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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動商的提出借鑒了智商和情商的概念,但動商的研究模式則應當參考腦科學的發展,并適當地將腦科學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動商的研究中來。本文認為動商的獨立性有腦科學的基礎并且動商又是多層次性的,對其內涵進行精準定義可能不是當前研究的主要目標;不同的測量情境可能代表了不同層次的動商;腦科學研究結果為動商的分類提供了新思路;可以適當探討研究動物的動商并將其與人類的動商進行比較。
關鍵詞:動商;腦科學;測量;分類
動商,即運動商數,是反映個體綜合運動能力的新興概念,動商指數代表了個體在與同齡人相比時的運動潛能所處的水平[1]。目前的動商研究主要分為理論探討和測量工具的開發與完善兩大主題。大腦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復雜的東西,兩個多世紀以來,從錯誤的顱相學開始到與人工智能接軌,構成了腦科學發展的歷史,腦科學由少數人的猜測與愛好逐漸成為人類認識自身、改造自身和環境不可或缺的工具。在運動領域,腦科學的研究方法也是非常具有說服力的研究方法之一。二者相比,廣義的動商包含了一切通過人的身體或身體某一部分所表現出來的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2],其所涉及的內容之廣,即使無法媲美人腦的復雜度,也相去不遠。本文通過對腦科學發展史中一些特殊現象和發現的反思,試圖對動商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動商的獨立性與多層次性
“動商”的概念在最初提出之時參考借鑒了“智商”和“情商”,一般認為動商與智商、情商之間存在相互作用和相互聯系。但是國外一些學者使用統計學方法研究了青少年和兒童的智力、情緒表達能力和運動能力的相關性,僅發現了微弱的相關性或在控制變量的情況下不存在相關性[3]。在腦科學對視覺的研究中,存在“會做不會認”的實例,即有的人無法通過視覺判斷物體的存在,但是卻能夠準確地使用肢體進行操作,例如無法判斷信箱開口的橫豎方向,但卻每次都能準確完成信件的投寄。這是因為大腦中存在著“是什么”通路與“怎么辦”通路,在“怎么辦”通路完好的情況下,即使“是什么”通路出現問題,也不會影響人的肢體做出正確的動作[4]。而這種“怎么辦”通路,應當在動商的發展中處于優先地位,也是使得動商獨立于智商與情商之外的腦科學依據。此外,祝大鵬在探討動商與智商、情商的關系時認為,王宗平等學者早期提出的“動商的發展先于智商和情商”的觀點是一種常識性錯誤[5],依據是神經系統是人體最先發育形成的系統,而胚胎在18~20周才開始出現胎動。但是腦科學的研究告訴我們,完整的“怎么辦”通路是相對獨立的,它的建立同樣是包含在神經系統之內,因此祝大鵬采用的依據同樣是不充分的,當然這并不影響其“動商、智商、情商的先后順序問題并無太大意義”的判斷。除了“是什么”與“怎么辦”通路的不同,更精細的實驗和腦科學研究還發現:人通過視覺收集信息并不是瞬間同時完成的,大腦對于物體的形狀、顏色、條紋、方向、移動等信息的判斷是有層次性的。這提示我們:動商的開發可能也是一個多層次的問題,目前大多數動商的判定依據是肢體動作行為的執行情況,但是如果一個孩子無法完成接球的動作,可能并不是他無法準確地操控自己的肌肉群,而是他對速度、距離的判斷不夠精準,為此所采取的后續訓練方法也將是不同的。
二、大腦意識的研究與動商的定義
自2012年動商的研究逐漸增多以后,學者們就展開了關于動商概念和定義的討論。有學者認為動商發展的起步階段,亟需澄清的就是動商的內涵,一個學術概念如果沒有學術思想根基,缺乏明確的研究內容和相對穩定的研究方法,這個概念既不完善也不能持久。他們提出了在動商的研究必須澄清的幾個基本問題:什么是動商?為什么要研究動商?怎樣研究動商?這些都是體育界、教育界及學術界十分關心但至今仍沒有很好地回答的問題。如果不能探清這些基本的理論問題,那么動商將曇花一現,重演“商”之“殤”[6]。但是動商的研究之難有兩個難以掙脫的限制:一是智商、情商兩個相似概念及其研究方法的限制,二是動商試圖對作為主體的人的主觀行為進行客觀量化,并不是純粹客觀的物體。而在腦科學研究中,最困難的研究是意識的研究,因為意識是主觀的體驗,只有主體才能充分感知且不能與他人分享。這樣的研究對象的內涵問題,非對該領域融會貫通的大師不能解決。被譽為與愛因斯坦、普朗克等科學巨人齊名的克里克在開辟通向“世界之結”的意識難題的道路時,認為“關于什么是意識,每個人都有一個粗略的想法。因此,最好先不要給它下精確的定義,因為過早下定義是危險的[7]”、“在前DNA時代,生物學家從來不會坐在一起說‘在研究生命以前,先清楚地給生命一個定義’,我們只是一往無前地去尋找生命究竟是生命。毫無疑問,對我們所講的東西有一個粗略的概念總是好的,不過關于術語定義之類的問題最好還是留給那些專門搞這種事的哲學家去干。事實上,清楚的定義常常來自經驗研究,我們現在不再去爭辯病毒究竟是不是活的這樣一類問題。”同樣的,動商研究者都對動商有個大概的想法,但是由于包含了一切通過人的身體或身體某一部分所表現出來的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所有與“動”相關的內容都可以囊括在內,因此明確動商的內涵并不應當成為現階段動商研究的主要任務之一,甚至過早地對動商下定義也是危險的,因為這有可能對動商研究產生限制甚至誤導研究的走向或者在未來被證明是錯誤的。
三、動商測量注意事項的腦科學提示
同樣的簡單動作,在不同的情境下是否能相同程度完成?對常人來說,一定會有強顏歡笑和喜不自禁的體驗。當攝影師要求人們面對微笑時,照片上只能看到“尷尬而不失禮貌”的微笑,而遇到熟人同樣是禮節性的微笑卻顯得非常自然[8]。腦科學研究表明,自然發笑是由基底神經節、高級大腦皮層以及丘腦引發的。當人們看到熟人時,視覺信息最后到達腦中主觀情緒的中樞,再中轉到基底神經節,由它發出命令協調一系列的面部肌肉活動,不需要大腦去思考,就能夠在幾分之一秒的時間里燦爛一笑。而當被他人要求笑的時候,這個命令首先到達聽覺中樞和語言中樞,然后中轉到腦前部的運動中樞,由此下達一系列隨意運動的命令,而由于微笑要牽涉到很多面部肌肉的協調活動,要有意識地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使得照片上看起來不那么自然。毫無疑問,在運動技術動作的學習過程中也存在類似的第一信號系統和第二信號系統的不同階段問題,這提示我們在動商測量的過程中需要進行有針對性的甄別,在相對自然情境或者自主情境下作出的運動反應與被動情境或者在命令情境下作出的運動反應,其背后存在的腦科學機制可能不盡相同。如果這一假設成立,那么動商測量人員所使用的測量方法的情境必須進行嚴格的說明,以排除不同大腦響應機制的影響。至于選擇哪種情境作為標準化動商的尺度,則取決于動商評價背后所采用的價值觀。早在20世紀70年代,腦科學研究就發現一些高級皮層區域的細胞要受到較為復雜的刺激才能有顯著的響應,例如大腦中有一個能夠對臉部做出選擇性響應的區域[9]。最近,洛克菲勒大學的研究者在此前研究的基礎上,利用恒河獼猴新發現了兩個與臉部識別有關的區域,能將視覺感知與不同種類的記憶相結合[10]。他們將猴子的面孔分為三類:長期熟悉的面孔———來自與實驗獼猴一起生活多年的猴子;視覺上熟悉的面孔———實驗獼猴已觀看數百次這些臉的照片;完全陌生的面孔。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測量獼猴對這三類猴子臉部的照片做出反應時大腦的活性,結果顯示:長期熟悉的面孔使大腦表現出更多的活動,并且促進了分別位于與陳述性記憶和與社會知識相關的區域的激活,這兩個區域是此前未知的臉部識別選擇性區域,而視覺上熟悉的面孔使某些區域活動減少;此外,當獼猴看到長期熟悉面孔的模糊圖像時,之前已知的面部處理區域的活動隨著時間的延長而穩步增加,而新發現的兩個區域的活動先是很少,但會突然出現激增,這讓研究人員聯想到當我們識別出一個熟悉的臉時的“頓悟”感[11]。實際上在體育運動中,類似這種“頓悟”感的現象非常多,包括所謂的“手感”“球感”“氣感”等,在這種狀態下,雖然肢體動作形態與平常相差無幾,但是人對身體或者器械的感知是不同的。同樣的標準投籃姿勢,有的人對于進球與否在出手的那一瞬間就能做出精準的判斷,而有的人則對此毫無感覺。同一個人進行武術訓練,有時會感覺死氣沉沉,毫無生命力;有時則覺得天人合一,充滿了生生不息的力量。這種區別的背后可能是不同腦區的不同響應程度的反映,又比如同樣是初次學習網球,練習過乒乓球和沒有練習過的人的感受是不同的,這時他們需要的動商可能也是不同層次的。因此如果在動商測量中加入部分腦科學的標準,可能有助于建立更加細化和有針對性的動商標準。并且,如果動商測量使用的動作涉及到陳述性記憶和社會知識相關的腦部區域,則有可能意味著少年動商、青年動商、中年動商和老年動商存在本質上的不同,而并非目前學者所認為的不同年齡階段個體動商的區別主要是體現在動商各構成成分的表現水平而非動商結構本身,即不同分類動商的區別有可能存在質變,只不過是外在的表現難以用非腦科學的方法判斷罷了。
四、腦科學大背景下,動商研究的分類和樣本問題的啟示
目前對動商的主流分類主要有以下幾種:(1)狹義動商和廣義動商。(2)按照個體完成運動技能所參與的肌肉群類型的不同,將動商分為粗大運動商、精細運動商和總運動商[12],這種分類的主要依據是運動技能的劃分。(3)李井海[13]根據動商的呈現狀態可以將其分為顯性動商(運動素質)和隱性動商(潛在的運動素質);根據動商的發展序列可將其分為少年動商、青年動商、中年動商和老年動商。這些分類方式的提出的側重點不同,有不同的應用領域,也同時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什么是動商“這一問題的限制。如果在腦科學的大背景下進行研究,則可能為動商的分類提供更廣闊的思路。例如,基于大腦的可塑性,Chaddock等通過磁共振技術掃描55名10歲兒童腦部結構后總結發現:大腦的背紋狀體作為兒童認知控制的主要神經中樞之一,易受體育運動影響發生結構變化[14]。陳愛國等人發現,短時間中等強度有氧運動可通過增加兒童靜息狀態下腦功能局部一致性,改善腦的可塑性和提高執行功能[15]。基于這樣的實驗事實,可以將動商分為先天性動商和獲得性動商,先天性動商研究的是幾乎沒有接受過學習訓練的幼兒的運動能力,獲得性動商則包括了通過運動訓練而具備的品質以及由此遷移產生的能力等。這種分類方式既可以為動商研究提供新思路,又可以適當解決動商應用實踐中可能存在的倫理問題———相對于受先天因素和較難改變的后天環境因素影響較大的智商和情商,動商的可塑性更強,改變也更容易。在任何實驗科學的發展過程中,選擇合適的樣本都是至關重要的,例如神經脈沖產生和傳播機制的發現就離不開所選擇的烏賊神經。在智商的研究中,人們非常關注動物是否具有心智的問題,并常常認為某種動物具備與幾歲大的人類兒童相仿的智商。那么既然我們已經知道動商有相對于智商和情商的獨立性,是否有可能在不討論心智的前提下,對動物進行動商研究呢?動物是否存在動商以及人類的動商發展水平是否可以和動物相比擬呢?這可能需要在目前動商研究的思維框架中另辟蹊徑。
五、總結
“智商”的概念之所以被人們廣為接受,得益于一戰中為選拔士兵而進行的大規模智商測試。“情商”的概念則作為過于簡單的智商標準的補充,彌補了智商在事實和倫理層面的缺陷。“動商”的概念雖然得益于前二者,但動商所涵蓋的范圍和研究的方法則要比智商和情商復雜的多,應用情境也更廣,未來的發展空間也更大。動商的研究發展可以參考腦科學的發展脈絡,在實踐層面大膽探索,開發更多的實驗設計、研究方法和理論框架,同時不一定急于給出動商內涵的標準定義,不局限于“商”的表現形式。要注重多層次、多維度動商的研究,而不是僅僅綜合出一個數值。尤其建議將腦科學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動商的研究當中,為動商的發展開辟出更廣闊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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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殷飛 李超偉 翟一飛 單位:南京大學動商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