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人在南方絲綢之路的民間藝術交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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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胡人與絲綢之路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樣在南方絲綢之路發展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駱駝載樂”漢畫像展示的即是胡人與絲路民間藝術交流的場景。胡人有著與漢人迥異的形象，通過與漢人進行貿易、文化、藝術、經濟、宗教等方面的友好交往，對漢代社會影響巨大。胡人選擇南方絲綢之路進入巴蜀是基于“從蜀宜徑，又無寇”的考量，胡人在與蜀人的貿易交流中帶來了異域多樣的藝術形式，與巴蜀當地的民間藝術交融化合，極大地豐富并促進了當地文化藝術的繁榮發展。
胡人，在漢代主要是指匈奴人，后來泛指北方邊地及西域各游牧民族，也泛指漢族域外的外族人。胡人是漢代墓室畫像磚（石）、雕塑、青銅器、壁畫等藝術題材常見的藝術形象，其造型表現多樣，內涵豐富。目前在巴蜀地區出土的文物中，胡人形象的典型代表有“駱駝載樂”畫像磚、巴蜀吹笛胡人陶俑等。至于三星堆、金沙遺址的青銅人像、面具，雖然形象迥異于蜀人，但身份尚且未有定論，有可能是胡人或更遠的外國人。下面以“駱駝載樂”畫像磚為例分析胡人與巴蜀的關系。
一、“駱駝載樂”中的胡人形象
“駱駝載樂”畫像磚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屬東漢時期。四川是目前國內漢畫像發現最為集中的地區，尤其是成都平原出土的畫像磚最具典型性。“駱駝載樂”畫像磚是一個獨幅畫面，長方形，運用淺浮雕加凸線刻、陰線刻等方法雕刻而成，線條勾勒清晰，凸凹有致，形象生動，具有很強的立體美感。畫像磚中的胡人和駱駝的形象均用了極為夸張的手法表現。駱駝昂首長嘯，步伐大而矯健。駱駝前峰跪坐一胡人，頭戴尖頂高帽，大眼高鼻，正賣力甩袖擊鼓。從畫面殘損的情況看，駝峰上還有一個胡人與之對應，共同擊鼓。“駱駝載樂”畫像磚中的胡人有著與漢人迥異的形象，“人皆深目、高鼻，多須髯”，多戴尖頂帽、著胡服等。這從諸多漢畫像的人物相貌、衣著、神態、姿勢及相互比對中可以看出，而且胡人對漢代的社會影響也是巨大的。《后漢書•五行志》載：“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顯然，胡人和異域的文化不斷地輸入內地，統治者倍加追捧，上行下效且蔚然成風。胡人通過駱駝與漢人進行貿易、文化、經濟、宗教等方面的友好交往，當然也因領土、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引起戰爭糾紛，不過總體上看文明交往、友好交流遠遠多于爭端。
二、胡人擊打建鼓考究
“駱駝載樂”畫像磚中，駝背上胡人擊打的鼓不是一般的樂器，據考究屬于建鼓。而且擊打漢代建鼓的樂手是胡人而非漢人，這是極為罕見的。那么，“駱駝載樂”中的建鼓擊打者為什么選擇域外的胡人？不妨做一推斷，首先胡人的身份、地位相當高，或者有一定官職，或者是朝廷欽點的樂隊指揮，抑或是異域的重要使臣，這樣才能被官方委派為樂隊要員擊打建鼓。建鼓為歷代宮廷所用，多用于儀仗出行、禮儀活動等重要場合，并且演奏建鼓的一般是官府人員或樂隊重要人物。如《國語•吳語》中有：“載常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為方陣。”《周禮》記載：“將軍執晉鼓（即建鼓）”。曾侯乙墓出土的建鼓，和舉世矚目的戰國編鐘擺放在一起，表明建鼓的地位相當權威。建鼓在宮廷也一直在沿用到明清時期。在明代中和韶樂和清皇朝祭司樂中，建鼓均為開典領奏樂器。至今博物館收藏建鼓還將其陳列在歷代宮廷樂器中。顯然，建鼓非民間一般樂器，也不是一般人士就能擊打。當然，從另外角度講，漢代社會讖緯迷信盛行，相信人死后去西方極樂世界，而畫像磚（石）本來就是墓葬的重要構筑材料，胡人、駱駝來自西方區域，漢人選擇他們超度靈魂非常合適。這種推測的可能性也很大。
三、中外民間藝術交流
漢代建鼓常置于官府大門的前面，成為禮樂或發出重要信號的工具。當時郡署衙門一般稱府，縣衙一般稱寺。宮寺桴鼓不但可以集眾，也是封建權威的象征。除此之外，建鼓還常用作禮儀或演出的樂隊節拍指揮，“駱駝載樂”畫像磚所反映的大概就是這種情況。建鼓通常被裝在車上使用，有時車分兩層，頂層擊建鼓，底層載樂隊。不過把建鼓安置在駱駝上擊打的場面十分罕見。漢代四川把建鼓載于駱駝之上，使禮儀、娛樂兼而有之，體現出漢代蜀人特有的樂觀與豁達。[1]從胡人擊鼓的姿態看，他的動作相當嫻熟、優美，表情也很莊重淡定，說明胡人很重視這場演奏。鳴奏的樂曲可能是胡樂（曲），即胡人聚居地的本土音樂，因為漢人喜歡異域風情；也有可能是漢樂與胡樂合二為一的新曲。從這些角度看，“它證實了漢朝巴蜀地區與西北民族在音樂文化等領域的相互交流……因此他們的出現就給巴蜀之地的音樂增添了幾許獨特的西北異域風情。”[2]胡人在與蜀人的貿易交流中帶來了異域的音樂、繪畫、青銅器、玻璃工藝、服飾等藝術形式，與巴蜀當地的民間藝術交融化合，極大地豐富并促進了當地民間藝術的繁榮發展。四、胡人與南方絲綢之路1.相對安全的交流路徑。這里不得不提及歷史上漢人與胡人長期的矛盾戰爭。《戰國策》有“胡服騎射”，《晉書》有“邪正不并存，譬如胡與秦”，王昌齡的詩句“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所指的也是漢人與胡人的征戰。可見在漢代，胡人是邊塞的敵人、朝廷征伐的對象，與漢人矛盾積怨很深。進入中原的胡人一般身份低賤，或為俘虜，或為下奴，胡商也不會久留。從理論上講，胡人不可能成為漢代宮廷禮樂之事的“座上賓”，也不可能騎駝擊建鼓。這也能解釋中原較少出現“駱駝載樂”此類漢畫像的原因。從漢代的周邊局勢看，南方絲綢之路比北方絲綢之路相對安全、便捷，原因是北方與胡人戰事頻繁，而西南各族與域外相對平靜得多，這種和平態勢為胡人進入川蜀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這在《史記》記載張騫出使西域的報告中有詳細描述：“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顯然，胡人役使駱駝走南方絲綢之路，貨物損失風險要小得多，對于商人來說保本獲益是最重要的，雖然“蜀道難”，人力、物力、盤纏費用代價大，但道路安全系數高，值得付出。不難看出，南方絲綢之路具有保障胡商駝隊暢行的天然優勢，從某種意義上胡人選擇南方古絲路進入巴蜀的幾率高于北方古絲路。2.和平友好交往。從“駱駝載樂”漢畫像上可以看出，駱駝背上有較大的氈墊，對比其他有駱駝肖形的漢畫像，可以發現很多細節。一般駝峰兩側有夾板，駝峰之間橫置一個長形袋子，其兩側橫置絲麻狀物。學者在研究中發現，它實際是沙漠民族“穹廬氈帳”的再現：駱駝背上的夾板、氈墊是氈帳的組成部分，絲麻狀物是用來綁氈帳的麻繩，他們共同組成穹廬氈帳。北朝至唐代，“穹廬氈帳”是絲綢之路上胡商的必備用品。“氈帳時移無定居，日月長兮不可過”，唐代詩人劉商形象生動地描繪了漫漫絲路上，胡商依駝而居、晝夜行程的場面。胡商一般結伴而行，由數十匹駱駝組成運輸隊，風餐露宿，跋山涉水，長年累月行進在絲綢之路上。從另一方面說，蜀人自古擅長經商，大量考古與史料也佐證了川蜀早在商周時期已對外貿易，南方絲綢之路也早在先秦時代開通（甚至更早），到漢代已經是一條比較成熟的貿易走廊。種種跡象表明，漢代蜀人對來自西方的胡人、駱駝相當有好感，這種好感是建立在長期的貿易互換上，而且是平等、友好、彼此信任的交往。貿易交往也促使川蜀經濟繁榮富庶，成都平原自古就有“天府之國”的聲譽。那么，“駱駝載樂”畫像磚出現在巴蜀之地就不難理解了。因此，蜀人不像中原人那樣對胡人心存芥蒂，更不會存在敵視心理，自然也會友好相待。蜀人開放、豁達、樂觀的思想使胡人不僅走進集市，也能邁入“大雅之堂”，甚至謀得一官半職，騎駝擊打建鼓并列席官府儀仗就順理成章了。
總結
南方絲綢之路與北方絲綢之路不是孤立的，它們通過“藏彝走廊”聯系在一起，從而保證了胡人駝隊從南、北兩條路徑進入巴蜀。南方古絲路較之北方有地理上的天然屏障和較少戰亂干擾的社會環境，從而提高了胡人駝隊入蜀貿易交流的通暢度。胡人與蜀人的貿易交往由來已久，在漢代更為頻繁，不同文明交流促使巴蜀地區發展成為有別于中原的特殊文明。高規格禮儀中由胡人騎駝演奏建鼓，是胡人與蜀人和平交往的一種表現。更重要的是，胡人作為中外友好交流的“使者”“媒介”，不斷增進不同文明之間的感情交融，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天府之國”巴蜀的經濟繁榮。
參考文獻：
[1]李鐵錘：“駱駝載樂”畫像磚體現漢蜀人樂觀與豁達[J/OL]，收藏快報，2011-4-7.
[2]趙玲，王瑾：巴蜀漢畫像中鼓的藝術形式窺探[J]，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11.26(1):122.
作者:常雁來 單位:重慶大學城市科技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