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運河建筑類型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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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趙鵬飛 單位：山東建筑大學、天津大學

按照不同功能，山東運河傳統建筑可以劃分為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和水工建筑三種主要類型，這些傳統建筑成為研究運河文化、城市歷史、社會發展的重要實物資料。

居住建筑。明清兩代，山東運河區域經濟發展迅速，人口增長較快。人們根據不同的經濟實力和實際需要，建造各種類型的居住建筑，主要可以分為生土民居、店鋪民居、宅院民居和園林府邸四種類型。這些傳統居住建筑至今仍有大量遺存，廣泛分布于運河沿岸的城鎮和村落中。大運河流經山東的區域主要是魯西南和魯西北的平原地區，這一帶地勢低洼平緩，尤其是黃河沖積而成的魯西北平原區，土質較疏松，適于植墾。在運河沿岸，石、木、磚等建筑材料比較缺乏，取之不盡的黃土則廣泛地作為建筑材料來建造房屋，從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山東運河生土民居(圖1)。生土建筑具有調節溫度的作用［3］，適于居住，而且便于就地取材，造價低廉，因此，成為山東運河沿線普通民眾的長期采用的主要居住方式。明清兩代，山東運河區域經常發生水災，每次水患后，沿岸民眾需經常整飭甚至重建自己居所，正是這一次次的重建，延續了生土民居的建造工藝，并在延續中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進和革新，使得民居建筑出現了磚土墻、石土墻、甚至磚石結合等多種式樣，豐富了建筑造型［4］。山東運河生土民居在有限的經濟條件下，利用傳統技術及當地自然材料，最大限度的減少對環境的破壞，實現人與建筑、自然的和諧共生［5］。同時，彰顯出運河沿岸普通民眾的質樸、敦厚的精神，而這也正是現存生土民居所蘊含的運河文化精髓之一。店鋪民居是山東運河城鎮中廣泛存在的一種居住建筑形式。運河沿線城鎮的許多街巷以商業經營為主，而傳統商業基本構成是以家庭式的小型零售和手工作坊為主，因而形成“前店后坊”、“前店后宅”的格局。在山東運河傳統商業建筑中，非常清晰地表現了這一特征。明清時期，山東運河區域商業發達，流動人口多，很多外省商人來此經商往往不攜帶家眷，家眷留在原籍，所以剛開始經營商業建筑中不需要過多地解決居住的問題，平面格局多為“前店后坊”制，隨著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出現了一些大型商號，這時的商業建筑功能分區更加細化，格局則為前面是店鋪，處理對外交易，后面為加工作坊，再后才為居住空間，因此形成了“前店后宅、前店后坊;店坊合一，店宅合一”店鋪民居建筑形式(圖2)。由這些店鋪民居組合而成的商業街巷在形成布局上緊隨運河走向，或兩面臨運，或四面靠河，均以運河碼頭或橋梁為起端，向運河兩邊縱深發展，從而形成很強的運河區域特色。

對于經濟實力強的大戶人家，其宅院與商鋪往往分開，形成獨門獨院的宅院民居。運河沿岸的宅院民居和北方民居一樣采用院落形式，但院落布局順應地形，雖主次有序，卻也延伸自如，空間靈活，并不像傳統四合院那樣嚴格受封建禮制制約。冀家大院位于臨清前關街，為明、清代建筑。明代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兗州護衛冀天儀改調平山衛臨清千戶所，舉家由山西遷居臨清所建造，后陸續增建，至道光初年，冀家大院占地已達2萬多m2，房舍四百余間。院落規模宏大，布局緊湊，乃依運河走勢而建。該院落主要特點是縱長方形的平面布局，空間緊湊，四周高墻封閉。建筑整體有北方民居高大渾厚之氣勢，造型精巧，工藝精湛。現存建筑仍占地1萬多m2，主院仍存兩進，南跨院存一進，北跨院存四進，穿廳、廊房、耳房、廚房等60余間。穿廳為主建筑，面闊三間，進深兩間，抬梁式木構架，雕刻精美。后院還設一兩層建筑，稱為“繡樓”，為戶主女兒居住之用(圖3)。山東運河區域處于北方氣候環境下，正房以坐北朝南為最好，但是這些宅院民居的院落布局更注重與運河的關系，這體現出運河民居適宜居住第一，規矩次之的規劃與建設理念。

明清兩代，隨著大運河水運暢通和商業經濟的迅速發展，運河沿岸城市都發展成為富庶之地。一些官僚士夫和富商大賈為了追求優裕的生活環境，紛紛建造園林府邸，論及園林數量之多，造園水平之高，則以號稱“小蘇州”的濟寧為突出代表。根據清道光《濟寧直隸州志》記載，濟寧在明清兩代均有幾十處的府第園林，它們千姿百態，棋布于運河之濱，深得江南園林的精髓。藎園(圖4)位于濟寧城北郊六里處，原為清中期濟寧畫家戴鑒的別墅，轉給了當地官僚富豪李澍建為園林。該園總體上為東宅西園的空間格局，占地約6000m2，現存園門、方池、臺榭、橋亭、廳室、假山各一;北側為3000m2的林地一處，植有大量樹齡在百年以上的銀杏、黃連、糠椴等古樹。藎園曾有“塵世蓬瀛”之雅稱，造園手法反映了南北園林文化的交流，是一處不可多得的北方私家園林杰作［6］。和藎園相似，明清時期濟寧眾多的園林府邸基本也都借鑒了江南園林的造園風格，成為江南文化沿大運河向北傳播的重要實證。

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相比，運河沿岸遺存的衙署、會館、寺廟、書院等類型的公共建筑數量雖然不多，但有些保存相當完好。每種建筑類型的形成都與大運河有著特定的歷史關系，同時也折射出的運河文化深厚的內涵。

在京杭大運河各河段中，山東運河開鑿較晚，施工難度最大，而且在行運過程中經常出現河道淤淺、堤壩損毀等事故，故元明清三代均把包括治運最高行政機構在內的許多運河衙署都設在山東境內。這些應運而生的衙署建筑數量眾多，規模較大，對城市肌理和街巷布局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臨清鈔關(圖5)是山東運河衙署建筑中的典型代表，同時也是運河沿線唯一遺存并保留下來的鈔關建筑，其位置影響了臨清中洲一帶商業街的走向和分布。鈔關周圍的前關街、后關街商業十分繁榮，鈔關西北面的考棚街延伸至大寺街，與南起板閘、北通天橋的馬市街、碗市街和鍋市街形成的3里有余的長街構成了中洲商業街的基本骨架。另外，鈔關以東的吉市街、觀音嘴大街也是臨清的繁華之地［7］。在具體的建筑形制上，臨清鈔關有了明確的內外分區，儀門之外是對外部分，收取商船稅金，儀門之內則是差官辦公和居住的地方。運河衙署基本遵循了明清衙署建筑的設置原則，不僅反映了封建國家政府行為的特制，而且還滲透出濃厚的運河文化底蘊。

大運河的南北貫通，極大地促進了山東運河區域的經濟繁榮和商業發展，使這一區域成為四方客旅、各路商幫競相逐利的地方。商人們或挾巨資奔走南北，或行舟載貨走集各地，林立于運河沿岸的商業會館就是為他們提供貿易、休閑、娛樂、聯絡鄉情等活動的場所。運河會館建筑產生于明永樂年間，發展于嘉萬時期，而盛行于清康乾之際，是明清時期運河區域社會、經濟、文化變遷的產物，它們的選址、建筑形制和裝飾藝術都十分考究，極具特色。聊城的山陜會館(圖6)就是一座保存完好的運河會館，它始建于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坐落于運河西岸，面河而建，主要建筑有山門、夾樓、戲樓、鐘鼓樓、看樓、碑亭、正殿、南北殿、南北樓、春秋閣等。整組建筑群布局緊湊，錯落有致，在雕刻、匾額、楹聯等裝飾方面均體現了運河特色。明清時期山東運河岸邊的會館建筑數量眾多，它們的興衰見證了運河沿岸城市的榮枯，同時也是運河商業文明發展的具體反映。

元朝之前，山東西部一帶的宗教信仰相對單一和純正，主要是佛教和道教，與其相對應的建筑則是佛寺和道觀，另外還有供奉民間信仰的土地、城隍、龍王等諸神的廟宇。進入元朝后，這種情況隨著大運河貫穿魯西平原，大量外地人口的涌入與滯留逐漸發生了變化，最突出的建筑表現就是運河沿線清真寺建筑的集中出現。當時，許多外邦商隊在東南沿海港口登岸后，都沿大運河北上進行貿易經營，這其中就包括許多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有些穆斯林在運河沿線的城鎮落籍定居，他們所建造的清真寺，多為中國傳統殿宇形式的建筑，雕飾和色彩也為中國傳統式樣，體現了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融合。坐落于運河西岸的濟寧順河東大寺(圖7)就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建筑風格，尤其大門前檐石柱上有高浮雕云龍圖案，酷似曲阜孔廟大成殿盤龍柱，是中國傳統清真寺建筑中的孤例，也反映出山東運河區域的伊斯蘭教“附儒而行”的傳播和發展策略。

書院起源于唐代，是我國歷史上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機構，具有講學、藏書和供祭三大功能。書院在宋元時期有了較大發展，但是宋代全國數百所書院大部分都分布于長江中下游地區，山東境內只有5所。元會通河開通后，社會經濟發展帶動了文化的繁榮，山東西部的運河區域書院發展迅速，這一區域也成為山東書院建筑的密集之地。以明代為例，當時山東境內有共有96所書院，其中有42所在運河區域［8］。洙泗書院(圖8)創建于元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位于曲阜城東北四公里處，因“泗水經其北，洙水帶其南”而得名，明清兩代曾多次重修。書院座北朝南，前有神道，建筑群分為三部分，中區前后兩進庭院，有大門、講堂、正殿、兩廡等建筑，東區有更衣廳，西區前有禮器庫，后有神廚、神庖，是山東運河區域保存較完好的一處書院。明清時期書院遍布于山東運河兩岸的各州縣，使得這一區域科舉興盛，文風馥郁，學術文化得到空前的發展和繁榮。

水工建筑。從地理形勢上看，山東運河是京杭大運河海拔最高的一段。為了保證運河貫通，元明清三代都在此河段修建了大量的河閘、橋梁、碼頭、堤壩等水工建筑，其中有些至今仍在發揮作用，這些水工建筑遺存充分說明我國古代建筑與治水工程技術已經具備相當高的水平。

山東運河因建閘多，故又稱“閘河”。河閘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為了船舶通航，控制河道水位，建在主航道上的節制閘;另外一種是為了“引水濟運”，而建在運河支流及沿運湖泊出入口附近的減水閘。元明清三代，山東運河的河閘數量不一，為持續上升的趨勢。據考證，元時有閘31座，明中期為48座，入清后竟達到了72座之多［9］。在眾多的河閘遺存中，聊城的土橋閘(圖9)是保存最為完好的一座，整座河閘由閘口、迎水、燕翅、燕尾、分水、裹頭、東西閘墩及側底部的保護石墻和木樁組成，其中閘口呈南北長方形，由底部石板、立墻、閘槽構成。另外，河閘附近建有一些附屬設施，如月河、減水閘、穿運涵洞等。土橋閘規模宏大、建造精細、堅固結實，兼具一定的建筑美學特征，經數百年河水沖刷而無明顯變形，堪稱河閘之杰作，也充分反映了當時建筑與治水工程技術之高超。

橋梁是運河水工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運河上的古橋已經不僅是連接空間、溝通兩岸的工具，同時也是建筑藝術和人文景觀的結合體。建造在運河河道上的橋梁往往與周圍環境結合緊密，達到曲直相通、虛實相鄰、剛柔相濟、動靜相輔的效果。臨清月徑橋(圖10)坐落于運河北支臨近衛運河處，清代運河兩岸店鋪林立，商業繁華，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商人邵以樞為方便兩岸人車通行修建此橋，因河道在此處恰好呈彎月狀，故名月徑橋。此橋為單孔、半圓形的磚石橋，東西走向，橋身長5．8m、跨徑3．1m。橋頭以西是白布巷，以東為牌坊街，均有大量明清時代的民居建筑遺存。清代時，月徑橋和在同一河道上的會通橋、問津橋并稱為“玉帶三橋”。

山東運河上的古橋遺存，大多數已列入不同級別的文物保護名錄，成為人們觀光、欣賞的運河歷史文化景觀。碼頭的基本形態是由陸地延伸至水面的石梯踏步，可以供船舶停靠并裝卸貨物和上下人員。運河沿岸城鎮的碼頭建筑除了滿足基本功能外，還和周圍的橋梁、商鋪、民居、牌樓等建筑實體共同構成了形式和功能都完善的碼頭空間，也同時影響了街道的走勢和布局。陽谷縣七級鎮古稱毛鎮，因其碼頭有七級臺階而得今名，它是明清時山東運河沿岸重要的糧食運轉地。七級碼頭(圖11)位于運河東岸的鎮中心，其南有橋梁，北有河閘，東為糧倉舊址。沿運河東岸為商業繁華的順河街，碼頭恰處于中間位置，靠近碼頭的區域皆為商鋪，兩端則是普通民居，街道和建筑均以碼頭為中心設置。就建筑構造而言，七級碼頭由石砌踏步、頂部平臺及臺階下夯土平臺構成，另有水線和大量反復插拔的木樁遺跡，這些都為運河河道的變化狀況以及船只停靠方式提供了研究依據。

山東一帶水源缺乏，對運河的正常行運十分不利。因此，為解決運河水源的補給問題，元明清三代均采取修筑堤壩的措施來引水濟運。引泗濟運是其中主要的一項工程，這項工程的關鍵即在于金口壩的建設。金口壩(圖12)呈東西向橫臥于泗河之上，主要作用就是攔截泗河水流，使其西行進入運河。元代的金口壩為土壩，明時改建為石壩，壩石之間以鐵件加固，設有3個孔洞，并置閘門以時啟閉。當時所筑石堰“東西長五十丈，下闊三丈六尺，上闊二丈八尺，自地平石五層，高七尺;湫水三處，視水消長，時其啟閉”［10］。堤壩兩端建有雁翅，雁翅上方臥有雕刻精美的元代鎮水獸。雖然金口壩在其后數百年里不斷進行維修，但并沒有大的改動，至今仍然在發揮作用。山東運河比較著名的堤壩還有堽城壩、戴村壩等，作為擋水建筑，這些堤壩以粗獷的線條、龐大的體量橫臥于河道，形成氣勢恢宏的運河景觀。

山東運河傳統建筑類型眾多，形制豐富，此項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化和拓展。作為運河文化的物質載體，運河傳統建筑具有一定的地理區域性，但更多呈現出文化區域性的特質。這項研究重點關注的并不僅是建筑的風格和形式，同時對于背后所蘊含的與建筑活動密切關聯的社會結構、文化心理、行為模式、生存方式以及技術特征進行深入挖掘和剖析。

2008年3月，在江蘇揚州召開了大運河保護與申遺工作會議，并發表了大運河沿岸城市聯合申遺的《揚州共識》，這標志著中國大運河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的正式啟動。山東運河傳統建筑研究正是基于大運河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基礎性研究，其目的是多學科角度出發，以傳統建筑作為運河研究的切入點，通過運河傳統建筑的地域特征和表現模式探求其深層次的文化內涵。這對于拓展了傳統地域性建筑的研究領域，保護運河文化遺產，彌補運河研究在建筑學領域的缺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