，中國農業的近代化問題已經成國中國社會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