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句法理論與建筑空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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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滲透與隔離

空間句法創始人之一J．Hanson在社會文化與建筑空間關系方面進行了長期的研究，通過對大量跨文化住宅平面樣本的分析，展開了頗有成效的社會學維度的討論，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種通過空間組構推斷家居空間對家庭生活和組織的各種支持方式的研究，被稱為“空間考古學”(spacearchaeology)，它揭示出潛藏于表面形式下的社會文化模式。住宅是一類持久性的聚類要素，是一種重要的文化載體。因此，家庭空間研究一直是空間句法理論關注的核心空間之一，而在此類空間的研究中“滲透與隔離”往往成為重要的話題，同時，空間句法中“基因型”(genotype)的概念最早也主要歸功于對此類空間的分析此類研究中影響最深遠的一篇，為此后學者們運用空間句法開展住宅研究提供了一個范例。作者以空間連接率、RRA值、差因子等分析了法國南部鄉村住宅的空間特征，探尋了空間特征屬性與功能之間的匹配關系，從而對鄉村住宅的“基因型”進行了總結，并從社會文化、家庭日常活動等方面進一步解釋了基因型的存在性。在家庭空間中，家庭內部成員之間關系、主人與客人之間關系在空間上的投影與特定地域的社會文化是緊密相關的，家庭成員內部的集體活動場地與個人活動場地、主人與客人之間交流的場所與主人的私密場所之間的關系在空間上往往呈現出明顯的差異，于是空間連接上滲透與隔離呈現出典型的特征以適應社會文化與日常行為模式等的需求。為了解析“現代的日常工作給予了建筑基本功能定位”這種觀點是如何融入于現代建筑的，L．Amorim對140個巴西累西腓(Recife)建于1950—1970年的現代建筑進行了分析，發現現代建筑服從于階層和群體過程，將日常活動組織在不同的部分通過可滲透空間來連接。作為一種范式，分區是建筑師的主要思維模式。滲透與隔離的思想在建筑師的日常工作中是一種比較常用的思維方式。E．Trigueiro對英國19世紀中期到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設計的房屋平面進行了觀察和句法分析，發現英國家庭是由分離的空間系統———固定的家人和訪客活動范圍，發展為分離不那么明顯的行為模式，即房屋空間由原來的隔離性較強逐漸轉變為較弱。C．Hadjichristos通過空間句法分析得到的空間特征數值比較了當代希臘塞浦路斯(Cyprus)的住宅設計中建筑師方案和客戶方案的空間本質，結合對建筑師和客戶的訪談指出兩者在住宅追求與實現途徑中的異同，并發現了建筑師的房屋傾向于消減正式空間和非正式空間之間的差別，而顧客的房屋卻在強化這種差別。

從中可看出建筑師的房屋更多強調空間的滲透性，而顧客卻更多地強調房屋空間的隔離性。C．Kirsan通過對塞浦路斯(Cyprus)的希臘和土耳其民居的內部空間分析，指出這些住宅中存在的“庭院核心”和“中心空間核心”兩種主要空間模式并不與各自的民族文化對應，而是對應于“鄉村”和“城市”的住宅模式，現代化的社會影響成為這2個民族住宅由“鄉村”向“城市”轉變的主導因素。U．Toker等以J-圖和整合度為參量分析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末安那托利亞(Anatolia)的土耳其住宅結構的轉變，從家庭結構變化及由此而產生的空間需求變化來解讀住宅結構的轉變，發現兩者呈現出相對應的關系。F．C．deFrana等用問卷調查了巴西利亞(Brasi-lia)中產階級住宅的空間使用情況，包括各功能空間的使用頻率和房間中家具的擺放，然后用空間句法的J-圖和整合度分析了27個住宅的組構特征，比較兩者之間的關系，解釋了房屋空間滲透、隔離與中產階級生活方式、觀念之間的關系。B．Tahar用視覺構型分析研究了姆扎卜(M’zabite)的家庭空間安排，主要選取表征局部特性的參量clusteringcoefficient和表征整體特性的參量pointdepthentropy，研究發現家庭中女性經常使用的空間和接待女性訪客的房間都具有較好的可視性，而男性空間則相反，多是圍合的、隱私的，具有較強的隔離性。P．C．Dawson利用空間句法對過去50年生活在加拿大北部地區歐裔加拿大人的房屋平面進行分析，發現平面規劃傾向于窄狹的視域空間和較多小房屋。這說明歐裔加拿大人更傾向于獨立和私有，其房屋空間偏重于隔離性，并不是像因紐特人那樣融合社會交往的集體形式，房屋空間則偏重于滲透性。B．Manum選取了挪威首都奧斯陸(Oslo)1930年以后的150個公寓為樣本，采用空間連接類型、平均深度值、整合度和控制值等參量分析了空間面積和組構對公寓內部空間使用的影響，按其特點將奧斯陸(Oslo)的公寓發展劃分出3個階段，總結了各階段的特征。由于空間的面積不同、在空間組構中的位置不同，內部空間仍然有著非常明確的功能分區。當代的公寓設計并未能反映出當代人們對于住房和生活的多元化偏好，房屋空間的隔離性仍占主導地位。F．Kabo以整合度為指標分析了廚房空間在肯尼亞(Kenya)傳統和現代家庭住宅組構中的地位，同時結合民族志中對家庭生活及成員之間關系的記錄，分析廚房功能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與整合度之間的關系。E．il通過空間句法研究庫拉(Kula)小鎮上自18世紀末以來的住宅內部空間的轉變，分析比較它們的類型和變化空間的句法屬性，并以外部空間作為起點，通過整合度最高的空間的深度位置將樣本分為3類，并從房屋作為家庭生活物質框架、屋主身份地位象征和表演地點的角度對這些轉變進行解釋分析。J．Makhzoumi等用空間句法的整合度和視覺分析研究了黎巴嫩首都貝魯特(Beirut)傳統家庭庭院形態與住宅內部的關系，通過比較入口空間、庭院、主客廳和其他空間之間在區分家庭成員之間及其與訪客關系的界面作用，指出家庭庭院是私人領域和公共空間的調節器，明確了滲透性空間在房屋中的重要作用。T．Bellal利用空間句法中的整合度分析研究了姆扎卜文化(M’zabculture)中對主客、男女關系的區分是如何通過住宅建筑的空間模式影響人們在其中的活動來實現的。M．J．Ostwald對馬爾庫特(Malchut)鄉村房屋的組構進行了分析，對傳統認為的拓撲結構是搭建空間與社會文化之間橋梁的唯一性進行了反思，認為房屋的幾何屬性也具有重要的作用。總之，家庭空間作為社會生活中的一項非常重要的空間，是建筑空間句法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房屋空間通過滲透與隔離而使得空間適應了人們的日常行為模式及社會文化，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滲透到建筑師設計的思維中，并促使建筑師去探索家庭建筑的“基因型”，以指導住宅建筑的設計與建造。家庭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細胞，其空間組構與地方文化、自然人文環境息息相關。因此，家庭空間研究可與許多話題相結合，如家庭空間中的性別話題、階層話題、決策話題、人際交流話題等，此類研究的積累為城市形態學與其他學科的交融提供了基礎，啟示人們在空間過程的研究中亦應重視對社會過程的研究。在中國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產生的特定建筑類型，如體現中國特定族群關系的地方祠堂等，對理解中國基層社會建構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句法理論與方法對探討地方建筑的空間過程和社會文化過程非常重要。

2引導與暗示

公共性的場所是城市社會中重要的場所，在公共性的空間內，由于空間規模和人流規模較大，公共空間組織的引導性與暗示性就顯得非常重要，以保證人群順利到達相應的各個地點。其中，博物館、商場、停車場、宗教建筑等是此類建筑的重要代表，也是空間句法研究的重要建筑空間之一。博物館建筑是服務于訪客人群的公共性空間，在空間的組織上，展覽物品與游客之間能夠相遇的頻率顯得尤為重要，只有設置合理的空間引導與暗示模式，才能使得訪客盡量多地游覽展覽物品，并且減少不必要的重復游覽路徑。Y．K．Choi利用空間句法對8個藝術博物館進行了分析，并試圖解析博物館布局的空間結構與訪客探尋偶遇模式之間的關系，發現博物館布局的組構為訪客提供了收藏品探尋的模式，同時也調節著訪客的視覺偶遇模式;最后指出博物館布局通過兩種模式發揮作用，即決定性的模式規定了限定性的視覺序列和通道，或然性的模式通過句法物體的布局調節探尋和偶遇的概率。J．S．Shapiro對美國卡薩格蘭德博物館(CasaGrandeMuseum)進行了分析，相對于以往認為博物館是符合約定俗成的規則而設計的，作者更多地想探討房屋空間自身的屬性是怎樣展現博物館的結構與影響人們移動的，指出空間管理對于博物館自身功能的呈現和游客知識的獲取都具有重要的作用。J．Peponis等基于對科技展覽館的分析提出3個認識:第一，充分精確的空間分析技術可以使研究者模擬游客路徑布局的影響，即使在適當的尺度上也可以模擬移動模式和相對的可視空間;第二，新的分析技術可以使研究者從模擬空間移動結構轉向模擬移動的行為模式所帶來的額外視覺信息;第三，這種純粹的空間分析模擬方法的優點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實用的展覽空間構思和設計的約束模式。此研究為博物館等展覽空間的引導與暗示性探尋了新的分析路徑。P．Zamani等對一個2層的藝術博物館進行了歷時性分析，對不同時期3個建筑師設計或改造方案進行了分析，指出最早的方案是與空間原則相違背的，其后的改造則轉向于管理性原則，并探討了管理性原則、空間結構與建筑語言之間的關系。S．Psarra等對紐約藝術博物館展覽策略改變后的空間組構、展覽策略和游客經驗三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指出該博物館由原來的線性分類展覽策略向多層次的展覽方式轉變，不同層的展覽模式可以滿足不同游客的參觀需求。K．Tzortzi對位于巴黎、倫敦和雅典的3個博物館進行了分析以獲知博物館空間設計與概念上的空間組織之間的關系，同時探討了博物館的空間、社會特質是如何與游客的經驗聯系起來的，以期為解決博物館形式與功能分離這一問題提供可能的路徑。商場空間是既服務于商家又服務于顧客的空間，理想的商場建筑，其空間組織應該使得商家與顧客能夠享受到相對均等的機遇，即空間組織能夠相對均等地引導顧客到達不同的商鋪。

因此，商場建筑空間的引導與暗示性也顯得尤為重要。P．Fong對20世紀晚期英國大型的商業中心這類建筑類型進行了形態分析，探析了建筑空間內部是怎樣產生并控制著移動的，并探討了商場內的移動更多地是遵循自然規律還是受吸引物位置的影響，最終指出了商場建筑的空間組構在移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M．Bejrananda等對泰國南部商店的空間模式進行了分析，發現背后的社會和文化法則控制著空間模式。整體樣本中高差異的因素說明空間利用模式的單一導致商店統一的空間結構和多功能利用，這顯示出，如果民居的形式或者元素隨著時間而改變，那么空間組構和空間利用模式———作為社會文化的直接表達者，往往獲勝。由于近代以來汽車的不斷發展，人們的出行模式發生了重大改變。汽車數量的不斷增長使得停車場的發展成為必須，甚至于一些大型的停車場在不斷地增多。由于停車場規模的變大，其內部空間的引導與暗示性就顯得尤為重要，以方便更快捷地儲存與獲取車輛。P．Steadman對歐美停車場的演變進行了歷時性分析，并評估了不同時期、不同類型停車場的空間組構與停、取車效率之間的關系，指出停車場發展的歷史過程和達爾文的輻射進化理論具有密切相關性，即當一個新的沒被占據的環境被一種單一的物種所占據時，就會很快地發生多樣化的演進。宗教建筑是一種帶有強烈秩序性的建筑形式，其空間往往被賦予了神圣性，而使得空間組織上帶有鮮明的引導與暗示。Z．Aazam選擇了12個清真寺案例，分析了清真寺建筑與地方環境之間的關系，以探析清真寺內部組織與地方和整體結構之間的關系，同時探索這種關系對人們理解這種建筑是否具有作用，最終指出清真寺往往處于和地方結構具有高度連續性和整合性的位置上，這與伊斯蘭的觀念原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時，Z．Aazam又利用這12個案例探討了清真寺建筑的社會空間組織所展現出來的界面本質是什么及文化差異對于相同或不同基因型的影響又是什么。T．Antonakaki探討了早期土耳其人清真寺與拜占庭教堂的空間結構與燈光之間的關系，指出雖然文化之間存在著差異，但是在建筑形式、材料和建造技術等方面具有很多相似處，不過不同宗教儀式等的不同導致了空間結構與燈光之間的關系存在著差異。總之，公共性建筑由于需要服務于更廣泛的訪客、教徒等，使得空間在使用時應具備較好的引導與暗示性，以方便人們對于該類空間的使用。中世紀維特魯威提出建筑三原則:“堅固、實用、美觀”，到了20世紀中葉，現代建筑運動使建筑功能與形式發生了分離，建筑的實用功能受到了影響，同時也催生出建筑類型學、空間句法等流派。公共性建筑因其服務人群的廣泛性，其功能性顯得尤為重要。博物館的空間設計與游客的感知息息相關，其空間組構與游客的感知效果與頻率有很強的相關性，故對空間路徑、管理策略等與游客獲知之間的關系需要進行回答與探討;商場建筑空間應使得店主與顧客都能享受到較好的商業機會，在這樣的功能需求下，評判空間組構與顧客流之間的關系并建立相對均等的人流空間模式成為必然，當然在商住混合的商業建筑模式中，社會文化的解析也是重要的;停車場空間的停取車效率是評判其優劣的重要指標，也因此不同時期出現了不同的該類建筑類型，并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演進;宗教建筑是神圣化的建筑空間，除了受宗教本身的影響外，地方文化也會對其有影響，因此，宗教建筑是研究“宗教文化如何嵌入地方文化”的典型樣本。

3交流與共享

空間是服務于其內人員的，同時，特定的空間也限定了人們的活動與行為模式。因此，研究空間是為了更好地使得人與空間相互促進，以達到良好的工作績效、空間績效。對于工作室空間與學校來說，往往試圖探尋一種良好的空間組織模式，以保證工作過程中知識能夠得到有效的流通與共享，因此，在知識性產出的空間內，交流與共享往往成為空間組織的主要話題。J．Wineman等認為交流在提升辦公室效率方面是必要的，于是對2個基于實驗室需要面對面交流產出的研究機構的空間布局和組構進行了探析，并對2個實驗室的績效和員工行為模式進行了追蹤調研，發現在空間布局中處于更整合位置的會具有更高的面對面交流機會;在所有機構中，面對面的交流主要發生在辦公空間，最多的是發生在團隊領導者身上;在普通的區域上，更多的交流是發生在更整合的空間上，居于更整合空間上的人員具有更好的視域空間，就有更多的交流機會。同時也提出了未來可對交流次數和工作室的位置、實驗空間的位置、工作空間的整體組構之間的關系進行討論。A．Penn等指出由于機構轉變步伐的加速和商業環境中新技術需要機構盡快地作出回應轉變，建筑需要在塑造新的組織結構和促進個人交往方面扮演積極的角色，并由此產生了一些問題，不僅關于組織結構本身和它是怎樣影響交往的，也包括工作組織中空間模式是如何影響交流的可能技術手段。研究者通過問卷調查證明了交流頻度是對工作有影響的，這種模式是具有系統效應的，不是歸因于個人的辦公位置，而是由于整個空間系統的組構，在整體空間系統中人們每天在日常工作中移動，并且在建筑的一個區域內對于其他員工的有用性是可測量的。同時，作者指出整合度單一的空間不能夠支撐靈活的工作，空間差異對不同工作活動類型的適應是必須的。S．Bafna等進行了為期1年的辦公室研究來探索辦公環境的設計是否具有系統的特定句法，發現了2個出乎意料的結果:

(1)設計決策幾乎不能成為預測因素;

(2)如果預測性是存在的，那么它是和局部尺度有關的，并最終探討了在怎樣的特定條件下會出現句法預測的結果。M．Rashid等對被3個不同機構占據的3個辦公樓層的空間進行了分析，以期獲知組織結構與辦公布局之間的關系，指出這些機構的一系列空間策略使得空間句法的空間描述與組織結構聯系了起來。P．R．Tsen對面對面交流互動和面對屏幕交流互動的交易場所進行了問卷分析和空間分析，發現了2種不同設計思路的場所在空間組織上的異同以及交流的情況。J．Steen等對將近1500名辦公室員工進行了分析，指出了整合度在辦公空間移動和交流中解釋性較小，而可視性在辦公空間的分析中是很重要的，但是臨近原則增強交流性也不是都具有積極影響的，不同的工作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效果。M．Greene等對4所學校空間使用、交流和學生與教授之間的交流互動進行了研究，認為學校全局的隔離空間和局部整合相結合是構建學生占用開放空間和學術單元水平上個人認同的條件。同時，全局整合度在促使局部能夠相互交流來達到創造新知識和團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結果顯示動力機制是很復雜的，局部認同的規律在解決整體層面上各學科間交流較弱上是很有用的。總體上來說，對于知識產出性空間，其內部的交流與共享非常重要，然而這種交流并不是在所有的行業都是越多越好，要根據不同行業的需求來合理地設置空間布局。在辦公室空間中，已有研究與調查證實了交流頻度對工作效率有重要影響，在此基礎上對其空間組構與交流頻度之間的關系開展了較多的探討，也探討了不同位置上人員的工作效率問題;而在學校空間的配置中，不僅應該考慮整體空間組織的合理性，也應該充分考慮局部空間與整體結構之間的嵌入問題。

4結論與討論

在空間句法的研究中，建筑層面的研究與城市層面的研究是兩項重要的課題，這與空間句法在其創立之初就立足于探尋空間與城市、建筑之關系的初衷是一致的。在建筑層面的研究上，J．Hanson的成果具有旗幟性的作用，并在大量學者的不懈努力下，國外已取得了基于自身建筑類型的豐碩成果。中國具有悠久的文明，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產生了大量特定類型的建筑，本研究從滲透與隔離、引導與暗示、交流與共享3個方面對國外在建筑層面的句法研究進行了縱觀概述與分析，以期為中國在建筑層面的句法研究提供借鑒，并在一定程度上豐富規劃設計的理論與方法。私人領域中家庭空間的滲透與隔離性，使得空間與人們日常行為模式及社會文化背景實現了良好銜接，為空間句法理論與建筑空間的研究空間過程與社會過程之關系的研究提供了借鑒，也為中國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家空間、家族空間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并為人們將空間研究與其他學科相結合提供了啟示。在公共領域中的博物館、商場、停車場、宗教建筑等空間中，往往建筑需要具有較強的引導與暗示性，以滿足廣泛服務對象的需求，因此，往往需要對空間組構與功能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并探尋更好的適應功能的空間模式。對于知識產出性空間如辦公室、學校等來說，其空間需要具有較好的交流與共享性，以滿足其知識產出的效率。對于校園來說，局部空間的嵌入性對知識的產出也具有重要影響。這些不同類型空間特點與社會關系的歸結為更好地在規劃中理解此類特定空間提供了有益啟示。近年來，隨著空間句法理論的日益發展，其技術手段越來越成熟，作為城市形態學者，雖然一直在致力于探尋空間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但是仍然過多關注于形態自身的話題，而相對薄弱于空間組構、空間意義、社會文化等之間關系的深入探討。除了形態與社會意義之關系的探討外，也應該關注于空間意義是如何嵌入于社會結構中的，才能使得分析更具系統性，也能更加深入地發掘空間的深層意義。2010年，弗雷德里科(F．deHolanda)在空間句法TheJournalofSpaceSyntax雜志上發表了“SociologicalArchitecture:AParticularWayofLookingatPlaces”(社會建筑學:探查地方的新視角)一文，為理解地方建筑空間提供了新的視角。作為建筑空間，可以從2個方面進行理解———作為因變量的空間和作為自變量的空間。建筑空間作為因變量，它是受所在的社會自然環境所影響的，即社會文化環境和自然環境決定了建筑空間，如南北方建筑的差異往往是把建筑作為因變量來解釋;建筑空間作為自變量，它對人及環境是具有影響的，它可以限制或疏導人們的行為活動，也可以通過與周邊環境的合理配置構筑一個新的場景，如貝聿銘先生在盧浮宮前設計的玻璃金字塔，不僅改變了人們以往的參觀路徑模式，也與周圍環境構筑了一個新的場景。作為因變量和作為自變量是建筑的2個方面，其二者是統一的，然而以往的研究卻往往關注于單獨某一方面而割裂了建筑空間的整體性。事實上，任何空間都是如此，空間與人之間的關系不是簡單的單向決定關系，而是一個互動的過程，空間有其自身的話語和人為賦予的話語2個方面。只有從因變量和自變量2個角度去理解建筑空間，才能從微觀上去理解地方，理解地方的社會文化，理解地方的人。這種反身性知識不僅為建筑師、規劃師提供了對地方性思考的途徑，也為人文學者提供了認識空間基本屬性的方法，從而使得學科的背景不再是關鍵，關鍵是———看待空間的方式。在地理學文化轉向的語境下，空間句法的引入為城市特定類型的空間特征、空間功能及地方文化之邏輯分析提供了新的視角，它能夠幫助人們認識城市空間在不同社會情境下所發生的轉變及這種轉變所傳達的文化內質與涵義，使設計者能夠更好地將地方文化融入于空間的分析中。同時，在實踐層面，可為城市規劃中如何更加理性地看待空間與社會的關聯性提供有益參考，并豐富規劃設計的理論與方法。

作者：程明洋 陶偉 賀天慈 單位：河南省科學院 華南師范大學 南車株洲電力機車研究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