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宗教觀與社會主義關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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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階級社會中宗教原則的消極、保守性進行了深刻的揭露與批判。馬克思在《“萊茵觀察家”的共產主義》一文中寫到：“基督教的社會原則曾為古代奴隸制進行過辯護，也曾把中世紀的農奴制吹得天花亂墜，必要的時候，雖然裝出幾分憐憫的表情，也還可以為無產階級遭受壓迫進行辯解。基督教的社會原則宣揚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存在的必然性，它們對被壓迫階級只有一個虔誠的愿望，希望他們能得到統治階級的恩典。基督教的社會原則把國教顧問答應對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補償搬到天上，從而為這些弊端的繼續在地上存在進行辯護……基督教的社會原則頌揚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順從馴服……基督教的社會原則帶有狡猾和假仁假義的烙印。”[1](P218)為了使工人運動擺脫各種各樣的宗教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直接批判宗教原則的消極與保守，而且十分注重強調社會主義與宗教在根本原則上的不同，反對把宗教與社會主義相調和的任何思想與行為。1843年，恩格斯在《大陸上的社會改革運動的進展》一文中，批評了當時法國一些所謂的共產主義者將基督教等同于共產主義的錯誤觀點。他指出，即使《圣經》有的地方可以做出有利于共產主義的解釋，但其整個精神卻是與共產主義及一切合理的創舉截然對立的。

社會主義運動與宗教活動不同

將社會主義與基督教聯系起來，在19世紀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中，還有一種表現，那就是一些社會主義者將工人運動初期的某些特點等同于原始基督教的教會活動方式。這就提出了原始基督教的宗教活動同社會主義運動的關系問題。為了科學揭示基督教的產生以及原始基督教的狀況，并回答上述問題，恩格斯于1882年寫了《布魯諾鮑威爾和原始基督教》一文，1883年寫了《啟示錄》一文，1894年，在綜合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寫了《論原始基督教的歷史》。恩格斯在《論原始基督教的歷史》一文中，對早期基督教與工人運動進行了比較，揭示了二者之間的本質區別。恩格斯首先分析了早期基督教與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相似之處，主要有：(1)早期基督教和工人運動一樣，在其產生之初也是被壓迫者的運動，是奴隸、窮人、無權者、被征服的人們的宗教；(2)早期基督教和工人運動，都宣傳被壓迫的人們將來會從奴役和貧困中得救；(3)兩者都遭受過統治階級的排擠和迫害；(4)二者都在反抗壓迫者迫害的斗爭中勝利地給自己開辟了前進的道路。在分析了早期基督教與工人運動相似性的基礎上，恩格斯闡明了二者在尋求自己解放途徑上的實質區別。那就是，基督教宣揚的解放和永恒幸福是在來世和彼岸虛幻的天國中，而社會主義運動則要在現世和此岸的世界上謀求人類的解放和生活的幸福。恩格斯說：“基督教和工人的社會主義都宣傳將來會從奴役和貧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國尋求這種得救，而社會主義則是在現世里，在社會改造中尋求。”[2](P19)“這種基督教———由于歷史的先決條件，也不可能是別個樣子———只能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國，在死后的永生中，在即將來臨的‘千年王國’中實現社會改造，而不是在現世里。”[2](P20)恩格斯的論述，精辟地分析了宗教活動與社會主義運動的形式之相似與實質之區別。早期的基督教，由于成員多為被羅馬帝國征服的弱小民族的下層群眾，因而具有比較廣泛的群眾基礎；它在教義方面的一些主張，如主張人人平等，鄙視富人，反對剝削壓迫、預言“千年王國”等，表現了下層群眾對羅馬統治者的憎惡和對理想社會的向往，有一定程度的革命因素和一定的宗教意義上的革命性。但基督教的活動畢竟與現代工人運動有著本質的不同，它將希望寄托在彼岸世界，而不是現實社會中。因此，它只是一種宗教信仰或宗教活動，不是變革現實社會的政治運動，不具有變革現實社會的意義。

社會主義者與宗教預言家不同

在早期社會主義運動中，有許多先知式的預言家。他們對無產階級充滿同情，但不重視科學，不懂得科學理論的重要性，而是憑著直覺和本能將工人階級與社會主義聯系起來，用激情的語言來喚起工人階級的感情和意識，并以宗教的力量來證明社會主義。其中，德國空想共產主義者魏特林就是一個典型代表。魏特林不僅強調共產主義信仰的重要性，而且認為共產主義原則與基督教原則是一致的，認為應當用《圣經》來論證共產主義的合理性。他說“：理智告訴我們，共產主義可能自己給自己招來的最大敵人是受傷害的宗教感情，宗教感情具有極其巨大的力量，可以而且必須利用它來為共產主義謀利益，因為宗教曾經是一種心的事業，而共產主義也是心的事業……在共產主義狀態中，信仰宗教的人們可以保持他們現在認為好的一切宗教儀式和習慣。”[3](P218)魏特林把自己看作工人階級的耶酥。他常常模仿耶酥的口吻來進行教導，認為自己是在向工人宣布一種新的福音書。他說：“貧苦的男女罪人!這是給你們的福音!用它造出自己的福音吧!所有信仰不堅和知識基礎不牢，希望之錨在懷疑的海洋上喪失根基的人們，你們可以從這里獲得和吸收新的勇氣和新的希望。”它“將把信仰從迷誤中解脫出來，照亮希望之路，并使愛和自由之火在一切罪人的心胸之中熊熊燃燒。阿門!”[3](P54)1846年6月6日，倫敦共產主義通信委員會在給馬克思的信中描繪了作為先知和預言家的魏特林。信中寫到：“威•魏特林同任何人都格格不入，只有那些盲目服從他的命令、非他寫的書不感興趣的人是例外，”“他以為只有他才掌握真理，只有他才能拯救世界，而別人寫的東西都是拙劣之作；因此，他不搞研究，也不要自己的信徒搞研究，只要他們滿足于他的福音”。[4](P257)像魏特林這樣的預言家們不重視科學理論的預言式宣傳，會給工人的社會主義運動帶來極大危害。馬克思深切意識到了這一點，并從一開始就注意對各種先知式的社會主義者進行批判，強調社會主義要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對于魏特林，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他在啟發工人覺悟方面所做的貢獻，另一方面，則對他的預言式的理論進行批判，強調了科學理論的重要性。

社會主義者對待宗教信仰的基本態度

社會主義者有自己的信仰，即建立在現代唯物主義基礎之上的共產主義信仰，這種信仰與宗教有神論信仰有著本質的區別。那么，社會主義者應當如何認識和對待廣大信教群眾的宗教信仰?馬克思與恩格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觀點出發，闡述了社會主義者對待宗教信仰的基本態度：宗教信仰自由、實行政教分離與反對對待宗教的“左”的偏向。宗教信仰自由，最早是歐洲資產階級在反封建專制斗爭中，為了沖破封建專制與基督教政教合一的政治統治而提出的口號。在對待宗教信仰的問題上，馬克思與恩格斯不僅始終對資產階級提出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思想給以肯定，而且明確指出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項基本人權。他說：“從人權這一概念決不能得出宗教和人權毫不相容的結論。相反地，在這些權利中間，直接提出了信奉宗教、用任何方式信奉宗教、舉行自己特殊宗教的儀式的權利。信仰特權是一般人權。”[5](P437)在《神圣家族》一文中，他們在肯定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了資產階級所宣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局限性，即資產階級的人權與宗教信仰自由并沒有使人擺脫宗教，而只是使人有了信仰不同宗教的自由。1875年，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指出了社會主義者所主張的宗教信仰自由與資產階級宗教信仰自由的本質區別：“資產階級的‘信仰自由’不過是容忍各種各樣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工人黨則力求把信仰從宗教的妖術中解放出來。”[6](P317)

為了實現宗教信仰自由，首先要實行政教分離。因為政教分離是實現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和保障。資產階級革命后，許多進步的思想家都提出要按照政教分離的原則來建立自己的國家。馬克思與恩格斯也主張政教分離，但比資產階級的政教分離思想更完全、更徹底。1848年，他們在《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一文中明確地指出：“徹底實行政教分離。各教派牧師的薪金一律由各個自愿組織起來的宗教團體支付。”[7](P4)1871年，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的政教分離措施，指出公社在廢除舊政府物質權利的工具后，立刻著手摧毀精神壓迫的工具———僧侶勢力，其方法是宣布教會與國家的分離，并剝奪一切教會財產，教士們應當過私人的清修生活。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對宗教進行了徹底與無情的批判，并致力于把人們從宗教的迷霧中解放出來，但他們并不主張人為地消滅宗教，而是從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出發，認為宗教的消亡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反對對待宗教問題上的“左”的偏向。巴黎公社革命失敗后，法國的布朗基派流亡者開始宣揚一種激進的禁止宗教信仰自由的觀點，提出在公社中沒有教士的位置；一切宗教宣傳和宗教組織都應加以禁止。對此，恩格斯在他撰寫的《流亡者文獻》一文中，給予了嚴厲批判。1876年，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進一步批判了空想社會主義者杜林所鼓吹的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要取消一切膜拜的謬論，闡述了宗教的本質及其產生、發展與消亡的客觀規律，指出宗教的消亡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

總之，19世紀中葉，在社會主義與宗教相互關系的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主要論述與強調的是社會主義與宗教的本質區別。此外，他們的論述也涉及到了社會主義者對宗教信仰的基本態度，即宗教信仰自由、實行政教分離與反對對待宗教的“左”的偏向。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論述是科學認識社會主義社會與宗教的相互關系的理論淵源。它為中國共產黨人進一步揭示社會主義社會與宗教的相互關系，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提供了思想與理論指導。（本文作者：王霞娟 單位：山西大同大學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