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養培育范式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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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智 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

從20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以利維斯主義和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批判主義范式分別支配了英國和德國的媒介素養教育實踐。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伴隨著媒介技術不斷發展，人們生存的媒介環境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媒介生態變得日益復雜和差異化。大眾傳播并沒有如媒介策劃者所預期的那樣改善弱勢人群和邊緣群體的生活，并沒有有效地推進社會的民主進程，反而擴大了不同社會階層成員即“擁有者”(haves)與“非擁有者”(have－nots)之間的知識差距———“知識溝”(gapinknowledge)或“數字鴻溝”(digitaldivine)。如果要縮小知識溝，關鍵在于保障每一個個體接觸媒介和使用媒介的均等機會。由此，滿足公民對媒介的“近用權”(rightofaccesstomedia)的呼吁高漲起來，隨之而來的是倡導公民媒介近用權的民主參與或社會參與理論在全球范圍內的興起。正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英國的媒介素養教育實踐逐漸超越了傳統的保護主義取向，轉向以公眾媒介參與和自我表達為核心的“賦權”(empow-erment)模式。③

自此，保護性和賦權性相結合的媒介素養教育實踐從英國擴散到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法國、德國和日本等大眾媒介發達的西方民主憲政國家。在西方媒介素養教育史上，無論是前期精英主義的、消極的免疫(保護)模式還是后期帶有民粹主義偏向性的、積極的賦權(支持)模式，都是以媒介批判為前提，以服務被剝奪者而追求民主、平等和公正為宗旨的，因而都屬于批判主義范式。在西方國家，無論其開展媒介教育實踐的初衷如何———如英國旨在抵制大眾文化對傳統精英文化的侵蝕，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旨在抗爭美國文化霸權，美國旨在消解媒介中性和暴力的負面影響———這種批判主義范式下的媒介素養教育的終極目標始終在于，“培養更主動和更有批判性的媒介使用者”④，培養積極利用媒介批評和監督政府、參與社會公益的公民。由此，媒介素養教育本身成為民主生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中國的媒介素養教育:走向功能主義范式

在西方國家流行了半個多世紀的“媒介素養”概念和媒介教育實踐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才傳入中國。中國的媒介素養教育首先在中小學展開嘗試，進而在大學實施，最后向全社會推廣。在當代中國，媒介素養教育不僅針對大、中、小學生，同時也面向包括媒介從業者、企業員工等幾乎所有有機會接觸媒介的社會人士。中國媒介教育實踐的方式大多為傳授大眾媒介的基本知識，培養利用大眾媒介的基本技能。最有中國特色的是政府公務人員尤其是官員及新聞發言人的媒介素養教育。在人們看來，由于官員的社會地位最高，最容易被媒體關注，最需要與媒介溝通，其媒介素養水平顯得尤為重要。由此，為生活在日益復雜化的媒介環境中的官員提供媒介素養教育，使之掌握與媒介打交道的技巧就成了一種國家層面上的當務之急。

從近十多年來的媒介教育實踐看，在中國特殊的社會歷史語境下，“媒介素養”概念的內涵擴展了，甚至發生了變異。由于未能深入反思和批判大眾媒介的社會本質，而傾向于技術主義或工具主義地看待媒介，視之為一種價值中立(零負載)的渠道、中介和可自主支配的資源;也不再以對媒介內容作批判性文本解讀為內核，而是以充分利用和發揮媒介的正面功能為主旨，由此，“媒介素養”從一種具有批判性的人文教養(cultivation)演變成為一種功能性的社會技能(technique)。與之相應，媒介素養教育實踐主要是在追求傳播效果(效率)的功能主義范式支配下展開的。

功能主義范式下的媒介素養教育極有可能使媒介生產蓋過媒介批評，從而淪為思想道德政治教育和技術教育。政府對媒介素養教育的兩個基本方面———媒介所有和教育內容的壟斷和干預無疑會加劇這種傾向性。中國憲法賦予政府以絕對的媒介壟斷權和教育干預權。2005年，教育部把全國高校的BBS網站改造成“實名制下的校內交流平臺”，把網絡改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平臺。2006年，團中央、國務院新聞辦、教育部、科技部、公安部、信息產業部、文化部等14部委聯合發出《關于實施中國青少年綠色網絡行動切實加強青少年網絡文化建設的通知》，在全國范圍內通過對有害、敏感信息的屏蔽，凈化網絡文化環境，建設主流文化培育新型陣地。到后來，“綠色上網行動”發展成“綠壩•花季護航”行動。由政府一家裁定媒介內容是否具有誤導性或攻擊性的做法難免會使保護主義的媒介素養教育異化成為一種管制主義和剝奪主義。⑤

其實，從媒介素養教育在中國起步較晚的事實中也可以看出中國實施媒介素養教育的特殊語境。中國社會缺乏西方媒介教育所具有的追求傳播公正的批判語境。對此，曾有學者指出，由于在學理上，中國的傳播學理論研究一直延續美國的經驗功能主義傳統，熱衷于研究傳播效果等具有實用功能的環節，對歐洲批判學派的研究一直不夠關注;同時在現實媒介情境中，中國的媒介始終屬于黨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批判性的媒介素養概念似乎不太適應中國媒介的工具性特性。因此，媒介素養及其教育長期未能在傳播研究的主流領域獲得應有的關注。⑥

中國媒介素養教育的未來:返璞歸真

媒介素養教育在中國社會推廣了十余年，但其發生和展開的社會語境并未發生根本的改變，迄今，它基本上仍然處在功能主義范式之下。如果參照西方源頭，從根基主義上講，媒介素養教育傳入中國之后似乎就誤入了歧途。那么，如何從歧途中走出來?首要的是培育本真的媒介素養教育所必需的民主政治文化土壤。長期以來，中國媒介素養教育倡導者往往注意到他國媒介素養教育開展的實效，而忽視了媒介素養教育須有相應的本土政治文化支撐。⑦

因為媒介素養教育天生具有一種反思、質疑和批判權力和資本的基因?！皩τ诿浇樗仞B教育來說，媒介所有權和控制權是兩個至關重要的議題。我們應當關注這樣一種現實:向我們提供視聽閱讀資源的媒介由相對少數的個人所操持和控制。”⑧權力和資本是媒介背后的兩大操控力量，權力希望按自身意志借媒介發出自己的聲音，而資本遵循利潤最大化的商業/市場邏輯，為吸引“眼球”而要求媒介媚俗。而且，權力和資本往往“合謀”共同宰制媒介，把受眾淪為臣民或消費者。這不僅是西方媒介的社會語境，也是當代中國媒介的社會語境。

為此，應該培育一種能夠揭露和消解這種壓迫性媒介語境的民主政治文化，營造一種民主、平等而自由的社會氛圍，從而獲得媒介素養教育的有效途徑:“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應該讓其社會的每個成員對自己面前的各種文本如書籍、繪畫作品、電視節目等擁有自己的解讀。如果這些文本是由牧師、富豪或社團受益者向他們進行解讀，換句話說，就是別人告訴他們應如何解讀，該怎么思考，那么，他們就不是生活在真正的民主社會里?！雹?/p>

從根本上說，只有在一種民主的情境下，才能促使我們的社會對媒介素養教育產生一種天然的內生性訴求———而不是忌憚和抵制，進而為媒介素養教育提供其所需的批判主義范式。否則，在一個缺乏民主政治文化的社會里，我們的媒介素養教育只能寄望于政府一時的英明和開明了。

當然，我們不是“媒介素養”的原教旨主義者，并不苛求原封不動地保持著概念的原初內涵，也不奢求回到利維斯時代去。但面對一個民主、自由訴求日益高漲的媒介化社會，這種返璞歸真的立場和態度恰恰是發展主義的，對未來中國的媒介素養教育來說，它所蘊含和預示的應該說是一種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