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在阿壩民族宗教政策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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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進行了偉大的戰略轉移—長征。長征中的中國工農紅軍自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在川西北高原阿壩地區往返、停留達16個月。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長征在阿壩期間，紅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途經寶興、小金、馬爾康、黑水、松潘、紅原、若爾蓋由南向北用3個月時間穿越了阿壩地區的雪山草地進入甘肅界；紅四方面軍從茂縣土門進入阿壩，歷經曲折，自東向西，折而向北，復由北向南，折而向西，最后才由西向北再次穿越雪山草地離開川西北繼續北上，歷時1年零4個月，三次穿越雪山草地；紅二方面軍從甘孜到壤塘、阿壩、若爾蓋自西向北僅用1個月時間走出了大片沼澤的茫茫草地。川西北高原阿壩地區是少數民族聚居地。紅軍在阿壩地區制定和實施了正確有效的民族宗教政策，順利地解決了民族宗教問題，因而紅軍長征在阿壩贏得了藏、羌、回等各族人民的積極幫助、支持，勝利實現了偉大的戰略大轉移。
一、用馬克思主義民族觀作指導，以解放各族人民為宗旨處理民族問題
1935年6月，中共中央于懋功（今小金縣）了《告康藏西番民眾書—進行康藏民族革命運動的斗爭綱領（草案），提出“康藏民族的解放運動是與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特別是與中國蘇維埃運動成為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康藏民族解放的勝利，必須獲得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幫助，而且中國蘇維埃的勝利，將直接影響著、幫助著康藏民族的解放運動。因此，康藏的民眾要得到徹底的解放，必須與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和中國蘇維埃聯合起來。”8月5日，又了《中共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對少數民族革命發展的前途提出：“爭取少數民族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蘇維埃政府領導之下，對于中國革命勝利前途有決定的意義。”紅一、四方面軍在會師后不久，于1935年8月4日——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沙窩村召開沙窩會議，會議通過的決議就明確指出：“馬克思、列寧、斯大林關于民族問題的理論與方法，是我們解決少數民族問題的最可靠的武器。”沙窩會議為紅軍做好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
二、進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大膽嘗試，幫助建立了少數民族革命政權
紅軍在長征中，一再重申實行民族自決民族自治的主張，幫助少數民族建立革命武裝和民族革命政權。《大舉南進政治保障計劃》要求紅軍各軍政治部、處“要在少數民族中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或蘇維埃政府，成立游擊隊并轟轟烈烈地進行擴大紅軍的工作”。根據這一計劃要求，紅四方面軍在阿壩藏區建立了格勒得沙中央革命政府，組成人員基本上是少數民族同胞。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民族統一戰線的雛形，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民族統一戰線的實踐。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列主義的民族理論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前后，兩個方面軍已經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北川、茂縣、汶川、理番（今理縣）、懋功、綏靖、崇化等地幫助建立了縣一級的革命政權。隨著長征的進行，民族區域自治的理論也得到了發展。1935年8月4日—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松潘縣毛爾蓋召開的沙窩會議指出：“估計到少數民族中階級分化程度與社會經濟發展的條件，我們不能到處把蘇維埃的方式去組織民族的政權”，而應該根據各自的具體情況，或者“采取人民共和國及人民革命政府的形式”。沙窩會議召開半個月后，川康省委根據會議精神，又對少數民族政權作了具體規定：“番民群眾在政權機關中應占主要的領導地位。如漢人、回人占少數可成立各民族的自治區政府，在區政府中應當有這些民族的代表。”這說明黨的民族區域自治的理論正在逐步深化。黨和紅軍不但在理論上探索和發展民族區域自治的主張，而且在實踐中進行大膽的嘗試。1935年春，紅四方面軍由于戰略方針失策被迫放棄立腳之地川陜革命根據地，西渡嘉陵江開始長征。
5月中旬占領岷江流域的茂（縣）、汶（川）、理（縣）地區。6月中旬與黨中央中央軍委領導的紅一方面軍會師懋功（今小金），8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爾蓋的沙窩召開會議，著重分析了當時形勢，決定分兵兩路越過草地北上抗日。右路軍由黨中央、直接領導，左路軍由、率領。9月上旬，完全暴露了他、分裂紅軍的野心，公然抗拒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命令，違背他曾舉手同意的“兩河口會議”及“沙窩會議”之精神，置“北上是唯一出路，南下則是絕路”這一嚴峻的客觀事實而不顧，擅自率領左路軍及右路軍的兩個軍從草地折頭南下，發動了規模較大的“綏崇丹懋功”戰役。經過廣大紅軍戰士13天的英勇奮戰，擊退敵6個旅，斃俘敵人三千余人，先后重新占領綏靖（今金川）、崇化、丹巴、懋功等大片地區，開辟了大小金川革命根據地，在綏靖成立以邵式平為書記的中共大金省委，負責全面領導金川蘇區開展各項工作。“在中共大金省委的具體組織下，于1935年11月8日，在綏靖城隍廟（及今金川縣中學）召開了有來自丹巴、綽斯甲、黨壩、卓克基等地各族代表以及各黨政軍民數千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會上中共大金省委書記邵式平莊嚴宣布格勒得沙共和國正式成立，以舉手表決的方式一致通過政府領導成員和革命軍團的建制及負責人名單。推選克基（藏族）為中央政府主席，楊海山（藏族）、孟興發（藏族）為副主席，卡格爾•江根（藏族）為革命軍團總司令”。格勒得沙系嘉絨藏語音譯，意為藏族人民。格勒，嘉絨藏族自稱，得沙意為民眾、百姓。因此，格勒得沙共和國又稱“格勒共和國”或“番人共和國”。
三、以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為方向，以宗教信仰自由為原則處理宗教問題
紅軍在阿壩期間，除眾所周知的自然、社會情況的復雜性外，一個極為突出的問題就是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問題。當時喇嘛教（佛教）、伊斯蘭教是藏族、回族全民族信仰的宗教，其他少數民族如羌族也信仰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各民族的文化、美術、音樂、雕塑、建筑、哲學、道德、社會風俗、生活方式發展的歷史，都無不受到宗教的影響。在反抗民族壓迫的斗爭中，人們多次利用過宗教，把它作為號召和團結群眾的工具。在有些民族中，宗教上層人物一般都掌握這個民族的財權、文化權、政權，他們被稱為“神”或“民族領袖”。由于這些原因，宗教問題在我國民族關系方面，就不能不成為非常敏感的問題。上述情況，紅四方面軍深有感受，他們寫到：“番民極迷信宗教，他們信奉釋迦牟尼的喇嘛教，每家番人只留一名男子在家，其余男子都要出家當喇嘛。喇嘛有自己的日記，還懂得一些天文、地理醫藥之類，完全壟斷文字事業。并操有極大的財富和高利放貸，大喇嘛寺且保持有槍支。結果，番人不管是下種、牲畜、疾病、婚喪、生兒育女都要去找喇嘛。”面對這樣一個既是人民群眾關心的思想信仰問題，又是一個關系到少數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問題，也是關系到我國各民族團結的問題，就不能不成為紅軍能否通過少數民族地區，實現紅軍戰略大轉移的首要問題。由此看來，正確處理少數民族宗教信仰問題，絕非輕而易舉，亦非無足輕重，而是紅軍長征的重要環節。所以，長征開始以后，我黨一方面大力宣傳紅軍的性質和任務，“紅軍是保護回番民族工農窮人的軍隊”、“紅軍是打倒帝國主義的先鋒”[6]等，一方面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宗教理論，結合當時我國少數民族信仰宗教的實際情況，先后了一系列有關的指示、決議和布告，制定了比較完整的宗教政策，其內容有：（1）實行宗教信仰自由。“念經敬佛當喇嘛聽其自愿”，“準許人民信菩薩，不愿當喇嘛的準許還俗”，“反對強迫信教，強迫當喇嘛”[5]。（2）保護寺廟、經堂、經書。部隊“嚴禁住經堂與毀壞經典、神像及祭儀”[7]。（3）實行“政教分離”。“喇嘛寺絕不能干涉政權機關”[5]。（4）爭取、團結、教育宗教上層人士。“不論土司、頭人、活佛、喇嘛，不論夷馬模阿訇……都可以聯合共同奮斗。”并規定：“在革命地區內的大頭人大喇嘛的財產不沒收，并允許他們與百姓平等分土地，以聯合他們。”長征經過阿壩制定的宗教政策，雖然有多方面的規定，但其中核心的一條是人民群眾有“宗教信仰自由”，而這種自由是包括信仰和不信仰兩方面的，“不得強迫入教，已當喇嘛的有還俗自由，并可分得土地。”這一點對我們今天的人們來說，似乎是很平常的，然而，在那“把意識形態中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學、政治、法學，都合并到神學中的時代”，人們只有信教的義務，而沒有不信教的自由。
如果某個原來的信徒不信教了，就要被說成“叛徒”，就要受到打擊和懲罰。同時，在民族壓迫制度下，在階級統治的社會，少數民族人民信仰宗教的自由，也只能是殘缺不全的，總是受歧視、受壓迫的，因宗教信仰不同而遭受排擠、侮辱、迫害的情形已是司空見慣。道理很簡單，在階級社會里，在政教合一的條件下，宗教本身就是人民群眾的壓迫者和統治者。而我黨實行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實質則在于：使宗教信仰問題成為公民個人自由選擇，公民個人的私事。顯而易見，這既是擺脫神權和反動政權對人們思想的統治，也是對民族壓迫、階級壓迫的否定。因此就必須進行革命斗爭，否則，宗教就不能成為公民個人的私事而自由決定其取舍。同志指出：“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強制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是非問題，不但沒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們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滅宗教，不能強制人們不信教。”事實上，紅軍長征途經阿壩所到之處，無不是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參加“興番滅蔣”、“抗日救國”的斗爭，建立了諸如“蘇維埃”、“格勒得沙”等人民政權，人民群眾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才得到尊重和保護。這些，都極大地鼓舞了各民族信教和不信教的群眾的斗志，使革命斗爭得以蓬勃發展。綜上所述，紅軍長征在阿壩的民族宗教政策及實踐，是中國共產黨民族宗教政策的一次檢驗，紅軍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模范執行了黨的民族宗教政策，長征的勝利從一定意義上說是中國共產黨民族宗教政策的勝利。
作者：王東 單位：中共阿壩州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