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投資對經濟發展效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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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對生存環境造成嚴重危害，需要轉變為能夠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經濟增長模式，有效促進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成為人們新的目標。綠色投資作為以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為主要目的的金融活動，對于提升經濟發展質量、提高經濟綠色發展水平具有現實意義。本文以東部地區10個省市的數據為例，通過面板回歸模型分析綠色投資對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關系，結論表明：增加綠色投資會促進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外資依賴度、產業結構合理化可能會為綠色經濟發展帶來負的影響，產業結構高級化會為綠色經濟發展帶來正向影響。

關鍵詞：綠色投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

一、引言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步伐逐漸加快，社會主要矛盾已轉變成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間的矛盾，同時和人們健康息息相關的環境質量關注度日益集中，為此實現生產生活方式的綠色轉變成為未來方向。綠色金融作為經濟運行系統的血脈，通過合理配置社會資源，有助于提升經濟生產效率，有效引導經濟發展趨勢。基于此，我國通過多種措施積極完善綠色金融體系，促進綠色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而綠色投資作為綠色金融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綠色經濟發展理念相符合，因此本文以綠色投資為分析視角研究其對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作用。另外，考慮到東部地區作為國內經濟發展戰略規劃的“領頭羊”，在綠色經濟發展方面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果，將東部10個省市的指標數據作為樣本進行分析可以更好的總結綠色投資對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作用關系，因而本文選擇東部地區10個省市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框架

根據綠色投資與綠色經濟發展的基本概念選擇合適變量進行度量；對收集的指標數據進行計算，總結各地區的綠色投資與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現狀；然后進行實證分析，通過建立面板回歸模型分析二者間的聯系；最后對研究成果進行整理，得出結論。

三、理論表述

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最主要的理論是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它表明環境污染程度與經濟增長間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經濟增長初期，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環境污染問題也愈發突出，伴隨著技術進步、產業升級等因素影響，環境質量會隨著經濟增長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我國在工業化前期生產階段不僅消耗了大量能源資源，也帶來了污染氣體的排放，已經嚴重危害了人們的生存環境，因此以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生產方式必須得到轉變，通過積極推進綠色投資發展水平的提高，促進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成為有效轉變現有生產模式的重要途徑。綠色投資主要通過經濟增長效應和環境保護效應影響地區經濟綠色發展水平，兩種效應相結合決定了綠色投資對經濟綠色發展水平作用的效應表現，這種效應的作用方向取決于經濟增長效應和環境保護效應的相對影響。關于經濟增長效應，由需求和供給兩側相互影響得到體現，綠色投資可以促進綠色環保產業的發展，由需求效應帶動非環保行業發展，并且綠色投資可以擴大社會生產規模，增強生產能力，增加社會有效供給。然而需要考慮的是，過分強調擴大綠色投資可能并不會帶來經濟水平的上升，這是因為綠色投資過度可能會擠占生產性投資發展空間，從而減緩社會經濟發展步伐，產生不利影響。因此，綠色投資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關系尚不明確。關于環境保護效應，主要依據產業結構和污染治理兩個方向進行闡述。在產業結構上，通過對綠色環保產業提供更多支持力量，可以有效促進綠色產業的發展，推動產業結構實現綠色升級，同時也會激發起人們的綠色環保意識，倡導人們更加重視生態環境的重要意義，并能落實到實際行動中，使得更多人才匯聚到綠色行業內，帶著新技能與資本使得綠色行業生產效率得到提升。在污染治理上，綠色投資可以投資于污水處理及設備生產等相關行業使得環境污染減少，提升污染物處理效率。并且對于企業來說，為了吸收更多的綠色投資，他們會經常審查企業的污染情況和資源消耗狀況，通常會增加科研上的投入，提高技術創新發展水平，建立起更加綠色和諧的生產模式，能夠提升資源使用效率，達到提高綠色經濟發展的目的。總的來說，多種因素作用下綠色投資對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并非固定地朝著正向或負向的方向發展，具有進一步討論空間。

四、指標選擇與數據描述

（一）指標選擇。綠色經濟發展不僅僅關注于經濟量的增長，而是考慮到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可持續發展觀念一脈相承。即以節約資源、減少污染排放并加強保護生態環境為核心，通過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不斷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以低碳、高效的生產方式促進經濟發展，最終實現一種未來可持續性的經濟生產模式。為了更好地反映地區的綠色經濟發展水平，文中選擇包含非期望產出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對其加以衡量，即為被解釋變量。綠色投資一詞最早由環境保護組織提出，也被稱為道德投資或社會責任投資。隨著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人們對于生存環境的質量要求越來越高，綠色投資也被賦予了新的內涵，發展成為以環境保護為核心宗旨的經濟活動。在對綠色投資范圍進行具體度量時，我國學者一般將綠色投資與環境保護投資聯系起來，認為環保投資金額可以反映綠色投資規模，也有人從更為宏觀角度出發，認為如果一項投資有利于綠色GDP增長，就應該包含在綠色投資范疇，本文選擇各地區對環境污染治理的投資水平進行度量，即為解釋變量。控制變量選擇外資依賴水平與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其中外資依賴是進出口總額與增加值的比值，表示地區的對外開放程度，外資依賴度越高說明該地區對外開放程度越高；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分為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合理化反映要素投入結構與產出結構的協調性和有效性，高級化反映產業結構由低級向高級躍遷的動態發展過程，表示產業升級的一種發展方向，按照干春暉的做法，分別計算泰爾指數和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的比值，后者用來度量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考慮到泰爾指數是一種逆向指標，文中將泰爾指數取倒數用來度量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數值越高表明產業結構越合理，同樣的對于高級化來說數值越高表明產業結構越高級。

（二）數據來源。考慮到數據可得性，本文研究范圍包括東部地區10個省市在2004～2018年的指標數據，其中10個地區有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分別測算各地區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用以反映綠色經濟發展水平，將其作為研究對象，選擇環境污染治理投資表示綠色投資程度，研究綠色投資對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關系。在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測算過程中，文中利用數據包絡的方向性距離函數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相結合的方式，分別以從業人員、資本存量和能源消耗量作為投入，以增加值作為期望產出，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作為非期望產出。其中，由于沒有提供資本存量數據的直接來源，文中利用永續盤存法計算得到，增加值轉換為以2000年為基期的可比價格，碳排放量本文采用物料衡算法進行估算，即按照消耗能源種類分別計算實際消耗量、能源熱值轉化系數、碳排放系數、碳氧化因子及二氧化碳和碳的分子量比率的乘積。由于計算得到的結果實際是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率，表現的是一種變動情況，為了能夠反映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絕對水平，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率進行逐年相乘，計算結果即表示為各地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各省市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等。

（三）數據描述。本文分別將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和控制變量取對數，聯合計算得到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結果整理如表1所示。（表1）其中，GTFP表示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文中通過計算的ML指數累積相乘得到，IEPC表示環境污染治理投資，FCD表示外資依賴程度，RIS衡量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AIS衡量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

五、實證分析

為了研究綠色投資對地區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關系，本文以東部地區10個省市為范疇對其構建面板回歸模型，首先對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變量均是非平穩的；其次進行協整檢驗結果表明存在協整關系，說明變量間具有長期均衡的關系，在這基礎上進行回歸的結果是有效的。面板模型分為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hausman檢驗是選擇固定效應或是隨機效應的主要手段，通過Eviews進行haus－man檢驗結果是拒絕原假設，95%置信區間下認為個體效應與解釋變量相關，選擇固定效應是合適的。因此，建立固定效應下的回歸模型。表2展示的是固定效應模型結果，發現F檢驗對應p值為0，通過模型顯著性檢驗，認為構建該模型是有效的；各變量系數對應p均小于0.05，認為在95%置信區間下各變量變動對被解釋變量變動會產生一定影響。（表2）同時，結果表明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具有正向影響作用，也就是說增加綠色投資會帶來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對應于前文理論機制分析上，可以認為經濟增長效應為負時環境保護效應效果大于經濟增長效應，或是經濟增長效應為正時二者疊加產生效果。然而，外資依賴和產業結構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大不相同，其中外資依賴和產業結構合理化影響方向顯著為負，表明其增長可能會帶來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可能存在的原因：一是外資依賴水平提高往往意味著人們需求增加和資源的進一步消耗，由于生產效率尚且沒有得到大幅度的改善，與需求增加對應的生產規模擴大并不能有效促進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因此外資依賴程度提高有可能會帶來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降低；二是盡管改革開放以來產業結構發展有所改善，但當前仍存在不少問題，資源配置效率還是有很大改善空間，產業結構合理化對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促進作用尚未完全顯現，按照2004～2018年的數據并不能明確反映這一規律。此外，結果表明產業結構高級化會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正向影響，可能是隨著產業結構向高級化的方向發展，一些污染性行業企業逐漸沒落，技術含量高的企業興起，不僅會帶來邊際報酬的增加，也會減少資源無效率的消耗和污染氣體的排放，由此帶來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也就表明，產業結構高級化發展對于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產生利好影響。

六、結論

本文通過2004～2018年東部地區10個省市的指標數據分析綠色投資對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關系，其中選擇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反映綠色投資水平，用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反映綠色經濟發展水平，首先是對于二者間關系的理論分析，表明可能的作用機制；其次通過構建固體效應下的面板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一）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存在正向影響，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是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有效體現，通過增加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可以使得經濟生產朝著更綠色更環保方向轉變，促進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上升。

（二）外資依賴度和產業結構合理化可能會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負的影響，可能原因是當前我國生產結構和生產效率尚有大的改進空間，產業結構高級化會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正向影響，這三者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作用尚未得到完全顯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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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蕊 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統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