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狀況對美育的要求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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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林媛 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

蔡元培與小原國芳處于同一時代，二者都是在本國積極倡導美育的教育家，他們的美育思想既有共同之處，同時也體現了本國教育傳統與國家政治、經濟狀況賦予美育的特殊使命。這些異同主要體現在：美育與宗教、美育與道德、美育與人的全面發展以及美育的實施這幾個方面。

美育與宗教

在蔡元培與小原國芳的美育思想中，都涉及了美育與宗教的問題，他們在關于美育與宗教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而作為虔誠的基督教徒的小原國芳則認為“圣的教育”是教育的最高要求，藝術的終極是宗教。本文不對美育與宗教的關系作哲學的思辯和學理追問，只希望通過對二者的比較，回到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教育家的生活環境里，發現其思想與社會背景、生活環境之間產生共振的基頻。

蔡元培生活在中國封建社會末期，延續了幾千年的中國古代文明，遭遇西方現代文明的沖撞，社會文化、道德倫理、教育價值都在劇烈的轉換中，從傳統舊學中走向西方尋找救國之路的蔡元培留學歸國后成為名副其實的新文化建設的設計者和組織者，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蔡元培就任教育總長，在《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中蔡元培提出了“五育”（體育、智育、德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并舉的教育宗旨。

1917年4月8日，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應邀到北京神州學會發表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專題演講，后來這篇演講分別刊于《新青年》第3卷第6號和《學藝》雜志第一卷第2號。演講中蔡元培指出宗教在人類歷史上的作用，同時也闡明了宗教的時代局限性，他指出“吾人精神上作用，普通分為三種：一曰知識；二曰意志；三曰情感。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作用有之。”②但隨著時代的進步，科學的發展，知識與意志脫離了宗教，“于是宗教所最有密切關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謂美感。”③與美育相比宗教具有明顯的局限性，“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強制的；二、美育是進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④“故不能以宗教充共振的美育，而只能以美育代宗教”。

當時“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題一經提出，一石激起千層浪，產生了振聾發聵的啟蒙效應，在教育界文化界引起強烈反響。蔡元培本人對這個命題多次進行演講和撰稿，此命題的完善和補充一直延續到30年代。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的歷史文化價值在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直接參與了新文化運動的建設。成為“五四”時期反封建的理論武器、現實武器。新文化運動喊出了“科學”與“民主”的口號，但“科學”與“民主”并未涉及人的情感慰藉與終極關懷，“美育”關乎情感，涉及自由，所以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在當時具有填補時代空白的作用。與蔡元培處于同一時代的小原國芳身處日本明治后期、大正年間和昭和時期三個時代。明治維新后的日本，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思潮興起，“天賦人權”思想到處傳播，要求自由、民主、平等的聲浪此起彼伏。日本陷入民主大潮之中，這種民主大潮造就了小原國芳的民主主義思想，在京都帝大時期，小原國芳潛心研究西方經典著作，吸收外國先進的教育思想，為他的民主主義思想及其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以此走上了反封建專制、反軍國主義、反舊教育的教育革新道路。

小原國芳的全人教育內容包括真、善、美、圣、健、富六個方面，他認為學問的理想為“真”，道德的理想為“善”，藝術的理想為“美”，宗教的理想為“圣”，身體的理想為“健”，生活的理想為“富”。全人教育就在于創造真、善、美、圣、健、富六項價值。在小原國芳的全人教育中，“健”的價值和“富”的價值是不可缺少的手段價值，而“真”、“善”、“美”與“圣”四價值是絕對價值，其中“圣”的價值為最高價值要求。小原國芳在其著作《教育的根本問題———宗教》中涉及美育與宗教的關系，他認為：“美的極致是神圣，神圣也是美。就是說，藝術的終極也是宗教。”⑥小原國芳認為在理想的“圣”的教育和“美”的教育中，追求神的心情和創造美的心情應達到一致，達到二者的融合無間。他希望“無論道德、學問、藝術、宗教、體育、經濟生活，特別是外交、政治、企業，人類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成為神支配下的渾然統一體。⑦

小原國芳的美育思想中帶有明顯的宗教傾向，這與小原國芳的宗教信仰、生活環境有密切的關系，其出生地九州在15世紀至16世紀是天主教傳播的故地，九州成為日本天主教的圣地，勢力之大是日本之最。小原國芳受到生活環境的影響成為虔誠的基督教信徒，其教育思想中的宗教傾向與他的信仰密不可分。

美育與道德

席勒在《美育書簡》第二十四封信中說：“人在他的自然狀態中只能承受自然的力量，在審美狀態中他擺脫了這種力量，而在道德的狀態中他支配著這種力量。”⑧

蔡元培與小原國芳的美育思想中都涉及了美育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從這些思想中可以看出席勒美育思想對他們的影響。蔡元培倡導新式教育，肯定了美育的獨立價值，同時蔡元培繼承了中國傳統道德觀，他希望通過美育教化人心，完善道德。小原國芳也強調美育的道德教化作用，但小原國芳明確提出不能把美育當成勸善懲惡的工具，他認為美育最終是為了培養人性完整的人。

蔡元培在1930年由商務印書館編印的《教育大辭書》中提到：“美育者，應用美學之理論于教育，以陶養感情為目的者也。人生不外乎意志；人與人相互關系，莫大乎行為；故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適當之行為，即以德育為中心是也。顧欲求行為之適當，必有兩方面之準備：一方面，計較利害，考察因果，以冷靜之頭腦判定之；凡保身為國之德，屬于此類，賴智育之助者也。又一方面，不顧禍害，不計生死，以熱烈之感情奔赴之；凡與人同樂、舍己為群之德，屬于此類，賴美育之助者也。所以美育者，與智育相輔而行，以圖德育之完成者也。”⑨由此可見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中體現了席勒美育與道德的觀念。蔡元培希望通過藝術養成美的趣味、健全辨別善惡是非的良心，用美來純凈人的情感，由美的門戶而升入道德的堂奧。由于中國長期受到道德至上主義的影響，蔡元培把德育作為人格之本。他認為：“五育以公民道德為中堅，蓋世界觀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軍國民教育及實利主義，則必以道德為根本。”⑩1931年蔡元培在《美育與人生》中提到舍一己的生以救眾人的死，舍一己的利以去眾人的害，是偉大而高尚的行為，而這種行為不能從知識上獲得，是完全發動于感情的。每個人都有感情，但這種感情不一定能轉化為偉大高尚的行為，所以要通過美育陶養感情，轉化成高尚的行為。

可見，蔡元培雖倡導新式教育，肯定了美育的獨立價值，但其美育思想體現和繼承了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和美育價值觀。

在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中，通過美來修正道德是美育的一個重要的功能。同樣，在小原國芳的美育思想中，也肯定了美育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但小原國芳明確提出不能把美育當成勸善懲惡的工具，他提出美育是為了培養人性完整的人。小原國芳認為：“藝術不僅僅是一種手段和娛樂形式，它應該是一種擺脫一切自私的純凈而有力的東西。”他還認為美育是拯救人類道德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因而與德育密不可分。這種觀點在其《美育論》中有明確的表達，“真實的藝術是和真實的道德相一致的；在真實這一點上，二者之間沒有絲毫區別。無論是道德、哲學、宗教、藝術，都是一種人格迸發出來的東西。”他說，優秀藝術的極致就是真正優秀的道德，小原國芳十分欣賞席勒《美育通信》中的一句話“我們拯救一般人的道德須求助于藝術”。他肯定了席勒所持有的純凈的藝術拯救道德的觀點，認為優秀藝術的極致就是真正優秀的道德。同時他希望執政者達到中國孔子所倡導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境界。小原國芳在其《美育論》中提到“席勒的《美育通信》，確是值得細讀的名著。席勒說：“所謂為道德而道德，自康德開始才有可能，我們拯救一般人的道德須求助于藝術。”確實如此。自香川師范以來，我進行的道德教育，差不多也是求助于宗教與藝術的力量。名著名文的閱讀，清新的繪畫或音樂的鑒賞，特別是戲劇，都具體地給人格的形成以巨大力量。”同時小原國芳認為不能把美育當成勸善懲惡的工具，他提出美育是為了培養人性完整的人。“它把人從機器、煤煙、油污、電、鐵這些物質世界造成的苦悶、神經衰弱、死板和渙散中拯救出來”。

由此看出，小原國芳認為美育有完善道德的作用，也希望通過藝術教育拯救人的生活，把人從物質世界造成的壓抑狀態中解救出來，使人成為真正的人、健全的人、完整的人。

美育的實施

蔡元培的“五育”并舉，小原國芳的全人教育，都希望實現美育在人的全面發展中的作用，期望培養人性完整的人，通過美育發展個性、崇尚自然，培養自由之人。蔡元培與小原國芳不僅提出美育的主張，而且都在實踐層面對美育的實施提出了要求。這些要求不僅體現了他們的美育理想，同時也折射出時代所賦予美育的使命。

蔡元培在《美育實施的方法》中說到：“我說美育，一直從未生以前，說到既死以后，可以休了。”一些學者把這段話理解為蔡元培先生一生踐行美育的決心。其實，這是蔡元培美育實施方法的具體體現。在《美育實施的方法》開篇中，蔡元培提到“：我國初辦新式教育的時候，只提出體育、智育、德育三條件，稱為三育。十年來，漸漸的提到美育；現在教育界已經公認了。……現在的教育狀況，可分為三個范圍：一、家庭教育，二、學校教育，三、社會教育。我所說的美育，當然也有這三方面。”蔡元培認為美育應該從胎教開始，讓孕婦住在風景佳勝的胎教院，閱讀樂觀的文字，聽優美的音樂，給胎兒美的教育。孕婦生產后，要到公共育嬰院，通過優美的環境，對嬰兒進行美育。在學校教育中，蔡元培提倡從幼稚園開始，普通教育與專門教育都要給學生美的教育，在學校里設置音樂、舞蹈、繪畫、文學課程，通過藝術教育實施美育，而且“美育的范圍，并不限于這幾個科目；凡是學校所有的課程，都沒有與美育無關的。”社會美育中，蔡元培希望通過美術展覽會、音樂會等活動給人提供美育的條件。社會美育對道路建設、建筑樣式、公園環境、名勝的布置、古跡的保存以及公墳布置都提出了美的要求。從未出生以前安靜優美的胎教院，到既死以后莊嚴古雅的墳院，都是美的。所以蔡元培說：“我說美育，一直從未生以前，說到既死以后，可以休了。”是對個體實施美育跨度的總結。

在這些美育的方法中，可以看到蔡元培美育的實施處處針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教育的弊端，比如，蔡元培認為美育要從胎教開始，但他懷疑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下的父母可以提供完美教育的可能性，所以要讓孕婦在公立的胎教院與育嬰院進行胎兒和嬰兒的美育。到了入學年齡，孩子可以在新式學校中接受美的教育。蔡元培提出實施社會美育的場所，美術館、音樂會、歷史博物館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不曾有的。提到公墳，蔡元培認為中國人的墳墓沒有美感，按照理智人死之后應該“廢物利用”，但活人對死人的尸體寄托了哀思，對尸體不能簡單的處置，所以蔡元培提出中國設仿效西方的公墳，劃一塊地，種植林木花草，碑文要各具匠心，處處體現美。

正如上文所說，小原國芳生活在日本明治后期、大正年間和昭和時期三個時代。明治維新后的日本，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思潮興起、經濟發展。這使得小原國芳在其全人教育中，可以把“富的教育”列入其教育理想之中。同樣，小原國芳教育理想中的“美的教育”也反襯出日本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當時日本正處于學歷社會，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教育調查團于1970年調查日本的教育政策，在其總結報告書中說明了“學歷”在日本的重要情況，“根據一個人在其十八歲時的某一天（注：指升大學考試的日子）所取得的成績如何，即可決定他的一生。這樣做的結果，雖然世襲的貴族主義是不存在了，但是卻代之而出現了一種學歷主義。”學歷社會是以明治維新后成立的新政府，在明治五年（1872年）提出頒布學制的政策為起點的。在明治維新以前的幕府統治下，一個人的職業和他的社會身份要靠門第門閥，命里注定，當時確實是一個十分僵硬而死板的社會。到了幕府制的后期，由于下級士族的叛亂，那種僵硬而死板的社會崩潰了，新的明治年代的政府成立，從此開辟了可以靠“學問”這種新的“實力”而發跡的道路。明治十九年（1886年）“，帝國大學”的成立，更加促進了學歷社會的發展。而到了大正七年（1918年）政府頒布了“大學令”之后“，學歷社會”也就在社會上扎下了根。小原國芳在其《全人教育論》中說到：“在日本小學校中，鑒賞曲還遠遠不夠。歌唱也是少數人的事。現在有倍增的趨勢，希望盡可能地增長三倍才好。再者，一定要學習樂器，無論如何也要掌握一種樂器，至少一個橫笛。甚至一片樹葉，一片草葉也可以嘛！”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小原國芳對于當時學校美育課程的課時太少感到不滿，學歷社會下的學校里到處都是為升學考試做準備，像音樂這樣的藝術課程往往被擠掉。小原國芳期望增加美育的課時，給學生全面的教育，希望培養出“能擔肥干活又能彈鋼琴，……能掏地溝又會唱第九交響樂。”的全人。

結語

比較蔡元培與小原國芳的美育思想，不難發現，二者的美育思想存在著一些不同之處，但是，殊途同歸，蔡元培與小原國芳的美育理想都是要培養全面發展、人性完整的人。他們的美育理想與實踐反應了時代以及民族生存狀況賦予美育的時代使命。有學者曾用一個U字形象的描述了中國百年的美育之路，世紀初的萌芽，世紀中的消沉，世紀末的復興。如果我們順著這個U字迂回，回溯到中國美育的萌芽期，可以看到蔡元培的美育理想是充滿活力與新鮮、充滿了批判與斗爭精神的。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承上體現中國的教育傳統，應時反映時代的要求，啟下為中國美育提供了豐富的理論源泉。當前，如何珍視中國的美育環境，反思中國當下人們的生活環境、精神面貌對美育提出的要求，將是一個永遠值得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