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留守兒童下對刑事責任年齡制度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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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低齡未成年人惡性暴力犯罪事件在網絡上數度引起民眾的廣泛關注，人們紛紛將矛頭指向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過高。隨后，我國出臺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中修改了關于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許多學者提議引進外國立法模式，探討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的構建。但是，我國農村留守兒童這一特殊群體，作為未成年犯罪群體中的高發對象，其特殊情況卻并未被考慮進去。本文從農村留守兒童的視角出發，探討目前爭論的幾大制度的利弊，以及刑事責任年齡彈性立法模式在我國的可適用性。

【關鍵詞】刑事責任年齡；惡意補足制度；農村留守兒童；彈性立法模式

近年來，隨著一系列低齡未成年人惡性暴力犯罪事件在網絡上引起廣泛關注，尤其是未成年人關于“未到刑事責任年齡，可以不承擔刑事責任”的言論引發社會公眾的強烈不滿，人們對于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質疑態度極為強烈。隨后，我國出臺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中修改了關于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然而此舉引發了學界的激烈爭議，刑事責任年齡的具體數值已然確定，但傳統的刑事責任年齡立法模式卻迎來了一波又一波的質疑。英美模式的惡意補足年齡制度、彈性立法模式等外來刑事責任年齡立法模式頻頻被學者們拿來討論。本文通過農村留守兒童的視角分析我國傳統立法模式下的境況，以及惡意補足年齡制度、彈性立法模式在我國本土的可適用性情況。

1農村留守兒童在我國傳統的立法模式下的境況

隨著《刑法修正案（十一）》對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下調，這個看似解決了因近些年頻頻引發公眾熱議的低齡未成年人惡性暴力犯罪事件“燃眉之急”的規定，卻讓我國長期以來貫徹的傳統立法模式引來了學界質疑。傳統的立法模式下，根據《刑法》的相關條文規定，將刑事責任年齡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完全不承擔刑事責任；二是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對特定的八種行為承擔刑事責任；三是已滿18周歲的正常成年人對法定情形承擔刑事責任。一直以來我國都實行這種規定，直到近期《刑法修正案（十一）》再次對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的情形做了進一步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在傳統的立法模式中增加了新的劃分區域，看似打破了原有的模式。然而，激烈的刑事責任年齡變更爭議的背后，有一個在未成年人犯罪數據中，明明占比很大，情況也比較特殊、復雜的群體卻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在我國城鄉水平參差不齊的背景下，農村留守兒童問題長期以來在未成年人犯罪群體中占比高、特征突出，卻在考慮制度變革時容易被忽略。根據主流觀點表述以及國家對留守兒童數據調查分類，所謂農村留守兒童應該是指：在農村地區，父母雙方中至少有一方在外出打工半年以上，未滿十八周歲的公民。調查數據顯示，農村留守兒童犯罪的占比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曾一度高達七成左右，成為了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群體。但是相關數據顯示，農村留守兒童犯罪的年齡整體集中在15和16周歲，高于刑法規定的14周歲的刑事責任階段整整一歲，這于《刑法修正案（十一）》對刑事責任年齡降低的情況是相對的。影響農村留守兒童犯罪的因素非常多，比較突出的兩點是成長環境和自身發育。由于農村留守兒童發育水平普遍低于一般未成年人發育水平，這使得其犯罪群體的刑事責任能力在身體條件上普遍比一般未成年人高1至2歲。而成長環境中由于家庭關懷、學校教育、生活環境的缺失和限制，又使得農村留守兒童犯罪率高發。這就形成了農村留守兒童犯罪年齡偏高并且犯罪率也高的局面。然而，根據傳統的刑法規定以及現今修正案對刑事責任年齡下調的走向，整體未成年人犯罪年齡應該是往低齡化的趨勢發展的。這也就意味著，即使近年來農村留守兒童的犯罪年齡也日趨低齡化，但起點年齡就比一般未成年人犯罪年齡高。在這種境況下，傳統立法模式在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上，應當將此情況也考慮進去。也即，單純在修正案中做出下調刑事責任年齡規定是否完全符合全國的國情？

2英美惡意補足年齡制度的不可行性

面對上文的疑問，有學者提到引進英美的惡意補足年齡制度來解決。惡意補足年齡制度的核心在于將處于較低年齡段（一般是10到14周歲）的未成年人推定其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但是控方如能證明其有相應的刑事責任能力則對其實施的行為也需承擔相應的后果。惡意補足年齡制度的判斷主要是根據相關證據推測未成年人主觀認知能力以及主觀惡性。這種推定的方式可謂是與我國傳統的確定模式完全相反。我國根據明文規定，相應刑事責任年齡具備相應刑事責任能力，而惡意補足年齡則明文規定刑事責任年齡內是否具備刑事責任能力，是根據個案相應證據進行推定的。這看似解決了近年來人們對于刑事責任年齡爭議的問題，填補了傳統模式的僵硬，實則無法適用我國城鄉巨大差異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現實。根據前文所述，我國農村留守兒童犯罪的影響因素主要在于缺乏健康的家庭環境以及自身、教育環境不夠導致其成長環境不穩定，長期處于犯罪誘因較多且極為復雜的境況。此外，近年來，一般未成年人犯罪類型主要集中在侵財類，尤其是團伙作案的形式非常突出；校園暴力的現象愈發嚴重，整體年齡走低。這些情況都集中于外在因素的影響，也就是說由于未成年人外部成長環境導向不健康而促成了高發的犯罪行為。但是主觀上卻并非如此，大部分未成年人并非因為自身想要實施犯罪行為，而是由于團體引導或者對法律認知不正確而亦步亦趨。因此，如果引進以主觀認知能力和主觀惡性為推定依據的惡意補足年齡制度，則一來很多在此年齡階段的未成年人犯罪行為在被推定為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并且應當承擔相應刑事責任，但實際上這對未成年人尤其是農村留守兒童來說并不見得是科學的。未成年人在此年齡階段內自身的心理是不成熟的，大量的犯罪都是在受到外界環境刺激下激情實施的。尤其是當根據惡意補足年齡制度的推定，大量未成年人被推定應當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但在我國對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懲罰規定并不成熟的情況下，被推定為應當承擔相應刑事責任的未成年人，尤其是農村留守兒童面對的可能是與社會脫節的監禁刑等懲罰。監禁刑的懲罰從長遠考慮，一來即使未成年人在此期間有勞動教育，但始終與社會脫節，并且會使得未成年人缺乏成長期間本應當有的正常學習環境和成長環境。尤其是在農村留守兒童身上，這一本就凸顯的問題只會雪上加霜，一再加劇這一群體身上各種問題的嚴重性。二來我國對未成年人犯罪始終堅持輕緩化的刑罰和感化教育政策，但是對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懲罰卻一直都難以取得較為樂觀的效果。此外，本身未成年人犯罪就是由于成長環境尤其是家庭環境的不利因素引發，適用監禁只會使得此種境況更為失衡。這也是我國對未成年人犯罪傾向于刑罰輕緩化和非監禁刑的原因，因此，如果僅考慮通過惡意補足年齡制度來調節刑事責任年齡僵化問題，而未曾考慮此舉擴大犯罪圈帶來的長遠的負面影響，實際上并不能實現本土化的適用。這也是筆者并不贊同此制度最大的地方。再者，在面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情況下，考慮到未成年人的身心、人格塑造各方面都還不夠健全，懲罰并不是主要、唯一的目的，預防才是最重要的任務。而以美國大部分州對惡意補足年齡制度設置的年齡起點為7歲為例，將可能被追責刑事責任年齡定在如此低的起點，即使這個年齡的極端犯罪案件極少，也與我國主張的未成年人犯罪政策精神走向不相符合。而且，惡意補足年齡制度并沒有對犯罪行為的類型進行進一步的區分，那么在此規定下，相當于所有類型的犯罪行為，只要能夠行為人被推定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就有可能被定罪。這樣一來，以農村留守兒童犯罪最多的侵財類犯罪為例，財產類犯罪在被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情況下，團伙作案等引導的對象可能會加劇犯罪低齡化的趨勢，從而導致未成年人犯罪圈被過度擴大。那么，我國傳統立法模式下，針對刑法規定的幾種特殊情形負對應刑事責任的規定，甚至完全不負刑事責任的規定將失去意義。惡意補足年齡制度在移植到我國本土上時，存在著一系列更為深入的問題難以調和，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我國傳統立法模式的對立。這也是大部分在移植不同法系制度下會遇見的困難，難以應用于解決本土特有的問題。筆者認為，較為理性的制度選擇應該是在既能解決當前所面臨的問題，又能在已有的制度基礎上進行適當的完善。大刀闊斧的改革往往成本過高，而且容易產生新的問題。

3刑事責任年齡彈性立法模式的可適用性

通過對傳統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的分析，從我國農村留守兒童犯罪的視角，筆者并不贊同惡意補足年齡制度在本土適用。而建立刑事責任年齡彈性立法模式則能夠較為深入的解決我國群體差異造成的不同情況的問題。所謂刑事責任年齡彈性論，其核心在于設置一個較為合適的年齡區間，設置彈性的評價標準。筆者之所以贊成此模式：一是通過一個活動的區間值來解決年齡固定值的爭議。相對于剛性的傳統立法模式，其爭議的矛盾總是停留于“切口”上的14周歲還是12周歲的爭議。采用區間的彈性立法模式，使得爭議的焦點從年齡數值轉變為制度本身是否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當爭議的焦點不再是12周歲還是14周歲時，人們更多的是考慮在這個區間段的未成年人，符合如今意義上的刑法推定的能夠具備承擔刑事責任的犯罪行為的類型。如此，可以將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研究探索到更為深入的層面。二是也能較好的實現本身因缺乏相應因素而犯罪的未成年人尤其是農村留守兒童的保護。以龍勃羅梭為代表的實證學派指出，主張犯罪評價應當考慮行為人所處的具體情境。這一觀點用在農村留守兒童所處的環境具有獨特的意義。利用彈性制度整體上還是沿襲了傳統的刑事責任認定方式，只是將最低年齡值由點變成了一個可以伸縮的區間。在可伸縮的這個區間范圍內根據具體的個案推定其是否承擔刑事責任，而低于此區間的范圍，依舊認定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此外，彈性年齡制度還應當堅持無罪推定原則，當此區間內的主體不足以證明其具備責任能力時應當推定無刑事責任能力，而不是像惡意補足年齡制度同時結合主觀惡性來推定是否應當受到懲罰。如此一來，既不至于過多的擴大未成年人犯罪圈，也不必放棄原有的定罪模式而采用惡意補足年齡這種主觀惡性參考量值過重的英美模式，最重要的是能夠用較小的調整代價適應中國本土最需解決的問題。但是目前學者們對于刑事責任年齡彈性立法模式也有一定的顧慮：其一是較大的彈性區間就意味著法官在處理此類案件時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不同性質的案件中容易出現各地同案不同判的情況，并且同樣面臨著區間內年齡近似的未成年人有的被認定承擔刑事責任，有的則沒有認定,甚至可能會造成更為混亂的現象。其二是對于《刑法》第17條規定的幾種特殊情形，如果列入彈性區間內，那么具體的定性標準在哪里，如何劃分參考數據比較科學合理。按照目前已有的刑法規定以及修正案的內容，將原有的14周歲的爭議年齡點改成一定的區間值，但區間值應當定在什么年齡階段才符合我國未成年人的實際情況還需要一定的科研數據作為支撐。然而，值得肯定的是，比起惡意補足年齡制度在處理低齡犯罪的定罪模式上，彈性立法模式更符合我國對待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挽救方針。兩者最大的區別就在于，惡意補足年齡制度之惡意，在面對低齡未成年人犯罪的個體案例下，只要提供足夠標準的證據證明其實施行為時具有惡意，很大程度上會被推定為需要承擔刑事責任。而彈性年齡制度則是以在此年齡區間內的行為人在實施了規定的行為時，如果具有惡意，則應當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這在適應我國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下調的趨勢下，能夠較好的根據我國不同年齡階段的未成年人尤其是在考慮我國農村留守兒童這一特殊群體實施不同的犯罪類型做出相應的規定，從而實現制度本土化適用。此外，惡意補足年齡制度對惡意的證明程度要求采用一貫的英美體系風格，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非常大，對個案的惡意判斷、行為人的自身能力判斷等等因素都掌握決定權。而我國作為大陸法系國家無疑更適應于在相關法律條文中做出更為細致地規定，再由司法工作人員根據條文內容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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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鄧蔚 單位:江西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