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的道德教育思想啟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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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致良知”是王陽明道德教育思想的深層理論基礎。他關于道德教育的實質、道德教育的過程、道德教育的原則等思想對當前高校德育工作具有重大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王陽明；高校；道德教育

王陽明早年篤信程朱，又曾游心于釋老之學?！褒垐鑫虻馈焙?，他提出“心即理”，陽明“心學”由此發(fā)端。這里試以“致良知”為視角，對他的道德教育思想進行分析，并簡論其對高校德育的啟示。

一、“致良知”與道德教育實質

王陽明從“心即理”出發(fā)，認為道德教育實質就是“致良知”。他反對朱熹的“道問學”，向事物中尋求道理，認為這是舍本逐末，煩瑣而不得要領。他的弟子徐愛向他質問：“至善只求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盡?！保ā秱髁曚?#8226;徐愛記》，以下引自《傳習錄》者，皆只注篇名。）他回答說：“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fā)之事父便是孝，發(fā)之事君便是忠，發(fā)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保ā缎鞇塾洝罚┯纱耍岢龅赖陆逃安患偻馇蟆?，而在于“尊德性”，在于“致良知”：“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為二也。夫學問思辨行之功，雖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于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保ā洞痤櫀|橋書》）雖然他的“致良知”不外乎是“存天理，滅人欲”，但是他通過強調“致吾心之良知”，則突出了道德主體在道德教育中的能動作用。

二、“知行合一”與道德教育過程

“知行合一”反映王陽明道德教育過程的思想?！爸泻弦弧辈皇且话愕恼J識和實踐的關系，而是道德認知和道德踐履的關系。首先，“知行合一”是針對朱熹的“知先行后”而發(fā)的。朱熹提出過“知行相須”的觀點，認為知和行有不可分離的關系，但是他又說：“論先后，知為先。”因此，在“為學次第”上，他主張先“讀書而明理”，把《中庸》里的“學問思辨行”分為“知”和“行”兩截功夫。這容易使人知而不行，造成知行脫節(jié)。所以陽明批評說：“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fā)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彼浴拔医裾f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fā)動處便即是行了，發(fā)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在胸中。”（《黃修易記》）他反對知行脫節(jié)，認為“行”應當包含在“為學”和“窮理”之中，“知不行之不可以為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則知知行合一并進，而不可以分為兩節(jié)事矣”（《答顧東橋書》）。其次，他從“致良知”出發(fā)，認為“知行原來只是一個工夫”。他認為“良知之說，只說得個心即理，即知即行”（《寄鄒謙之》）。“知行分作兩件”，實質上是“被私欲間斷，不是知行本體”（《徐愛記》）?！爸斜倔w”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覺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原來只是一個工夫”（《答友人問》）。因此，他認為，知行合一之教就在于“要復那本體”（《徐愛記》）?？梢姡岢觥爸泻弦弧?，目的在于“補偏救弊”，克服學者“冥行妄作”或者是“懸空思索，揣摩影響”（《徐愛記》）的弊病。這在道德教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因為從道德教育上看，道德認知離不開道德行為，道德行為離不開道德認知，知行在某種程度上確是合一的。他提出“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這樣的見解，無疑是很深刻的。但是他的“知行合一”在理論上同樣是有缺陷的。雖然他看到了行的重要性，但是卻犯了“以知為行，知決定行，銷行以為知”的錯誤[1]。他混淆了知和行的區(qū)別，以至于把意念和情感也當作行，如他說“一念發(fā)動處便即是行”，“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

三、“動、靜皆有事”與道德教育原則

（一）靜處體悟

程朱理學在道德修養(yǎng)上重視“主敬”，朱熹說：“敬字工夫，乃圣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保ā吨熳诱Z類》卷十一）這是要求個體時刻以封建道德規(guī)范約束自身。王陽明強調“循理之謂靜”（《答倫彥式》），這與朱熹很類似。但他是從多方面說明“靜”的含義的，并且滲透了他的良知學說。首先，根據良知學說，良知有體有用，“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答倫彥式》）。其次，“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動靜者，所遇之時也”（《答陸原靜》）。這里的“動”與“靜”是相對于具體的時空環(huán)境來說的。最后，他的“主靜”明顯受到佛教禪宗的影響，摻雜了禪宗成分。他雖然不承認自己的“靜”是“坐禪入定”，但是從他反復強調“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答倫彥式》）來看，不能不說是受禪宗的影響。從一般意義來說，王陽明的“靜處體悟”，是要求個體時時以“吾心之良知”進行自我觀照，無論是靜坐時也好，有事無事時也好，都要收斂身心，以“理”進行自我約束。具體說來，“靜處體悟”指的是靜坐、寧靜以收斂身心等這類靜修功夫。他在中年的時候十分重視靜修的功夫，他說：“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無益于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錢德洪記》）他提倡靜修，本意是避免使人心為外物引誘，并不是將修養(yǎng)的功夫一歸于靜，“蓋因吾輩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與辰中諸生》）。

（二）事上磨煉

與“靜處體悟”相對，王陽明更加重視“事上磨煉”。他發(fā)現靜修雖然必要，但是靜修也有局限性，就是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若靠著寧靜，不惟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陸澄記》）。他的弟子也多有這樣的困惑，有的感到“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陸澄記》），有的感到“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覺內外打不成一片”（《陳九川記》）。為此，他以“體用一原”的良知說為根據，主張良知展開于日常的踐履之中，進行“事上磨煉”。他說：“良知明白，隨你靜處體悟也好，隨你事上磨煉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錢德洪記》）他還主張以“動”為主，輔之以“靜”，以動濟靜，“須在事磨煉工夫得力。若只好靜，遇事便亂，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陳九川記》）?？梢姡柮鲗ⅰ皠印迸c“靜”都視為“致良知”功夫，“動、靜皆有事”是他道德教育的重要原則。他用孟子的“必有事焉”、“集義”把這二者統(tǒng)一起來。他說：“我此間講學，卻只說個必有事焉”，“動靜皆有事”，“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所謂時時去集義，只是致良知”《與聶文蔚》）。據此，他以“致良知”為頭腦，主張隨時隨地開展做學問的功夫?！按蟮謱W問工夫，只要注意頭腦得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見多聞，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fā)用流行?！保ā洞饸W陽崇一》）例如雖然他對科舉不滿，認為科舉使人心放溺，但是他并不反對科舉，“舉業(yè)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循循為之，亦自兩無相礙”（《與辰中諸生》）。對于讀書也是一樣，雖然他批評朱熹那種支離的讀書方法是“玩物”，但是他也不反對讀書，“且如讀書時，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圣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保ā饵S修易記》）兒童的日常生活，也不能等閑視之，所謂“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與辰中諸生》）?？傊?，他認為“錢谷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與陸原靜》）。

（三）省察克治

從“致良知”出發(fā)，王守仁把“省察克治”作為“存理去欲”的重要原則。在《傳習錄》中他說：“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逐一追究搜索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省察克治是使自己的內心時時保持警覺，不讓私欲、私念有一點的存在余地。他又把“省察克治”等同于《中庸》的“戒慎恐懼”，并以此為“致良知”的重要功夫。所以他說：“戒慎恐懼者是良知”（《答陸原靜》），“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與舒國用》）?！罢衙黛`覺之本體”，指的就是“良知”。

（四）刮磨

針對一般人的“良知”容易受到蒙蔽這一點，王陽明提出“刮磨”的道德教育方法。他說：“圣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刮磨。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后纖塵即見，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不加刮磨，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靈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才拂便去，至于堆積于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保ā杜c黃宗賢》）“刮磨”首先是去除物欲的障蔽，以恢復本心“自有一點靈明”，“識得仁體”。另外，“刮磨”還有通過不斷的縝密思考，鍛煉思維能力，以使“良知之用”不斷呈露的意思，所謂“聰明日開”，“良知愈思愈精明”（《錢德洪記》）。

四、對高校德育的啟示

高校大學生正處在風華正茂的青春期，各方面發(fā)展正趨于成熟。王陽明的道德教育思想對當前德育工作具有很大的啟示作用。第一，它有助于啟發(fā)大學生在德育過程中的良知與自覺。“良知人人同具”，因而要使其樹立發(fā)展的自信心，變“他律”為“自律”。第二，立足德育，使大學生全面、正確地看待知行關系。王陽明的知行論不是簡單的哲學認識論。從德育的角度，其“知行合一”的思想具有很多的合理內核。第三，他關于德育原則的論述對于指導大學生的自我修養(yǎng)也極富啟示意義。

參考文獻：

[1]郭齊家.中國教育思想史[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302.

作者：常國良 封瑋 單位：黑龍江大學