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會風險由來社會科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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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20世紀中期開始，西方社會中出現的一個突出現象是城市中公眾大規模地抵制高科技運用。公眾對于風險的反應成為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學和科技哲學等領域開展風險研究重要推動力。文章回顧城市中社會風險的由來，并對社會科學中不同學科對風險研究所提出的問題意識及其理論主張進行考察，以期為中國社會中城市的風險研究提供借鑒。

關鍵詞：城市；社會風險；研究路徑；社會科學

一、城市中社會風險的由來

在社會科學介入風險研究之前，風險一詞一直被用于重大自然災害領域。颶風、龍卷風、暴風雨、風暴潮、地震、火災、干旱和海嘯等自然災害給人口、經濟、基礎設施、城市環境和政府功能帶來嚴重的破壞。人們對于風險已有了長達數世紀的認識，盧曼指出，“風險作為一種術語的出現和傳播是與一種新的體驗有關，是在中世紀晚期和現代早期之間的過渡時期開始普遍起來，表明了一種發生在一些社會領域中新的歷史體驗……雖然現存的語言中已經有了危險（danger）、冒險（venture）、機會（chance）、運氣（luck）、膽量（courage）、害怕（fear）、奇遇（adven-ture）等等來使用，我們可以假定使用這種新的術語是為了表明一種不能夠被字典中已有的詞匯足夠精確表達的問題情境”[1]。他更進一步推測這可能與中世紀晚期海上貿易發展出了早期的保險方式有關，交易者們團結在一起以便去管理船舶出海的風險，逐漸形成能夠使人冒險并避免損失的初級制度。隨著西方工業的發展，在城市工業生產領域中針對意外事故的保險理念和強制社會保險成為現代社會保險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這是城市社會中普遍使用風險計算以及人口管理的里程碑。風險計算的工具是18至19世紀自然科學領域產生的概率統計理論，其被應用于工業生產、健康、流行病以及經濟問題，成為城市中醫療機構、工程開發機構、銀行、投資和保險等行業普遍使用的一種計算方法，并進而在19世紀中葉進入大型工業企業和國防工業的技術風險計算[2]，形成了全面技術風險分析和評估的方法，這種方法至今仍然是美國政府國土安全部普遍采用的風險分析和評估的方式[3]。以概率統計方法為核心的風險范式是風險研究領域中第一個系統性的知識，其核心為專家運用概率統計的方法以數量化的方式直觀認識風險的存在。風險在一般的意義上指的是不希望出現的后果，具體以“預期值”“模型化的數值”“綜合預期值”“預期效用”而呈現出來[4]。具體來看，這種方式將風險看作是一種可憑借概率理論計算的客觀實體，風險分解為三個相互依賴的變量，威脅（threat）、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后果（consequence）的函數[R=f(T，V，R)/T*V*C]。從認識主體上來看，只能由共享概率統計理論的各學科專家通過風險評估和風險分析的可操作性方法來認定。二戰之后，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發展高潮到來，城市中出現有關科技大工業的事故，研究者開始將自然風險研究的領域往科技風險領域延伸。但以概率統計方法為核心的風險范式自然災害風險的風險評估框架卻遇到了一個很嚴重的外部問題。從20世紀中期開始，西方社會中出現的一個突出現象是公眾大規模地抵制高科技運用，并且特別強調環境保護，這場被冠之以“環保運動”的潮流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社會運動[5]。大衛•丹尼描述了這一過程：第一個階段為20世紀50年代，研究者開始考慮核能對環境和公共安全的潛在風險；第二個階段為20世紀60年代，人們從對核能的不信任拓展到對高科技的不信任，并開始關注自然環境；第三個階段是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由對新技術逐漸激烈的抨擊及新技術產生后果所引發；第四個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后期，人們開始持續的抗議活動[6]。總之，這是一種亟需得到解釋的新社會現象。

二、風險的研究路徑

從20世紀中期開始，西方社會中出現的一個突出現象是城市中公眾大規模地抵制高科技運用。公眾對于風險的反應成為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學和科技哲學等領域開展風險研究重要推動力。社會科學中的風險研究始終保持與概率統計范式進行對話，主要的任務在于試圖深入理解人們風險行為及風險感知的心理、文化和社會等過程和機制。心理測量視角下的風險研究主要有三個研究焦點：一是通過明確那些影響外行界定風險的因素，來說明專家和外行在解釋風險時的區別；二是在專家和外行風險界定有沖突的背景下，指出外行對風險的概念化反映了對合法性的關注；三是基于個體認知理論指出個體和專家風險決策中的偏見在何種程度上扭曲了對風險的判斷[7]。其基本的理論出發點是心理測量學的理論框架，其問題意識是風險的可接受程度，其基本假定是預設風險是由受到廣泛的心理、社會、制度和文化因素影響的個人主觀定義的。由瑪麗•道格拉斯所開創文化人類學視野中的“風險文化”研究范式從社會的整體觀和結構主義的視角來理解現代社會科學理性語境中風險排序的現象[8]。該理論認為對“污染”“禁忌”“風險”等的理解不能出于個體的心智結構來理解，而是社會制度出于自我維護的目的而做出的調解。文化人類學風險研究分析的重點是反思科學理性對現代社會制度的形塑，以風險為核心從風險觀念歷史變化過程來說明風險在現代社會中所原本具有的建構性（選擇性）、歸責性、組織性、政治性的功能表征，并給出了現代社會語境下一個整體性的風險內涵[9]，從而來反思從初民社會的一個具有以倫理系統和社會正義取向的整體性社會制度向現代社會以科學理性建立在概率統計為表征的單維社會制度的轉變，并給出她對現代社會中科學理性相伴隨的個人主義基礎的社會形態的理解，不確定性是顯著特征。社會學中貝克和吉登斯提出“風險社會”的研究視角，將注意力放在風險與權力的制度維度上。這個視角概括出的“有組織的不負責任”和“風險的定義關系”其重點在于考察當代社會中出現的風險現象背后的社會結構變遷[10]。社會結構有兩個方面的關照，一方面就是社會中個體化的過程，另一方面就是這里兩個概念所指涉的社會中政治、經濟、法律、媒體和科學權力的一個聯盟[11]?；\統地說，對于這個聯盟的解釋，是風險社會理論超越心理測量范式、文化人類學研究范式的主要區別點，他指明了當代人類所面臨的風險的社會結構性因素?？萍颊軐W視野下的風險研究試圖綜合心理測量學、文化人類學以及傳播學中風險研究的支離破碎的現狀，是一個相對綜合的范式，主要體現在以“風險的社會放大”的框架來強調客觀風險所經歷的社會過程[12]。該范式更明晰地指出概率統計理論中風險評估和風險分析之外在的社會環境，對科學理性的制度也進行了反思，致力于使科學理性能夠更好地嵌入到社會制度之中，并試圖通過風險溝通來使科學理性依然能夠成為社會中的主導判斷標準。這個范式拓展了心理測量學范式中對專家理性的個體認知特點上的反思，側重在一個社會制度性的框架內對諸多社會過程中的諸如民主、協商、參與等關鍵議題展開研究。風險與社會范式仍然將風險評估放在比較核心的位置，具有中層理論的特征，表現出較強的實用功能。

三、結論與啟示

綜上所述，20世紀70年代之后，風險研究涵括了從心理學的個體層面到風險社會以社會轉型為背景的宏大理論。不同學科對風險研究所提出的問題意識及其理論主張為城市中的風險研究領域的繁榮奠定了基礎。這些研究基本上是在西方話語之下展開，其風險研究成果為中國的風險研究提供了借鑒。無論是道格拉斯文化理論對于風險建構本性的理解，還是貝克對于風險定義關系概念的把握，抑或是風險與社會范式中的“中層理論”，對于風險的描述已經不再是一個主要問題，而聚焦于風險研究的實在性與建構性的互動，這讓我們可以立足于中國本土的歷史和現實情境來反思風險研究。就社會學領域而言，一方面，不僅需要對中國社會中不同階層的人們所承擔的實體性風險進行研究，比較不同階層中的人們的風險感知意識；另一方面需要側重于在組織社會學層面來考察風險對不同層次的社會組織形態的潛在挑戰，以不斷提升我國各類社會組織防范風險的能力。

參考文獻：

[2]泰勒-顧柏,金.社會科學中的風險研究[M].黃覺,譯.北京:中國勞動保障出版社,2010:3.

[3]李康.美國國土安全部風險分析概述[C]//趙來軍.公共危機與社會治理：城市風險與公共安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1.

[4]克里姆斯基,戈爾丁.風險的社會理論學說[M].徐元玲,譯.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63.

[5]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291

作者：李康 單位：上海大學社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